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城附近植被的维护与破坏

植被有含蓄水源、调节气候的作用，尤其是森林在这方面的作用更为明显。而都城附近的森林还能增添当地的宜人景色。历代都城附近的植被都各有它的特色，受到当时后世的称道。

长安位于关中平原。远在西周都于丰镐时，关中平原还是有很多的森林的。由于森林很多，有的称为平林156，有的称为中林157，这些平林或中林大概都是一些混合林。也还有些单纯某种树木的森林，譬如，棫林158和桃林159，这分明是单纯的棫树或桃树成林的。至于关中平原北面的北山和南面的秦岭更是林木蔚然，葱茏郁秀，这在《诗经》和《山海经》中都有具体的记载，不必一一列举。由于森林众多，遍地皆是，直到战国末年，还有人称道当地的“山林川谷美，天材之利多”160。至于更远的陇山以西，也是森林广被，遍布于渭河上游各地161。

由于人口的逐渐增多，农业的不断发展，森林也就受到相应的破坏，都城附近就更为明显。都城设置之后，各项建筑用材也就随着大量增加，这就必然取之于附近的山林，甚至都城中薪炭的消耗，也会使森林受到严重的损失。由周迄汉，其间的变化显然可见。汉时关中有“陆海”之称，为九州的膏腴地，可是只有鄠（今户县）、杜（今长安县）的竹林，能与南山的檀柘相媲美162，当是广袤平原已无其他森林可言。汉时长安及其附近宫殿甚多，在今周至县的有长杨宫163和五柞宫164。五柞宫的得名是因为宫内有五株柞树165。长杨宫的得名当也是因为宫内多长杨的缘故。宫内长了几株柞树和杨树还这么的珍贵，可见当时关中平原已经没有森林，不然，以皇宫重地，怎么能以几株树木来命名？当平原的森林都已罄尽后，必然转而破坏南北的山地。西汉崩毁后，东汉迁都洛阳。东汉历年二百，不能说短促，可是二百年间关中南北二山遭受破坏的森林尚未能恢复。东汉末年，董卓挟迫汉献帝迁都长安时，就曾打算利用陇右的材木建筑宫殿166，这里面的信息是很明显的。自此以后，经过较长时期的恢复，隋唐王朝再以长安为都，秦岭山上又复郁郁葱葱，到处是茂密的森林，甚至在长安城东南的曲江池旁，也可看到由池水反映出山上万木的秀色167。可是由于隋唐时期建立新的长安城，秦岭的森林自然难免又受到破坏，唐代中叶，长安附近诸山已无巨木可供采伐，而要远取于岚（治所在今山西岚县北）、胜（治所在今内蒙古准格尔旗东北）诸州168。

秦汉和隋唐以咸阳或长安为都城时，不仅附近各处的森林遭到破坏，就是邻近的草原地区也遭到相同的命运。本来关中农耕地区之北就接连着草原地区。由于咸阳和长安相继做了都城，农业地区向北推广，草原地区就相应向北退缩。远在战国末年，秦国已经以咸阳为都，并于西北各地分设郡县，其北地郡设在今甘肃省东北部泾河上游，北地郡的设立显示当地已由草原地区转变为农业地区。秦汉王朝继起，更向这里迁徙人口，残留的草原也都尽量开垦。草原的破坏促进了水土流失。泾河在西周时本是相当清澈的，甚至比渭河还要清澈169。到秦汉时却已十分浑浊，郑国渠开凿时，就引的是填阏之水。后来开凿白渠，又有“泾水一石，其泥数斗”的说法，这都说明了泾河浑浊的程度。西汉和隋唐之间，长安虽有一些政权以之作为都城，但历年都很短促，对于植被的破坏尚不至于过分严重，而且农耕地区显得由北向南的退缩，草原又复扩大，这时期泾河再度清澈起来。可是隋唐两代和秦汉一样，又在泾河上游设置了许多州县，农耕有了起色，水土流失继续加剧，泾河甚至较前更为浑浊170。泾河如此，渭河也不是没有变化的，陇山以西渭河上游的森林同样遭到大量的砍伐，水土流失严重，渭河内也含了大量泥沙。这些都影响到长安附近的航运。

