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都文化及其传播影响

都城中的文化固然在全国之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都城的文化也相应向全国传播，为各地所效法。这样相辅相成，整个文化都能显示出宏伟壮丽，见誉于人口。

前面曾经提到秦汉时人所谓的关西出将、关东出相，这句俗谚显示出当时东西两方的差异。这两方的差异在都城长安中都有所显现，不过也因此而各有所补益。关西人士虽以习武为长，却也执卷穷经。关东人士熟于诗书，却也不忘武备。因而既文且武的风格就不是遥不可期的，而且也具体显现在都城之中。西汉时，冯奉世为上党潞（今山西潞城县）人，这里为关西范围，故奉世得以良家子选为郎，年三十余，乃学《春秋》涉大义，并读兵法，其后击匈奴，破西羌，其历名仅次于赵充国158。其学《春秋》和读兵法，乃是在为郎之后，也就是居于长安时事。赵充国虽也曾学兵法，然于《春秋》大概是没有研习过的159。涿郡高阳（今河北高阳县）的王尊，少时“窃学问，能史书”，治《尚书》《论语》，略通大义。他曾做过槐里的县令。槐里在今陕西兴平县，当时是长安近旁的县，容易受到都城的影响。他虽是一位恂恂然的儒士，可是这位儒士却做了护羌将军转校尉，曾以千余人马突破数万羌人的包围160。籍隶颍川鄢陵（今河南鄢陵县）的孙宝，以明经为郡吏，当然也是一位儒士，曾为议郎，并迁谏大夫，为天子的近臣。可是他作为益州刺史，就是以广汉群盗起，才被选用的。后来他拜为广汉太守，也以益州“蛮夷”犯法，巴蜀不安，而宝名重西州，才能委拜161。这里还应该提到朱博。朱博为杜陵人。杜陵在今陕西长安县东北，当时就在都城城外。据说：“博本武吏，不更文法。”博曾为长安令，京师治理，其后遂为琅邪太守，他在治郡却常令属县“文武从宜”162。当然这都是些突出的例证。可是也可以看到在当时的关西、关东之间文武的差别，通过都城长安的调节，已经有了消泯的可能和现象。

东汉时，都城由长安迁到洛阳，洛阳在函谷关东，论方位正仿佛长安在函谷关稍西一样，都可以说在东西两者之间。当时关西出将和关东出相的说法仍流传在社会上，可见其间还是有差别的。可是差别也在不断融解之中。东汉时，凉州三明有名于当世，正都是关西出将的代表人物。可是皇甫规（字威明）就曾经以《诗》《易》教授，门徒三百人，所著赋铭等文凡二十七篇163。张奂（字然明）也曾学欧阳《尚书》，并删减本有四十五万言的牟氏章句为九万言，所著有铭颂等二十四篇164。段颎（字纪明）亦折节好学165。若不检阅三明的经历，恐当以之为关东儒士，这三人都曾转战各方，却也都莅官洛阳。洛阳对于他们不会是没有影响的。至于关东儒士向以执卷诵读为业，可是执戈习武者也不在少数。东汉时，西羌扰边，为一时所烦苦。平定西羌乱事，凉州三明固曾立有大功。然羌事迁延数十年，前后立功者亦殊不少。细检《后汉书·西羌传》，参与戎政者多有各郡的太 守。汉制，太守主民政，郡尉司军事。这时却多以太守翦伐羌人，而太守又多系儒士，可知儒士并非全不习武。这里不妨再以赵苞事例作为说明。赵苞，甘陵武城（今山东武城县）人，举孝廉，再迁辽西太守。当时鲜卑万余人入塞寇钞，苞率步骑二万，大破鲜卑166。赵苞不一定久居洛阳，甚或没有到过洛阳，但当时这种既文又武的风气，对他不能说没有一定的影响。

