域外文化的吸取：古都文化更丰富多彩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富丽堂皇。中华民族仍能吸取外来文化，撷取其中优点，增强固有文化的内容，不断发扬光大，愈益灿烂光辉。这在都城的发展演变中也是不时可以见到的。

论都城的吸取外来文化，当始于汉武帝时的长安。武帝之时，汉朝国势已臻强盛，版图开拓，超迈前代。不仅匈奴畏威，不敢轻易南下牧马，就是西域各国也都有信使往还。而西域各国凭借其富庶的绿洲和广阔的草原，物产丰饶，尤多新奇品种，为中原所未有。西域诸种物产中，以葡萄颇负盛名，这时始为汉朝所知悉。民间传说，乃是张骞由西域携归的。虽为传说，差为近实。汉武帝因之在长安建葡萄宫。在汉时诸宫殿中，葡萄宫是一座重要的宫殿，哀帝时，匈奴单于来朝，就暂住在葡萄宫中56。葡萄宫在上林苑西57，近在长安城外。西域所产的马匹较之葡萄更为有名，尤以大宛所产的最为名贵，汉人称之为天马，以别于乌孙的西极马58。汉朝为了要取得这种马匹，还引发了和大宛之间的战争。战争的结果是汉军取得了胜利。大宛马因而也传到了长安59。因为有了这样的天马，在王朝的十九章的《郊祀歌》中，还特地撰写了《天马》一章。其中有句说，“天马徕，从西极，涉流沙，九夷服”60，可见极为重视的情形。当时长安城内城外皆有养马的厩。在城内的有未央大厩和六厩，城外有九厩。城外的九厩中有大宛厩，当为豢养大宛马的所在61。大宛马嗜食苜蓿，为了豢养大宛马，就在离宫别馆旁边多种葡萄、苜蓿62。葡萄、苜蓿因而就成了长安风景的点缀。

班固撰《西都赋》，说到长安的奇珍，曾经提道：“九真之麟，大宛之马，黄支之犀，条支之鸟，逾昆仑，越巨海，殊方异类，至于三万里。”长安诸宫殿中有称为奇华殿的，就是收藏来自海外的异物的殿庭63。这里所说的九真在今越南南部，大宛在今中亚细亚，黄支在今印度东南，条支则在今伊拉克，故班固赋中就说到要逾昆仑和越巨海。从西汉时始有这样一些奇珍，都城就更为丰富多彩，以后统一王朝的都城也都做到了这一点。这在现在说来并非难得事物，但在以往的岁月中却是不易获致的。

随着域外物产的输入和交往的频繁，各国使节和商贾也就相继随来。西汉时，长安城中有一条槀街，是所谓“蛮夷邸”的所在地64。以后的都城中这样的设施是会因时而有所增多的。北魏都城洛阳也有所谓四夷馆。永桥以南，圆丘以北，伊洛之间，夹道都有设置。因为“自葱岭以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款附。商胡贩客，日奔塞下”，所谓四夷馆的设置也就是不可或缺的了。由于这些人“乐中国土风，因而宅者，不可胜数。是以附化之民，万有余家，门巷修整，闾阖填列，青槐荫柏，绿柳垂庭”65。这万有余家的外侨，就不能说对于文化的交流没有影响。从此以后各个王朝的都城中，外侨都是络绎不绝，相率留居，不欲遽去。直到清末和民国初年，北京城内东交民巷犹为外国使馆的所在地。

这样汲取外来的文化以丰富都城的景观，自汉武帝肇其端倪，后来就陆续踵行。还在北魏于洛阳设置所谓“四夷馆”之前，东汉明帝就已在洛阳城处建立了白马寺。据说，明帝梦见金人，身有日光，以问群臣，有人说是天竺的佛祖。明帝因发使前往天竺，写致经像。使者以白马负经归来，佛僧摄摩腾也随同莅至，因而建立了这座寺院66。这座白马寺历魏晋至于北魏，还依然存在。据说，原来寺上的经函，还一直保存到北魏分成东西之后67。北魏孝文帝倾心汉化，洛阳城内的胡氛因之逐渐消沉。诸伽蓝亦皆仰承中朝旧规，为一时风尚。然城东的菩提寺68和城西的法云寺，就为西域胡人所建立，而法云寺“佛殿僧房，皆为胡饰，丹素炫彩，金玉垂辉”，“西域所赍舍利骨及佛牙皆在此寺”69。