长安濒渭河。渭河本是可以通航运输的。渭河航运始见于春秋时的记载。那时船只可以上通到秦国都城雍的附近171，用现在的地理位置说，就是通到了宝鸡县。秦汉王朝建立后，咸阳和长安先后成为渭河运输关东漕粮的终点，就是后来到了隋唐时期也还是如此。西汉和隋唐虽都利用渭河运输，却又都另外开凿了由长安往东傍着渭河的漕渠，这说明了渭河固然可以用作运输的水道，但并不是没有问题的。不过西汉时的问题和隋唐时不完全相同。西汉开凿傍渭的漕渠，是因为长安以下渭河的航道太长的缘故。由于渭河下游多弯曲，这段航道有九百余里。开凿成渠，航道只有三百余里，省去了三分之二的路程，而且在漕罢之后还可以利用渠水灌溉，西汉王朝真是何乐而不为之172。隋唐漕渠始凿于隋文帝时，却是因为渭河含沙量过大，河床淤沙过深，不利于行舟。当时为了开渠，还特别下了一道诏书说：“渭川水力大小无常，流浅沙深，即成阻阂，计其途路，数百而已，动移气序，不能往复，操舟之役，人亦劳止。”173可见隋时开凿漕渠与缩短航道路程无关。到了唐代中叶，漕渠阻塞，漕粮只好仍由渭河运输，有时候就不免掊沙行船，其间的艰难困苦，就可想而知了174。这种破坏植被的影响何等巨大，可惜当时的人是不会明了其中的底细的。

洛阳周围也有山，山上的森林也因都城的建立和人口的增加而受到相当的破坏。早在西汉初期，汉景帝外家窦少君微时，曾为其主人在宜阳山中伐木烧炭，同伙共有百余人之多175。汉时宜阳在今宜阳县西洛河之北，距洛阳并非很远。窦少君的主家是宜阳人还是洛阳人，未见文献记载。洛阳既距宜阳不远，又是当时的河南郡治所在，人口较多，木炭用途更广。宜阳都已成为烧炭的地方，则洛阳近旁山地的森林当也未能幸免，甚而可以说洛阳附近的森林已经存留不多，难于供应当地的需要，不能不远求之于宜阳山中。烧炭乃是民间生活细事，暂且置而不论；洛阳城中建设所需的材木，自是就近采伐于周围山中的。洛阳于东汉魏晋时相继建为都城，未闻由远地运输材木，当仍是取之于附近山中。自西晋末年永嘉之乱，洛阳荒残以后，至于北魏孝文帝的迁都，其间相隔垂二百年，不能不说是相当长久。洛阳附近的山林理应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北魏以洛阳为都，虽是因袭魏晋旧居，实际上是另建新都。其规模的宏大，当时殆无能与之媲美的。可是建设都城所需的材木却要远取之于西河之地，也就是现在吕梁山上176。为什么如此？只有一个解释，就是洛阳附近诸山的森林虽经恢复，殆未能完全和以前一样，仍难满足当时的需要。唐代于出产材木的地方分设了六个监，皆掌管采伐的工作177。其中百工、库谷、斜谷三监，分别设在陈仓（今陕西宝鸡市）、鄠县（今陕西户县）和郿县（今陕西眉县），都是在秦岭山中砍伐，供应都城长安的材木；其余就谷、太阴、伊阳三监，分别设在王屋（今河南济源县西）、陆浑（今河南嵩县东北）、伊阳（今嵩县西南）三县，采伐王屋山和熊耳山的材木，供应东都洛阳的需要。王屋山和熊耳山皆距洛阳较远，尤其是王屋山还在黄河以北，材木运输尚多困难，当时要到这些地方砍伐材木，可见洛阳附近诸山已经没有什么森林了。(www.xing528.com)

洛阳附近熊耳、外方等山地和黄土高原不同，黄土疏松，不耐侵蚀，故泾、渭诸河皆多泥沙，水色因而浑浊。山地多石质，不易受到侵蚀，洛阳附近山林虽多受到破坏，对于伊洛两河却没有很明显的影响。唐人有诗说：“周秦几时变，伊洛水犹清。”178正是一个概括的说明。不过流经洛阳诸河水并不是完全都没有变化的。前面已经说过，流经洛阳的河流主要有伊、洛、瀍、涧四条。其中瀍河最为短促。瀍河的发源地就在洛阳北面的邙山上，由邙山流下入于洛河。涧河较瀍河为长，不过都不能和伊洛两河相比。可是瀍涧两河却常和伊洛两河相提并举。《尚书·禹贡》篇就曾经说过：“伊洛瀍涧既入于河。”《禹贡》还说：“道洛自熊耳，东北会于瀍涧，又东会于伊，又东北入于河。”可见瀍河是洛河的一个重要支流，也是洛阳附近一条较大的河流。前面论述过东汉时王梁和张纯开凿阳渠时修建的千金堨。后来魏晋和北魏诸朝都先后葺补，成为著名的水利设施。这千金堨在穀水和瀍河合流处或其稍下的地方。为什么把千金堨修在这里？不出两个因素。其一，穀水本来入于瀍河，而瀍河直向南流，入于洛河。可是阳渠却要引水东流，围绕当时的都城，以便于漕运，所以必须修建这样一座大堨，使穀瀍两河水合流后不再向南流去。其二，修建这样一座大堨还要控制阳渠的水量，使它不至于过大，以免发生泛滥的灾害。既然这样，为什么不在上游的地方修建，而要修建在穀瀍两河合流处或稍下的地方？显然是为了控制住这中途流入的瀍河水量。如果瀍河原来就是如此细小，当时何劳在这里修建这座千金堨？可是现在的瀍河只能算是一条小溪，潺湲细流，由邙山的山沟中涓涓流下，不仅不能和伊洛两河相比，就是和涧河并列，也显得很不相称。《禹贡》以瀍河和伊、洛、涧并举，似乎有点不伦不类了。瀍河怎么会变得这样的细小？这是一个不大容易解答的问题。一般说来，一条河水的源头以至上游一段，若是穿流于森林地区，森林能涵蓄水源，当夏秋暴雨霖雨时，所降之水为林地所涵蓄，不至完全倾泻而下，降水过后再渐渐流出。故河中水量较大。迨森林砍伐罄尽，无由再涵蓄水源，因之水流就会变得细小。这样的道理也可用以说明瀍河的变化。不过远古时期，邙山的森林究竟茂密到什么程度，却还另是一个问题，目前尚不易具体解决。博雅如郦道元者，于所撰的《水经注》中对于一些水滨河畔多林木处，皆备加描述，往往引人入胜。而于《瀍水注》中，仅说瀍水出穀城县潜亭之北的梓泽中，还说到泽北对原阜、水西一原，其上平敞，即古潜亭所在，其他则别无说明，于邙山也未多着笔墨，难知其详细究竟。探隐索微，只好留待来哲。

