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都和文化：改良土壤和农作物种植地区的推广

如上所说，解决都城的粮食问题不外两途：发展都城附近农业生产和开凿有关河道，仰赖于其他地区的漕运。漕运固然重要，万一漕运中断或阻隔，往往就酿成严重的问题。历代的王朝或政权或多或少都曾经有过这样的经验，而唐代的问题最为突出。唐初，都城长安所在的关中，每遇歉收，皇帝就得去到东都洛阳就食，这真和逃荒差不多117。唐代后期，地方藩镇往往强力控制运道，以图打击中央王朝。唐德宗时，由于运道被阻，漕粮难以如期运到长安，连皇帝的卫军都闹起事来，情况岌岌可危118。其他王朝或政权虽不如这样的严重，也都使得执政者深感不安。

为了发展都城附近的农业生产，各王朝或政权都能有所致力。前面所说的农田水利就是一项重要的措施。这里再就改良土壤略事论述。秦汉时的咸阳和长安附近都曾经有过这样的经营。咸阳和长安位于关中平原，关中平原于《尚书·禹贡》篇中属于雍州，而雍州的土壤为黄壤，当时全国的土壤各因其肥瘠分为九等，雍州的黄壤独为上上等，也就是全国最好的土壤。黄壤就是现在所说的黄土。黄土在降水量较多或有条件能够引水灌溉的地区是适宜于农作物生长的。在这里建都的王朝或政权都注意发展农田水利，不敢稍有忽略，而且皆取得了一定的成就，这是在前面已经论述过的。就是当地人民对于土壤的利用和改良也都相当重视。《吕氏春秋》的《上农》《任地》《辨土》《审时》四篇就专门论述农业和土壤等问题。或谓这四篇所论述的是战国末期的一般农业情况，并非专指秦地而言，然此书既撰述于关中，就不能说完全没有显示出秦地的色彩。《任地篇》说：“凡耕之大方：力者欲柔，柔者欲力；息者欲劳，劳者欲息；棘者欲肥，肥者欲棘；急者欲缓，缓者欲急；湿者欲燥，燥者欲湿。”这是说要使刚强的土化得柔软些，而柔软的土地应使之刚强些。已经休耕过的土地应该再种植，而种植多次的土地，也应该休耕。强垆刚土为急，沙填弱土为缓，缓急的土均应适中。而下湿近污泉的土地为湿，高明暵干的土地为燥，燥湿也应当适中。这种耕作的方法对于黄土地区应该说是很适宜的。

《禹贡》分当时全国土地为九等，乃是根据九州的区划来分的。这只是一个概略的分法。因为全国之大，土壤品类之多，一州之中不一定只有一种土壤。关中就是如此。关中于黄土之外就曾有大范围的盐碱地。今泾阳、三原、高陵、蒲城诸县在当时都有一部分属于盐碱地区。《吕氏春秋·任地》篇的开篇就引用过后稷的话说：“子能使吾士（土）靖而甽浴士（土）乎？”这里所说的靖也就是净的意思，是要土壤中不再多含盐碱。甽是田中的垄和垄间的小沟，用以排水洗碱。这是局部或小规模治理碱地的办法。大规模的治理当数郑国渠的开凿。前面已经说过，郑国渠是由今泾阳县引泾河水东至蒲城县和洛河汇合，所流经的就是盐碱地区。郑国渠修成后，据说是用“填阏之水”，溉“舃卤之地”119。“舄卤之地”就是盐碱地，“填阏之水”是说水的浑浊。这样的灌溉就是引水冲洗盐碱。渠水浑浊就可使盐碱地上覆盖一层非盐碱的土壤。这样的改良土壤自然会取得巨大的成就，一亩地可以收到一钟，一钟为六斛四斗，在当时是很高的收成。秦汉之间，郑国渠多所淤塞，但这种改良盐碱地的工作并未中止。西汉中叶，白渠的开凿就是这项工作的继续。白渠流经的地区和郑国渠稍有不同，都是盐碱土分布的地区。当时民间称道白渠的好处说：“泾水一石，其泥数斗，且溉且粪，长我禾黍。”120一石水数斗泥，可见水中含泥量之大。用这样多的泥土覆盖在冲洗过的盐碱土上当然会使禾黍蓬勃生长，获得最好的收成。这样的改良方法是和灌溉结合在一起的，以后一些王朝或政权都在相继沿袭运用。这里盐碱最重的地方在汉时的莲勺县，也就是现在蒲城县的南部，当时称为卤中121，到现在还称为卤泊滩，仿佛盐池一样。可见这样的改良工作还应继续下去。