虽然如此，关东研习诗书的风气实较见重于当世，尤其是在汉武帝听从董仲舒的建议，推崇儒家学说之后更是如此。儒家经典由此遂各立于学官，即所谓置五经博士167。由于派别渐繁，多各自名家。迄于东汉初年，经过整顿，犹有十四博士168。博士皆有撰述，汉宣帝时，曾博征群儒，论定五经于石渠阁169。东汉初年，章帝祖述遗规，亦曾会诸儒于白虎观，并依据所论定，撰为《白虎通义》170。后来到唐初，又颁布孔颖达等所编定的《五经正义》。明初还颁布了胡广等所编订的《四书五经大全》171。这些都是在当时都城中撰述的著作，它不仅影响到关东地区，而且泛及全国各处，由东汉时起一些王朝还刻制儒家经典于石上，称为石经。刻于洛阳的有东汉的熹平石经和曹魏的正始石经，刻于长安的有唐代的开成石经，刻于开封的有北宋的嘉祐石经，刻于临安的有南京高宗御书石经，刻于北京的有清石经，刻于成都的有蜀石经，五代时，后蜀都于成都，故蜀石经刻于成都。这些石经有的不限于五经，其作用当更为广泛。

都城是人才荟萃之地，西汉的设立博士弟子员，隋唐两代及其以后各王朝的科举取士制度，都使相应的人才荟萃到都城来。西汉末年，博士弟子员，前面说过，最多达到三千人，东汉中叶，更增至三万人172。唐时有人估计，所谓“乡贡”岁不下三千人173。唐以后当然是更多了。这些人才对于文化都有相当修养。这样众多的人员群集于都城之中，对于都城的文化就不会了无影响。有关这方面的记载还是很多的。唐代进士及第后照例到雁塔题名，并至曲江大宴，当时传为美谈174，也常为后世所景慕。其他各王朝的都会，也各有相应的风尚。不论其为博士弟子员或为科举登第的人物，不一定都能久留都城。他们既然受到都城文化的影响，也就可以把都城的文化传播到全国各处去。

唐代科举设科较多，其中进士科最为世人所重视。自南北朝以来，皆偏尚文辞，取士也以此为标准。唐初，进士试诗、赋及策论，中间虽间有改易，诗、赋仍占有主要位置。甚至不试策论，专试诗赋。正是这样，唐代就多诗人，而且有许多人有很高的成就。

唐代的诗人是很多的，《全唐诗》所收录的诗四万八千九百余首，作者两千两百余人。近人对《全唐诗》漏收的诗间亦有所补苴，可见作者人数还会有所增加。这些诗人到过长安的可能不是很少。他们歌咏长安，反映都城的文化无所不至。高耸于长安城的慈恩寺浮图，也就是现在为人所称道的大雁塔，当时即已见誉人口。据说唐人歌咏这座寺塔的诗，现存的犹有五十余首。凡是能够描述的大概都已见于字里行间，后来的诗人可能会有“眼前好景道不得”之感。慈恩寺浮图如此，其他各个方面当然也不会偶然疏漏。这些诗篇就已经是都城文化的显现，包括所歌咏的事物那就更为全面。

宋代沿袭隋唐旧制，也设置进士科。但宋代见重于当时、称誉于后世的却是词。词是由诗演变而来的。词的内容却多为作者抒写其个人生活，包括得意或潦倒的情绪。宋代的词人到过开封和杭州的也可能不少，词中对于开封和杭州的描述却不是很多。虽然如此，还是可以看出当时都城之中一些生活的情景。后来的元曲也和宋词一样。元代的大都在蒙古族统治之下，可能和作为都城时的长安、洛阳等地的气氛不尽相同，通过元曲的描述，可以看到大都的文化也有一定的发展，因为一些元曲就是在大都写成的175。

唐代取士，诸科目中有史科，可见当时对于史学的重视。中华民族自来是重视史事的。历代王朝皆设有史官，专掌史书的撰著，而新朝又例须为胜国修史。史官设于都城，就在都城中撰著，这是都城文化的一个方面。最为著名的史家当推司马迁，《史记》就是在长安城中撰著的。与司马迁相伯仲的班固，也是在洛阳撰著《汉书》的。撰著于长安的史书，尚有《晋书》和《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这几部史书都是唐初奉太宗之命兴修的，当然是在长安城中撰定的。撰著于洛阳的史书，尚有陈寿所撰的《三国志》176。在建康撰著成书的，则有萧子显所撰的《南齐书》和明初所修的《元史》。在开封撰著成书的，则有刘昫所监修的《旧唐书》177和薛居正所监修的《旧五代史》178，欧阳修、宋祁所撰的《新唐书》179。至于元人所修的宋、辽、金三史和清人所修的《明史》则分别撰于大都和北京，其实大都也就是后来的北京。北齐时魏收所撰的《魏书》，则当成书于邺都180。这些史书对于当时后世都有一定的影响，就是现在国外的治史者也不能等闲视之。(www.xing528.com)