佛教自东汉时起传入中国后，由于信徒日增，陆续都在发展，就以都城洛阳来说，迄东汉一代，虽仍只白马一寺，经过二百多年，到了晋怀帝时，洛阳的佛寺已增加到四十二所70。稍后至十六国时期，后秦姚兴也在长安城内建立了波若台和须弥山71。经过永嘉乱离和其后相当长久的社会紊乱，洛阳残破，长安亦难得完整。姚兴所建立的波若台和须弥山已成陈迹，不堪闻问。白马寺虽再经沧桑，还能多历年岁。晋初所建立的太康寺72和石塔寺73于北魏时仍能得见遗址，其他就须征诸有关文献记载了。自经永嘉丧乱，再经南北对立，佛教更转趋兴盛。北魏太武帝时曾经大毁佛法，即沙门所谓三武一宗之祸之一。过了这一关后，不仅有所恢复，而且又大为发展。到了孝文帝初年，平城的佛寺新旧且百所74，其间有的制作精妙，见誉人口75。由平城迁都到洛阳，佛寺的建筑就愈益繁多。当时任城王澄曾经奏禁私造僧寺，他指出：“都城之中及郭邑之内，检括寺舍，数乘五百。空地表刹，未立塔宇，不在其数，自迁都已来，年逾二纪，寺夺民居，三分且一。”76可是他的奏请并未起到彻底禁绝的作用，反来更为增添，超过了一倍。迄于北魏季年，共有佛寺一千三百六十七所77。到了孝静帝迁都邺城，洛阳残破之后，还有余寺四百二十一所78。就是这样的剩余之数，在洛阳城中还占有相当广大的地方。其中最为稠密的，一里之中竟有十寺79，次多的犹有四寺80，一里两寺，或两寺相邻也不是少数81。

当时南朝与北朝对峙，对于佛教的传播，也不稍有逊色。梁武帝就是佞佛的信徒，曾经数次舍身同泰寺，为史册少见的记载82。同泰寺至宋时犹存，称为法宝寺83。梁武帝既佞佛，在建康城中所建的佛寺，当不止同泰寺一处84。南朝佞佛的帝王公侯不少，并非只有梁武帝一人，因而建康城中的佛寺陆续兴建，据说竟多达七百余所85。唐代诗人杜牧诗中有句说，“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86，可能是指南朝末叶而言。

迄于隋唐两代，佛教依然兴盛，长安城中及东都洛阳的佛寺也都有相当的规模。隋初承北周武帝再度毁灭佛法之后，即改弦更张，曾普诏天下，大兴释教，任听出家，仍令计口出钱，营造经像87。至于建造寺院那就不在话下。到了唐代，即因隋氏旧规，间有损益改置。北宋时宋敏求所撰的《长安志》曾经有所记载。《长安志》撰成之时，上距唐亡已有一百七十年88，所记当为唐代末年事89。长安历经浩劫，沧桑再易，旧迹已多沦丧，次道所记当非全貌，然亦可以略见一斑。据其所记，长安一百一十一坊共有寺院一百一十二所，其中仅有少半的坊未有建置，建寺最多的坊计有五所90，其次有四所的四坊91，有三所的六坊92，似尚不如北魏洛阳的一些里坊为稠密。

《洛阳伽蓝记》于各佛寺的“殚土木之功，究造形之巧”处多所记载，于其规模大小则少事涉及。隋时始建大兴善寺，在靖善坊内，尽一坊之地93，于诸寺中规模最为宏大94。而慈恩寺凡十余院，总一千八百九十七间，占进昌坊东部一半的地方95。荐福寺也占开化坊南部一半的地方，其浮图院还在开化坊南安仁坊的西北隅，浮图院门北开，正与寺门隔街相对96。青龙寺较小，在新昌坊南门之东97。大兴善寺今仍故名，慈恩寺和荐福寺皆有浮图，就是现在所常说的大小雁塔。慈恩寺浮图更是仿效西域窣堵波制作的98。

佛寺壁上通常皆有图画。所画的图自多与佛事有关，这当然也是受到域外的影响。梁时吴人张繇在县光宅寺殿壁上图绘诸经变99，就曾为人所称道。唐时长安各寺殿壁上率皆有图像100，当世画工多有专工这一行业的，而吴道玄所绘制的最为有名101。于阗人尉迟乙僧所绘制的亦享誉于当时102。历代名画，作者甚多，佛寺壁上的佳作却是别具一格，其取材着笔，多有异于中土，特别是尉迟乙僧所作，更具有西域特色。

