中国古都：古都旧俗与文化

都城被毁弃之后，就是已成废墟，在一定时期内也还能具有相当的影响。那些没有沦为废墟的古都，影响可能更大。这是说习俗已成规模，并不因王朝或政权的崩溃而立时有所改观。

三代之时，商人迁殷之后，文化有很大的发展，瑰丽宏伟，为其当世各地所未有。甲骨文就是创自殷人，青铜器的制作亦为殷人的绝技。近年发掘周人早期居地的周原，不仅发现刻有文字的甲骨，且有制作青铜器的作坊。周灭殷后，更徙殷都百工于丰镐，这就使周初青铜器的制作更为精美，而其他手工业的产品较前也益为繁多。就是箕子所作的《洪范》，对于周初的政治和文化也不能没有影响。周人猎取殷人的许多成就后，为了易于统治殷人的故地，曾分其畿内为邺、鄘、卫三国，稍后又尽以其封卫康叔。卫与鲁并为夹辅周室的大国。汉时，班固论卫国，说是“康叔之风既歇，而纣之化犹存，故俗刚强，多豪杰侵权，薄礼恩，好生分”11流风余韵是难于完全泯灭的。

西周以丰镐为都，周都之中不仅有商人的文化，就是诸侯封国的文化也杂列于其间，楚国在早期虽被视为蛮夷，然其地所产的包茅却为周王室祭礼不可或缺的物品。周人是讲究礼治的，礼仪不恭自然是难以容忍的大事，甚至因此有劳齐桓公对楚国进行远征。周时诗书并重于世，而诗人歌咏尤具有特色。雅颂自是王朝和诸侯的制作，而国风却出自民间。民间之诗能被采集，为都城人士所传诵，且流传于诸侯封国之间，应该认为是一时的盛事。西周初年曾大封诸侯，西周灭后，鲁、卫、郑、齐犹可略觇其旧风。其后周室凌夷，至于战国，雒邑虽仍为王室的都城，殆已失去都城应有的地位。诸侯都城相继兴起，齐国临淄稷下的学风，鲁国曲阜洙泗之间的儒术，赵国邯郸慷慨悲歌的风气，楚国郢都曼延瑰丽的楚辞，都各有其特色，远驾于雒邑之上。虽然如此，曩昔周都所重视的礼仪，为人称道的诗书，并不因周室的凌夷而即为世人所漠视。就是当年所珍贵的鼎彝重器，迄至现在，犹为代表远古文化的瑰宝。

就西汉的都城长安来说，其地距邠、岐、丰、镐皆不甚远，这些地方都是西周时的都城。故自广义来说，长安其时也应该有些古都的味道。司马迁曾经因此说过：“公刘适邠，太王王季在岐，文王作丰，武王治镐，故其民犹有先王之遗风，好稼穑，殖五穀，地重，重为邪。”太史公这段话写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所言自是偏重于经济方面。经济不能概括文化，论述文化，这段话就不免有点一面之词，难得概括全体。班固也曾论述过长安。班固之时，都城已迁往洛阳，故所论述的应该是古都长安。班固说：“汉兴，立都长安，徙齐诸田，楚昭、屈、景及诸功臣家于长陵，后世世徙吏二千石，高赀富人及豪杰并兼之家于诸陵。盖亦以强干弱支，非独为奉山园也。是故五方杂厝，风俗不纯。其世家则好礼文，富人则商贾为利，豪杰则游侠通奸。濒南山，近夏阳，多阻险轻薄，易为盗贼，常为天下剧。又郡国辐凑，浮食者多，民去本就末，列侯贵人车服僭上，众庶放效，羞不相及，嫁娶尤崇侈靡，送死过度。”12所说的应该都是西汉时的故事。东汉因于西汉之旧，典章制度很少改革，因而东汉时的长安和西汉亦应大致仿佛。虽然已是古都，当年规模似未多所改动。(www.xing528.com)

《隋书·地理志》也曾论述过长安的风俗，它说：“京兆王都所在，俗具五方，人物混淆，华戎杂错。去农从商，争朝夕之利，游手为事，竞锥刀之末。贵者崇侈靡，贱者薄仁义，豪强者纵横，贫窭者窘蹙，桴鼓屡惊，盗贼不禁，此乃古今之所同焉。” 杨氏建立隋朝，上距西汉的崩溃，约有五百七十余年，这中间还有几个政权在长安建都。可是《隋书·地理志》所说竟和《汉书·地理志》相仿佛。如果说其间还应有差别，那就是“华戎杂 错”了。西汉时的长安，域外使人的居住也有规定的街道，超出范围，可能是不会被允许的。至于“华戎杂错”，那更是说不上了。《隋书·地理志》所说的这一点是不错的，十六国时期，匈奴、氐、羌诸族都曾经在长安建过都，这样一些政权的历年都相当短暂，可是随它们迁来的民族不会都完全离去，因而“华戎杂错”也是难免的。就是迁来的这些戎人，也不断在华化过程中，也许绝大部分都已华化，说不上有若何的差别。除过这一点以外，隋时的长安和汉时的长安几乎都是相似的。

《隋书·地理志》在论述长安的旧俗以后，添了一句“此乃古今之所同焉”。这句话说得很是中肯。不仅长安如此，其他一些古都大致也相仿佛。洛阳与长安相去不远，都长期做过都城。《汉书·地理志》论洛阳的旧俗说：“周人之失，巧伪趋利，贵财贱义，高富下贫，喜为商贾，不好仕官。”《隋书·地理志》论述洛阳，先指出：“洛阳得土之中，赋贡所均，故周公作洛，此焉攸在。其俗尚商贾，机巧成俗。”接着就援引《汉书·地理志》的话说：“周人之失，巧伪趋利，贱义贵财。”并且还加了一句：“此亦自古然也。”其实不仅长安和洛阳如此，江左的建康也是一样的。前面说过，隋灭陈之后， 随即平荡了建康城，但未久就又恢复旧规。《隋书·地理志》说：“其人本并习战，号为天下精兵。俗以五月五日为斗力之戏，各料强弱相敌，事类讲武。”看来这还是承袭着秦汉以来的旧俗。《汉书·地理志》就曾说过：“吴越之后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剑，轻死易发。”《隋书·地理志》所说只是较《汉书·地理志》更为具体而已。长安、洛阳、建康皆是如此，其他古都当也皆然，至少也应差相仿佛。按之常理，事物经常在变化之中。都城的习俗也应经常有所变化，都城成为古都也难得不发生变化。但如《隋书·地理志》所说，即使有所变化，也不是很大的，《隋书·地理志》谓洛阳之俗尚商贾，这样的论述就在今天来说，也还是恰当的，洛阳人在这方面确实有其才能。而这种才能的渊源竟可追溯数千年之前。这已可说明：中华文化自来是前后相承，一直保留其本来特殊的因素，不为外力所冲乱。正是由于有这样的特殊的因素，数千年来，始终屹立于世界，而且愈加发扬光大，永无底止。古都中所显现的，只是其中一个例证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