长安周围的关中地区还有一种沮洳地，也是对农业的发展有妨碍的。关中有几条河流都以沮水相称。《诗·大雅·緜》：“民之初生，自土沮漆。”《诗·周颂·潜》：“猗与漆沮。”所说的沮水则是现在流经陕西岐山、扶风两县的韦河122。《诗·小雅·吉日》：“漆沮之从，天子之所。”这里所说的漆沮乃在泾河之东123，当为出于今陕西耀县城东西，下游汇为一水的石川河。而洛河亦有漆沮的名称124。沮水的得名当与水旁多沮洳地有关125。既然有沮洳地就不能很好种植农作物。当时对于今岐山、扶风间的沮洳地如何改良，未见有关的文献记载。对于洛河下游的沮洳地的改良，则是采取引洛水开凿的龙首渠加以灌溉的办法。《汉书·沟洫志》说，武帝时“严熊言：临晋民愿穿洛以溉重泉以东万余顷故恶地。诚即得水，可令亩十石”。临晋为今陕西大荔县，重泉在今陕西蒲城县东。这里是洛河流域，洛河就是漆沮水，所谓恶地当是沮洳地。或者说，现在陕西大荔、蒲城两县洛河河谷深入地下，其旁怎么能够有沮洳地？现在洛河河谷深邃，乃是后来不断下切所形成的，和当时情况不尽相同。那时所开凿的龙首渠遗迹犹有残留者，今洛河河床又在其下十余米，这就是具体的证明。如果说，现在的石川河那时也是沮水，这条沮水乃是郑国渠经过的地方，则其旁的沮洳地正可由于郑国渠的开凿而得到适当的改良。

这种引河水淤田的事例也见于北宋的开封，不过开封所淤的田并不一定都是盐碱地，也有沙地和贫瘠地。北宋的淤田起于神宗熙宁时，这是王安石倡行新法的一种措施126。当时还在政府中专设管理放淤工作的淤田司。淤田司的设置前后只有十年光景，倒也做了不少的工作127。当时的淤田涉及许多地区，不仅开封一处。所引用的河流，包括黄河、汴河、漳河、洛河、胡卢河、滹沱河和汾河。漳、洛以下诸河皆在黄河以北，独汴河在黄河以南，正是流经开封城下及其南北各地。引用汴河水所淤的田在阳武县（今河南原阳县）有沙地和盐碱地。在陈留（今河南开封市南）有盐碱地。就在京东和京西也还有不少的盐碱地，其他则是一般贫瘠的土地128。这些盐碱地和沙地、贫瘠地就在开封附近也是非常宽广的，往往是一望数百里无有边际。当时的文献对于具体淤田亩数未见许多记载，可以考知的仅熙宁十年有过两宗：一为九千余顷，一为八千七百余顷，元丰元年另有一宗为五千余顷129，都不能算是很大的数目。据《宋史·河渠志》熙宁九年的记载，京东京西累岁放淤，盐碱之地，尽成膏腴，为利极大130，可见是取得相当成效的。