北京作为都城，和长安、洛阳有其不同处，但附近群山上的茂密森林却有过之而无不及。太行山上的森林连绵不绝，明代曾经利用它做防守的要地179，而居庸关的林障邃险，更增长了关城的雄壮声势180。特别是居庸关东的军都山和燕山之上的几百里松林，繁密茂盛，中间山路穿林而过，林密路狭，往往只容一人一骑，就在明代还恃之以阻遏由北边南下的进犯者181。由于北京长期作为都城，这些山林就难免受到破坏，不要说北京城内宫殿官署所用的材木大半取于这些山上，就是皇帝和达官贵人所使用的木炭，也都在这些山上烧制。明代于易县（今河北易县）所设立的柴厂，就经常有数千人在那里采薪烧炭182。等到林木砍伐罄尽，原来所说的险要也就难于尽恃了183。

今永定河绕北京城南东流。永定河就是前面所提到的㶟水。㶟水发源于今山西朔县南。流经黄土高原东北部，水中自然多含泥沙。元时称为卢沟河，也称小黄河，就是因为它的浑浊的缘故184。这应与太行山和军都山的森林的破坏没有若何的关系。不过这并不是说这些山上森林的破坏对于北京的自然环境就毫无影响。北京虽位于华北平原的北部，隔着军都山就是蒙古高原。蒙古高原上多沙漠，西北风起，沙尘随风飘扬，当这些山上森林繁密茂盛时，沙尘受到阻拦，还不至于过多地飘扬到北京城内；森林破坏之后，无所阻拦，于是北京城内的尘沙就日渐增多了。

明清以前，北京城内并不是就绝对没有尘沙。唐代诗人陈子昂登蓟丘楼时，就曾经看到过：“胡沙飞且深。”185元顺帝时，北京起了一次大风，由西北方面刮来，飞沙扬砾，昏尘蔽天，一直刮了一个多月186。不过这都还可以说是不常见的现象。到了明代，这样的现象竟然已经是习见不鲜了。宪宗成化六年（公元1470年）大城县的大风沙187，武宗正德四年（公元1509年）东安县（今河北省安次县）的大风沙，世宗嘉靖二年（公元1523年），通州（今北京市通县）、蓟州（今天津市蓟县）、东安、香河、永清、遵化、大城、顺义等州县的大风沙188，嘉靖三十年（公元1551年）北京城内的大风扬尘蔽天昼晦，穆宗隆庆二年（公元1568年）北京城内的大风扬沙走石，白昼晦冥189。神宗万历三十七年（公元1609年）通州的大风拔木扬沙，万历四十八年（公元1620年）昌平州（今北京市昌平县）的暴风扬沙190，熹宗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北京城内的大风扬尘四塞191，思宗崇祯十三年（公元1640年），北京城内的大风扬沙192，都是具体的例证。这些有风沙的地方不皆在北京城内，但相距邻迩，对于北京城内就不能没有影响。当时诗人袁中道也有诗句说：“飞沙千里障燕关。”193可见北京及其附近各地尘沙飞扬已是经常的现象。后来到了清代，有关北京城及其附近风沙的事例就更为频繁，无烦一一备举。这样连篇累牍的记载就不能说是偶然了。显然可见，到了明清时期和以前各代是不尽相同的。就是迄至现在，北京城内的风沙并未减轻，这种数百年来的遗害还有待于努力消除，正本清源，似须积极培护森林，填补明清以来所造成的损失。

开封处于华北平原的中部，距山地较远，南京和杭州皆位于长江下游太湖流域，森林易于成长，即令受到破坏，也易于恢复，故皆略而不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