当时因佛寺的建筑，所受到的外来影响，自不仅佛寺中的壁画，而雕刻塑像也是其中的巨擘。塑像易毁，当时所制过后率多残坏，而雕刻却能历久不隳。一般佛像的雕刻为数极为繁多，可以不必具论，独有云冈和龙门两处的石窟，久已闻名于海内外。云冈在大同城西，这是北魏建都于平城时的创举103。迁都于洛阳后，就在龙门继续制作104。北魏都城南迁，平城就降低为一般城市，甚至成为离边塞不远的堡垒，云冈石窟也就无所增添。洛阳则不然。北魏分为东西，洛阳暂时失去都城的地位。隋唐继起，洛阳成为新朝的东都。虽然是陪都，一些君王却常在这里居住，使它和都城一样。他们的佞佛颇不亚于前朝，因而龙门石窟就不是北魏一代的绝作。云冈和龙门是古代都城附近仅有的两处石窟，而龙门石窟就数量上说，又远超于云冈石窟。这是论洛阳作为都城时的文化所独有的凭借，也是探索外来文化对于都城影响时突出的证据。(www.xing528.com)

域外传入的宗教，佛教而外，还有数起。唐时长安城内布政坊、醴泉坊、普宁坊105和靖恭坊106并有祆教祠。东都洛阳城内会节坊和立德坊亦皆有祆教祠107，就是东都南市西坊同样有祆祠的建立108。当时景教在长安和洛阳也建有寺院，称为波斯胡寺。长安城内的波斯胡寺建在义宁坊109，醴泉坊本来也有波斯胡寺，后乃置于布政坊110。洛阳城内修善坊亦建有波斯胡寺111。景教而外，摩尼教亦有在长安建寺事112。这些外来的宗教对当时所在的都城也不是就没有相应的影响。义宁坊波斯胡寺教士所立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就曾历叙他们传教的功德113。这座碑近多年颇为世人所重视，为研究唐代都城长安的文化者所取资。不过景教在当时是难望佛教的项背的。

随着域外文化的传入，音乐也传到内地来了。音乐传入可以追溯到张骞的凿空。西域各国人民率多喜音乐，擅歌舞，道路既已开通，这种习尚也就因之内传114。中间虽也偶有间隔，却仍陆续不绝，而且周边各国都有传入，其中最为重要的还应数到西域乐。北魏平河西，始得沮渠蒙逊之使，其中绝大部分是所谓胡戎之乐115，也就是后来隋唐时的西凉乐116。北齐时，龟兹琵琶更盛行于邺城，其能手曹妙远甚至封王开府117。北周时，西域诸国龟兹、疏勒、安国、康国之乐聚于长安118。隋文帝开皇初年，始定令置七部乐，其中高丽伎、天竺伎、安国伎、龟兹伎，显然是国外传入的。就是这七部乐中还杂有疏勒、扶南、康国、百济、突厥、新罗、倭国等伎119。到炀帝大业时，定清乐120、西凉121、龟兹122、天竺、康国123、疏勒、安国、高丽124、礼毕，以为九部乐，其中本出于中土的，仅有清乐和礼毕两种。

《新唐书·礼乐志》说：“至唐，东夷乐有高丽、百济，北狄乐有鲜卑、吐谷浑、部落稽，南蛮有扶南、天竺、南诏、骠国，西戎有高昌、龟兹、疏勒、康国、安国，凡十四国之乐。而八国之伎，列于十部乐。”125所谓十部乐是沿用隋炀帝的九部乐。唐初平定高昌，尽收其乐，令自成一部，又别造燕乐，而去礼毕曲，合起来共是十部126。这十部乐中，也只有清乐出自中土，与他乐不同。这些乐曲都是在宫廷庙堂中演奏的，当然是在都城之中。吸取域外的音乐，以隋唐两代最为盛行。其后各王朝继续吸取，这是中华民族的优越处，随时都可以发扬光大。其所吸取的当然是首先见于都城之中，然后再及于各地。

自来音乐和舞蹈是容易联系在一起的。域外音乐既已传入中土，舞蹈也就随之俱来。这在隋唐时期最为盛行，与中土的舞蹈并列，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而唐时尤为显著。唐代舞蹈的种类和名目皆极繁多127，其中显然来自西域的有《柘枝》《胡旋》《胡腾》三种128。柘枝舞出自石国，故其舞时，须着胡帽银带129。胡旋舞出康国，米、史、俱密诸国亦颇盛行130。胡腾舞亦出自石国131。凉州、甘州皆隶于陇右道，然凉州舞和甘州舞俱应传自西域，至少亦曾受到西域乐舞的影响132。当时还有一种钵头舞，钵头或作拨头，也是由西域传来的133。