这里所论述的只是几种属于纪传体的史书，即以前所说的“正史”，皆列于“二十四史”之中。这些绝大部分都是受王朝之命撰修的，因而也都是成书于都城之中。至于列于二十四史之中的其他诸史，却并非都是如此。就如欧阳修的《新五代史》就不易确定它的撰修地方181，又如李延寿的南北二史，最多只是在长安作最后的写定182，因而都难以作为在都城中撰成的著作。我国本是史学最为发达的国家，公私撰著皆极丰硕，私家执笔者虽多，若欲确定其所撰述皆在当时都城之中，殊非易事，因而暂置勿论。

历来和儒家持论不同的，厥为佛徒。佛教自传入中土以来，由于皈依者弥广，迅即由都城发展至全国各处，寺院建置亦相应增多。一些帝王由于虔诚笃信，因而更是推波助澜，促成更为广泛的发展。在这样的情况下，都城有关佛教的推广和寺院的建置，都能够对于其他地区起到一定的作用。十六国时期，鸠摩罗什初至长安，姚秦的公卿以下莫不钦附沙门，自远而至者五千余人，坐禅者恒有千数，州郡化之，事佛者十室而九183。南北朝时，梁武帝为无遮大会，道俗会者五万184，而当时南朝僧尼竟多达十余万185。两者关系显然可见。北魏太武帝的毁废佛法，所毁若干，未见记载。不过七年之后，文成帝又重事兴复，当时规定：“诸州郡县，于众居之所，各听建浮图一区，任其财用，不制会限。其好乐道法，欲为沙门……听其出家。”186这分明也是先从平城首先发轫的。自此以后，时有增加。孝文帝太和初年，平城已有佛寺约百所，而四方各处也有6478所。这时平城有僧尼两千余人，四方各处竟也有772558人。迄于北魏末年，洛阳佛寺已达1367所。洛阳之外，北魏境内佛寺竟有三万余所。洛阳当时的僧尼数目不可具知，北魏境内也增至两百 万187。僧尼这样的增多，当然也杂有别的因素。因为自孝明帝正光以后，天下多虞，工役尤甚，所在编民，相与入道，假慕沙门，实避调役188。就是除过这样的因素，僧尼还应该是不少的。即以洛阳城内来说，一千多所寺院，每所二三十人并非很多，如以二十人计，即已近乎三万了189。其他各地也是不会很少的。

佛徒所谓三武一宗之祸，北魏太武帝只是开端。北周武帝继之，其时在建德三年190。据说此次毁灭佛法，“八州寺庙出四十千，三方释子减三百万”191。这虽未说到北周的都城长安，但北齐都城邺城可以与之相对照。北齐文宣帝曾诏问秀才对策，及于沙汰释李。说到当时“缁衣之众参半于平俗，黄服之徒数过于正户”192。所谓黄服之徒，指的是道教。道教旧说出于老子，也即是李耳，道教与佛教并言，因称释李。缁衣之众指的是佛徒。佛徒半于平俗，可知其为数之多。这里只就北齐全国僧尼来说，未提到寺院，更未涉及邺城。北齐全国如是，邺城不容过于稀少。据有关文献记载，邺城大寺略计四千，所在僧尼八万193。邺城如此，长安势非过少。周武帝灭齐在其下诏毁佛后的三年，长安及周的本土既已拆毁寺院，令释子还俗，灭齐之后，邺城和北齐域内当然已难得独为例外。

北周武帝灭佛之后，接着是唐武宗。武宗毁佛，“天下所拆寺四千七百余所，还俗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人”。当时对于佛寺并非尽数拆毁，“上都、下都每街留寺两所，寺留僧三十人”194。当时还规定：节度观察使治所及同、华、商、汝州各留一寺，寺僧最多只限二十人，少的才有五人195。都城已经有了一定限额，地方自然不能稍事逾越。

