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都的城市演变及文化发展

我国历史悠久，王朝或政权相当繁多，因而改朝换代之事，不断发生。每当改朝换代之际，对于前代都城的处理曾经有过不同的方式。大致说来，可有四种类型：一是王朝被灭，都城被毁，成为废墟。商代的殷墟、西周的丰镐、秦的咸阳、西晋的洛阳、北齐的邺、陈的建康皆难免这样的浩劫。周人灭殷之后，以其地封殷后武庚。武庚以作乱为周所诛，又以其地分为邶、鄘、卫三国，三国皆不居于殷都，殷都遂为废墟。西周为犬戎所灭后，丰镐即再未见诸记载。秦末项羽入关，烧毁咸阳，当年焦土迄今仍然成堆。西晋洛阳为匈奴攻破后，十六国迭相起伏，皆无再以洛阳为都的。直至北魏孝文帝时，始复居其地。北魏的都城等于重建，可知晋都残破的严重程度。北齐灭后，邺城犹为相州治所，北周未久即移相州于安阳（今河南安阳市），邺城及其邑居皆被毁废1。陈为隋灭后，建康亦被平荡耕垦，夷为平地2。二是王朝被灭，其都城就降为地方州郡治所。东周的洛阳，西汉和王莽的长安，唐代的长安，后唐的洛阳，北宋的开封和南宋的临安，皆同此例。东周灭后，秦设三川郡，其治所就在洛阳。西汉长安本为京兆尹治所，经过王莽改制，东汉废而不设都，仍为京兆尹的治所。唐代灭亡后，后梁即于长安设大安军，并以之为佑国节度使治所。后唐被灭，后晋虽仍暂居其地，然未久仍以之为河南府治所。北宋为金所灭，金人曾以张邦昌和刘豫为傀儡，先后居于开封，及废去刘豫，仍以其地为开封府，及蒙古南侵，金人始再以开封为都，其间相隔已数十年了。南宋的临安本为杭州，元人灭南宋，就仍以之为杭州路治所。三是因前朝的成规，即以旧都为新居。魏晋都于洛阳，即承东汉之旧。东晋南迁都于建康，南朝诸代即因而不改。北齐以邺为都，北周以长安为都，就是分别循东魏和西魏的故规。唐居隋后，也都于长安，后汉、后周和北宋皆是承后晋之后，相继都于开封。元人始居大都，明仅改其名为北京，清人又改北京为京师，其实皆是一地，清人虽称北京为京师，可是北京之名却仍旧沿用，并未完全废去。四是废弃前朝故都另建新都。西汉都于长安，长安与秦时咸阳仅隔一道渭水，南北相望。西汉建都之时，咸阳已被焚为灰烬，长安实际上是另建了一座新城，隋时改建长安城，旧城才被废去，新城在龙首原下，虽仍以长安为名，却并非一地。元代建立大都略同于隋时的长安，其时金人的中都尚未废去，元人就在其旁另建新都，中都的一隅也被划入大都之中。

上面所说的成为废墟的都城，大多未能复兴。殷都于秦末即已被称为殷墟，项羽曾在其地接受章邯的降附3。丰镐则迄未再为人所道及。咸阳自秦末被焚毁后，迄今尚可看到一些焦土。仅洛阳一处仍能再成为都城，那就是在北魏孝文帝的时期。邺与建康先后被废，其间相差，为时无多，建康后来还能成为地方州郡的治所，邺却再没有能够恢复起来。

邺没有能够恢复起来，有人为的原因，也有自然的因素。北周灭北齐后，不久就为隋室所代替，北周和隋都恐太行山再有地方势力崛起，从事反抗，故彻底摧毁邺城，不欲使之为他人所利用。按说邺能够繁荣，长期被建为都城，固然由于它是太行山东平原的重镇，也是由于东汉末年曹操的开凿白沟和利漕渠，使它具有便利的条件，邺被毁废后，渠道随即湮塞。后来隋炀帝开永济渠，和白沟有相同的作用，却不再经过邺的附近，所以邺就不可能再得到恢复，迄至今日，曩时驰名一时的三台，仅铜雀台犹稍有残迹而已。与邺相似的，还有十六国时期赫连勃勃所建立的统万城。统万城在今陕西靖边县北白城子，赫连勃勃建立统万城时，构造至为坚固。夏国灭亡后，北魏以及隋唐皆曾以之为边防重镇，北宋时逐渐为沙漠所掩没，迄今其西北隅雉堞虽犹高耸云际，城内却鲜有人迹。

建康却不是如此。隋初平荡了建康，并改设江宁县，稍后于其地置丹阳郡。据说：“丹阳旧京所在，人物本盛，小人率多商贾，君子资于官禄，市廛列肆，埒于二京，人杂五方，故俗颇相类。”4所谓二京，指的是长安和洛阳，平荡过的废墟，竟然能和长安、洛阳相媲美，其恢复的速度也是少有的。这没有别的原因，主要是建康东距太湖不远，素以富庶相称；而又紧濒大江，交通便利，这样富庶的因素不是人为的力量所能完全阻止的。当然，隋王朝也没再次有何阻止的措施。这显示出建康虽不为都，然长期都城的影响，并未因旧日王朝的崩溃而泯灭无余。(www.xing528.com)

那时候王朝的都城都有一定的规模，有的更是宏伟壮丽，隋唐时的长安就是如此。隋唐时的长安与汉时不同，始筑于隋时，唐代更为修整，有宫城、皇城、外郭城三大部分。唐代诗人白居易久居长安，对于长安城的街道布局曾频加称道，他一则说：“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5再则说：“下视十二街，绿树间红尘。”6三则说：“春风十二街，轩骑不暂停。”7而且还说：“西望长安城，歌钟十二街。”8白居易所说当是就皇城而言，与外郭城无关9。不论街道多少，在白居易看来，都整齐秀丽。长安城迭经沧桑，迄今已非唐时的旧貌，所以白居易的诗句很久不再为人道及，可是现在西安城不断扩建，远超过于唐时宫城、皇城和外郭城的规模，棋局菜畦都已难于比拟，绿树依然，红尘渐小，春风荡漾，轩骑亦不需暂停，白居易倘若地下有知，亦当惊世界殊了。

当然，也不是所有情形都变得古今相差很大，甚至迥不相同。司马迁以一代史家撰著《史记》，不仅见重累代，抑且流传所及，远臻域外。史公所记，实包罗万象，上自帝王之尊，下至庶民之细，皆靡所缺佚。就是长安城中的市井琐事，亦皆娓娓道及，甚至博戏、行贾、贩脂、卖浆之人亦皆能见于笔下，并且还指出“纤啬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奇胜”10。这样的情景核实来说，也并非汉时长安所独有，隋唐诸代也未必不是如此，就是到现在，在隋唐长安城旧址上建立的西安，也仿佛所差无几，只是具体的人物已经不是所说的桓发、雍乐成、翁伯、张氏了。司马迁还举出其时一些人具有相当的产业，其收入可与千户侯等。其中渭川的竹就是所谓产业的一种，能够在渭川有千亩竹，那就是非同小可了，就在汉代以后，只要渭川有竹，就可证明司马迁所说的并非虚谬。现今西安城中，尚有以竹笆市为名的街道，其间犹多竹肆。也许其人虽设竹肆，而尚无千亩之竹，故未闻有能与千户侯相等的富豪。这条竹笆市的设置可以上溯到明代，明代以前未见记载，却也不能就说没有设置。就以明代而论，亦可见其源远流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