与域外音乐先后传入中土的尚有百戏134和球术。汉始通西域时，安息国即曾献过眩人135，都卢国亦曾献海中砀极、漫衍、鱼龙诸戏136。中土本已有角抵137，这些来自域外的百戏和角抵相配合，也算是相得益彰。

这种鱼龙漫衍之戏，北齐时还曾在邺城演出138。邺城能有这样外来的杂戏，自是承袭北魏的遗规139。北齐亡后，散乐俱入于北周。北周宣帝因之增修百戏，据说“鱼龙漫衍之伎，常陈殿前，累日继夜，不知休息”140。隋炀帝时，亦曾总追四方散乐，大集东都，其中有《黄龙变》者，盖即鱼龙漫衍一类的乐舞141。到了唐代，西域杂戏的传入虽曾受到禁止142，其实也是难于都能一时廓清的143。唐中叶以前，最为盛行于洛阳和长安即所谓东西两都的泼寒胡戏，就是明显的例证。泼寒胡出自葱岭以西的康国，据说是“至十一月，鼓舞乞寒，以水相泼，盛为戏乐”144。会时作乐，故当时著作列之于四方乐中145，至玄宗时才被禁绝。这里还应该提到打马球的球术146。这也是从西方传入中土的，而且在唐初即已传入，开元天宝年间已风靡一时，唐玄宗及其兄弟诸王皆酷爱此技。玄宗球技尤精，当其尚为诸王时147，就曾战胜来自吐蕃的劲旅148。当时名画家韩干曾绘有《宁王调马打球图》，此图早已亡佚，仅见其名次于张彦远所撰的《历代名画记》中149。韩干之图虽亡，近年出土的章怀太子墓道壁画《打马球图》，历历可睹。此风至于北宋仍沿袭不辍150。唯宋时队舞中有打球乐队，舞者各执球仗，而未言及骑马，当与打马球有别151。女子打球，唐时即已有之。王建《宫词》曾有诗句说：“殿前铺设两边楼，寒食宫人步打球。”152这和宋时打球乐队所说相符合，并且不是打马球，而仅是打球舞了。但这并不等于说女子就不能打马球。花蕊夫人的《宫词》说过，“自教宫娥学打球，玉鞍初跨柳腰柔”153，就是明证。

辽金时亦皆沿袭此技。其帝王于拜天之后，即打球行乐154。辽金帝王拜天之所即在都城。辽上京临潢府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左旗。金初都于上京会宁府，在今黑龙江省阿城县，灭辽后迁都于中都大兴府，在今北京市；其后又迁于南京开封府，即五代以来及北宋的旧都。拜天每岁必须举行，是在这几处都城都曾频繁实行过。拜天之处即是球场，故打马球的传播是相当广远的155。直至明时，打马球的习俗并未稍替156。

其实这些杂戏球乐在现在看来，也并非就都是稀奇少有的。所谓杂戏，应该就是现在的杂技或者马戏团表演。在以后的年代里也是有的，不过具体的内容，也许会有若干的改变。至于球戏，则更不限于马上。只是后来打马球戏不再见于记载，谅已失传。打马球戏虽已失传，其他球戏更益繁多。不论杂戏或球戏，越到后来就相率轶出于都城之外，直到现在更普遍到宇内各处，这也是文化传播的一个方面。

这里所论述的主要是两汉至于隋唐有关都城的文化受到西域的影响，其他方面的文化虽也有所传入，都难和西域相比拟。后来丝绸之路受到阻塞，海上交通却日趋发达。来自欧洲的文化在都城中的影响就日趋显著。明时意大利的利玛窦和汤若望等人先后到达北京，以其舆地之学和历法著闻一时157。其后至于清代，仍陆续不绝。鸦片战争后，来者益多，对于都城文化的影响，也就更为广泛，甚至西学与中学并立，寖假西学且有超过中学之势。北京西郊的圆明园更是参照西方建筑的模式，惜已毁于咸丰年间英法联军之役。至于宗教就益为明显，天主教和耶稣教的教堂，与佛寺道观参差并立于北京城郊各处，似尚不易和寺观计较多少，更难和南北朝至于隋唐时期洛阳、长安、建康的佛寺相提并论了。

正是由于中华民族善于吸取外来的文化，汲取其间的精华，并且适合于我国的国情，首先是在相应的都城反映出来，因而都城中的文化就更显得丰富多彩，为当时后世所称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