五代时，后周世宗的大毁佛法，共废去寺院30336所，僧尼系籍者61200人。当时所废去的寺院只限于无敕额的。那些有敕额的寺院都还一律保存，就是那些无敕额寺院的县城也准许保留僧尼寺院各一所，因而当时还保留了2694所寺院。这是说当时本来共有寺院33030所196，超过了北周武帝和唐武宗的时候，只是僧尼却较以前大为减少。这次毁佛未提到当时都城开封佛寺的遭遇，以北魏、北周和唐朝的情况推测，五代时都城开封的佛寺也可能是很多的。就是后周世宗毁佛之后，开封城中所保留的寺院也应还是不少的，因为当时规定“应有敕额寺院一切仍旧”。

可是周世宗以后，开封的寺院却还有待于考核。周世宗崩后未久，宋朝即已建立。宋人有关开封的撰述，《宋史·艺文志》著录有王权的《大梁夷门志》和宋敏求的《东京记》，皆佚失已久，明嘉靖年间李濂撰《汴京遗迹志》时即未曾寓目197。王权之书诸家未见著录，宋敏求之书则于官廨、私第外并载寺观198，盖与其所撰的《长安志》体例相同。开封为朱梁及石晋以来的都城，敕额寺院应非一处。就在周世宗时亦有建置，至少有天清寺等五所199，故宋敏求得以有所记载。这里的问题不是寺院有无的问题，而是多少的问题。据李濂《汴京遗迹志》所载，开封城内建于宋室南渡以前的寺院，共二十八所。除后周所建的五所，另有北齐所建的两所，五代时后唐所建的两所，其余二十所皆为北宋时所建。这和《洛阳伽蓝记》《长安志》所载相比较，实甚鲜少。当然《汴京遗迹志》所载，乃是李濂由宋代文献记载所考核并得之当地父老的传闻，自非宋时的实际情况。不过宋时开封佛寺不如北魏洛阳和唐时长安的众多是可以肯定的。出之南宋时人孟元老所撰的《东京梦华录》，就很少记载开封的寺院。孟元老之书，“自都城坊、市、节序、风俗，及当时的典礼、仪卫，靡不赅载”，显得十分渊博，其中也并非不载寺院，相国寺就是一条，所记载的也相当细致，仿佛《洛阳伽蓝记》的笔墨。相国寺固然有罗汉、佛牙、名公笔迹和楼殿人物的壁画，都是“莫非精妙”。它之所以能够列于记载，却是寺内为万姓交易的场所。相国寺以外就无所记载了。这只有一种可能，就是北宋一代开封城内的寺院并非很多，其中值得称道如相国寺的更少。故沦陷之后，怀念故国山河者如孟元老诸人也未能偶然及之。

这不是没有道理的。北魏太武帝固然大毁佛法，继其位的文成帝却以释迦如来能“助王政之禁律，益仁智之善性”，而颁下修复佛法的诏书200。迁都洛阳的孝文帝更是“善谈老庄，尤精释义”201，其后宣武帝也是“笃好佛理”202。在上者有这样的爱好，佛法自然得到恢复，不仅都城的寺院大为增多，而且由都城波及全国。北周武帝废佛之后，为时未久，至隋文帝时，又复恢复203。当时所下诏文虽说是境内之民，揆诸情势，当仍由都城肇始，而后及于国内各处。唐武宗的毁佛几至一蹶不振。可是到了宣宗时，都又完全恢复。宣宗并非佞佛，佛法能够得到恢复，实乃“是时君臣务反会昌之政，故僧尼之弊，皆复其旧”204。这当然也是从都城肇始，迅及普遍到全国各地。后周世宗毁佛之后，只有四年宋室即建立，这和北周武帝毁佛六年后即入于隋相仿佛。隋朝建立，隋文帝就恢复佛法，可是宋室建立后，宋太祖却未闻有所设置。《汴京遗迹志》所载后周所建诸寺，有的就在世宗毁佛之后。既是毁佛以后所建立的，自不便再在全国推广。开封所建立的寺院不多，对于全国的影响不大。从宋代起，佛教也在不断演变之中，不足以转动政治社会的趋向，都城之中既不至于再有那么众多寺院，都城以外的各处也就不再受其影响而多所建置了。当然，这并不等于说，佛教从此就烟消云散，和都城了无关涉。北宋时，开封城内的大相国寺自不必说起，南宋时，杭州城外的灵隐寺也是一代名刹。至于北京，历金、元、明、清以至于民国时期，城内城外的佛寺也还是不少的。不过对于当时都城文化都难起到很大的作用，其余各处更是无从说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