当时的汴河水源除曾经一度引用洛河水外，都是引用黄河水的。能够引用黄河水淤田，是因为当时已经掌握了黄河的水势及水中所挟带的泥沙等类物质的变化规律。由于一年中季节的变化，河水时有涨落，水中所挟带的泥沙等类物质，也因时而互不相同，相应地也就有了差异的水名。其中七月中旬后的水流则称为“礬山水”，这是因为“朔野之地，深山穷谷，固阴沍寒，冰坚晚泮，逮乎盛夏，消释方尽，而沃荡山石，水带矾腥，并流于河”，所以称为“矾山水”131。这时的水中既含了大量的肥分，因而最适宜于淤田。从水势来说，还有一种称为“荐浪水” 的，这是“湍怒略停，势稍汨起，行舟值之多溺”的一种水势。这种水势所含的泥沙也因时而异。“水退淤淀，夏则膠土肥腴，初秋则黄灭土，颇为疏壤，深秋则白灭土，霜降后皆沙也”132。当时既能掌握黄河中流水变化的规律，就能够运用这样的规律来改造自然。无论盐碱地、沙地或贫瘠地，只要淤深一尺，就可成为膏壤。

金元及其以后的北京却较少看到有关这样淤田的记载。北京距渤海不远，环渤海的海岸，由辽左至青齐，范围相当广大。以前的人很少在这一方面设法利用，一任萑苇杂生，成为荒地。其实这里由于海潮日至，是可以逐渐淤成沃壤的。元时虞集首先注意及此，提出了用浙江人的方法，筑堤捍水为田，发展农业，召民授田。凡能召得万人的，就可委为万夫之长，其次千夫、百夫，以此类推。他认为这样下去，十年之后，京东方面就能得民兵数万，既可以近卫京师，外御岛夷，又可以远宽东南海运，纾疲民。这样的计划当时虽由于一些人的反对而未能即时得到实施，可是稍缓时日，元朝还是按照他的设想，在海口设了万户133。不过这样广大范围的渤海沿岸各地，仅仅设置个把万户府，只能说是点缀，并不能起到若何巨大的作用。明代中叶后，徐贞明又祖述虞集的设想，提出在北起永平（治所在今河北卢龙县）、滦州（今河北滦县），南迄沧州（治所在今河北沧州市）、庆云，筑海塘捍水，使之成为稻田，招募南人耕种，则万里荒滩，皆能化为良田。贞明不仅提出计划，还获得了机会，亲自主持。他先由永平开始，招南人为倡导，期年之间，已垦田至三万九千余亩。可是由于阻力势大，还是中途停止了134。不过这种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的可能性，既经发现，一些人为的困难终究是阻挠不住的。后来到了清代，沿渤海各地的居民点的增多和稠密135，就可说明对于海潮所淤的滩地，还是能够不断利用改造，使之成为沃壤的。(www.xing528.com)

徐贞明还曾提出要治理顺天（府治即在北京）、真定（治所在今河北正定县）、河间（治所在今河北河间县）诸府的沮洳地，也曾指出高桥（在今河北新城县）、白洋诸淀，大者广围一二百里，小亦四五十里，再当夏秋淫潦，膏腴变为舄卤，菽麦化为萑苇，甚为可惜136。徐贞明虽然指出了这些待治理的地方，却没有能够治理。后来到了清代，都没有彻底治理过，仿佛要任自然的演化。高桥淀到清代已成为高桥洼。由淀到洼，显得水势已弱小，或近于干涸，却还没有成为畎亩，就是具体的说明。

在一些都城附近，不仅土壤得到改良，就是一些重要农作物的种植也得到推广。西周都于丰镐时，曾经称道当地的农作物说：“艺之荏菽，荏菽旆旆，禾役穟穟，麻麦幪幪，瓜瓞唪唪。”137这是说大豆长得那么茁壮，禾苗长得那么整齐，麻麦长得那么茂盛，大瓜和小瓜结得那么繁多。由此可见，农作物的品种相当齐全。这里面没有提到黍稷，其实黍稷在那时乃是两种重要的农作物。《诗经》里曾一再说，“黍稷重穋”138，“黍稷彧彧”139，“黍稷薿薿”140，“黍稷茂止”141，而且还特别有一篇《黍离》，乃是西周灭亡之后，周大夫再到宗周，走过故国宗庙宫室，看到残留的遗迹，到处都生长着禾黍，悯伤周室的颠覆，彷徨不忍遽去，因而写作的诗篇。这都显示出黍稷在当时种植的普遍和其重要性。周人还给一些农作物排了一个队，说是“黍稷稻粱”142，看来是没有麦的分。不仅西周时如此，直到西汉中叶，长安附近的人对于种麦还不是很重视的。当时引泾河水修的白渠，沿渠各地都能灌溉受益，促进了农作物的生长。为了称道这条渠的好处，曾有一首歌说：“既溉且粪，长我禾黍，衣食京师，亿万之口。”143这里所说的禾黍应不是偶然的言辞，得到灌溉的农田多种禾黍，当然禾黍是当地最重要的农作物了。汉武帝时，董仲舒上书说：“《春秋》它谷不书，至于麦禾不成则书之，以此见圣人于五谷最重麦与禾也。今关中俗不好种麦，是岁失《春秋》之所重，而损生民之具也。”144董仲舒籍隶关东，关东各地是产麦地区，所以他对于关中不种麦很看不惯。因而就向武帝陈情：“愿下诏大司农使关中民益种宿麦，令毋后时。”145董仲舒这条建议很重要，大概得到了汉武帝的同意，并且做了实际的推广。西汉末年，氾胜之所撰的书中就说：“凡田有六道，麦为首种，种麦得时无不善，夏至后七十日，可种宿麦。”146氾胜之曾教田三辅147。三辅包括关中平原地区。关中人由不好种麦，一变而以麦为首种，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一般说来，麦的收获量高于黍稷，这就更大大促进了关中的农业生产。关中的种麦就这样巩固下来，成了传统习惯。后来《晋书·食货志》还特别为此写了一笔：“昔汉遣轻车使者氾胜之督三辅种麦，而关中遂穰。”

关中也种稻，上面征引《诗经》所说的“黍稷稻粱”，就是具体的明证。种稻是要灌溉的。所以《诗经》又说：“滮池北流，浸彼稻田。”148滮池在丰镐之间，可知王都附近，有水利就有稻田。《氾胜之书》中还为种稻列有专章149。可知稻在长安附近也是一种主要农作物。

《周礼》于所论述的九州中，皆附带言及各州的农作物。关中于《周礼》属雍州，而雍州则是“谷宜黍稷”，不仅未提到稻，也未提到麦。《周礼》一书可能出自战国人士之手，不提关中的麦和稻，也是不足为奇的，《周礼》于豫州说：“其谷宜五种”，于幽州说：“其谷宜三种。”所谓五种是指黍、稷、麦、稻、菽。三种则指黍、稷、稻150。洛阳与开封于《周礼》皆属豫州，北京属幽州。可知洛阳、开封、北京三地远在战国之时皆已种稻。《战国策》所载的东周欲种稻，西周不下水151。《后汉书》所载的张堪在狐奴（今北京市顺义县北）开稻田八千余顷152，皆可作为《周礼》的佐证。其实这些地方只要有充足的灌溉水源，便能推广稻的种植。宋时陈世修曾建言浚治陈州（治所在今河南淮阳县）八丈沟故道并兴复大江、百尺等陂塘，就可使数百里皆可复为稻田。其时开封、陈留、咸平（今河南通许县）三县欲种稻，就请取汴河清水入塘灌溉153。而何承矩于雄、霸（治所在今河北雄县、霸县）等州引滹沱河及诸陂塘水溉田种稻，公私皆利，尤为一时所称道154。前面曾提到虞集和徐贞明在渤海岸边筑塘捍水，使荒滩成为良田。这样设计是采用浙人的方法，自然会因浙人的习惯，大事种稻的。迄于明末，良乡、涿州（今河北涿县）的水田，犹是徐贞明的遗泽155，可知其时种稻区域的广大。

能够这样改良土壤和推广重要的农作物，所以一些都城附近的农业就会取得更多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