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面所论述的主要是与政治、军事有关的地理因素。都城的选择，虽说在政治和军事方面都应做出周密的考虑，经济方面也不能稍事疏忽。论起经济方面，地理因素也相当重要，并不稍次于政治和军事。
远在上古，周人选择都城就考虑到经济方面，而且是作为地理因素加以考虑的。这一点前面已经有过论述。周人最早活动于岐山之下的周原，后来又由周原辗转迁至沣河两侧的丰、镐。周原虽称富庶，较之丰、镐却不免稍逊一筹。河流附近得水方便，必然胜过原上。《诗·周颂》诸篇中曾经描述过不少的富庶情景，这应包括沣河流域在内62。正是因为有了这样富庶的地区，农业得到发展，周人才有力量灭掉殷商。
应该说，经济地区的富庶是有一定的限度的。周人所都的丰、镐，自是一个富庶的经济地区，丰、镐所在的关中更是范围较大的富庶地区，秦汉时关中有“陆海”之称，足见它的富庶程度63。战国时，秦国经过辗转的迁徙建都咸阳，西汉亦建都于长安。咸阳、长安都和丰、镐一样，位于关中平原的中央，其富庶的程度应无差异。战国后期，这个富庶的经济区已经显露出一些缺点，由于秦国逐渐强大，版图不断扩张，都城及其附近人口相应增多，粮食的需要自然超过旧时。就在那时，秦国修筑了千里的栈道，通到巴蜀64。这样的设施自然是为了运输粮食。秦始皇帝未统一六国前，就在关中修凿郑国渠，引泾河水灌田，增加粮食的收成65。统一六国之后，粮食的需要继续扩大，又大量由关东运来，今河南省荥阳县广武山北旧有地名敖，秦时在那里置仓，以转输由关东西运的粮食，因而有名一时66。秦始皇时对于关中缺粮的问题，并未就地解决，后来西汉以迄隋唐，也都棘手无策，靠着由关东运来的漕粮。这情形不仅见之于咸阳和长安，也见之于金、元、明、清各朝的都城，现在的北京。从金时起，就曾为转输粮食而开凿过运河，元时更凿通了沟通南北的大运河，明清两代都为维护这条关系到都城粮食命脉的运道而费尽了心力67。由此可见经济问题对于都城的重要意义。
秦汉和隋唐以及后来的元、明、清虽都为经济问题，特别是粮食问题，多费周折，可是却都没有为此而迁徙都城，离开政治中心而迁就经济地区。可是有些王朝或政权就不是如此。东汉以洛阳为都，显示出当时有迁就经济地区的企图。光武帝没有遵循旧规，再以长安为都，分明是由于长安已经残破不堪，不易恢复经营。可是为什么要建都洛阳，好像当时也没有公开宣布过68。有人解释说是，洛阳“即土之中，有周成隆平之制”69。还有人说，像洛阳这样适于建都的地方，“汉初弗之宅，故宗绪中圮”70。其实西汉王朝的衰亡自有其政治上的原因，和都城并没有很大的关系。不过都城长安确有一个难于解决的问题，这就是漕粮的运输。漕运途中又必须经过砥柱，这砥柱之险乃是当时不易克服的难关。洛阳距关东产粮的地区较近，又在砥柱之东，若以之建为都城，就不会再遇到这样的问题。洛阳濒洛河，洛河在洛阳城下的一段当时却不易行舟。为了弥补这个缺点，东汉开国之初，就开凿渠道，引穀水注于洛河，不料渠道凿通了，水却引不进来71。又过了一些时候，才在洛河侧畔开凿阳渠。阳渠是在洛阳城南，引洛河水东流，到偃师再归入洛河，漕舟才能通行无阻72。这和西汉在长安附近，开漕渠傍渭河东流，然后再合于渭河有相同的功效。阳渠的开凿说明了东汉王朝注意力的集中所在。至于洛阳是否还位于天下之中，那就不去管它了。(www.xing528.com)
至于以开封为都城的后晋、后汉、后周和北宋几个王朝或政权，其着眼点显然都是为了贪图当地漕运的便利。开封在洛阳之东，运道当更为捷近，况且开封自隋唐以来都是汴河流经的重要城市，而汴河为当时漕粮的主要运道。后来又疏浚了惠民河和广济河，开封的漕运更为便利。这都是在前面已经论述过的。不过，应该指出的是，不论洛阳还是开封，都不能说是富庶的经济地区。东汉时，富庶的经济地区在济水和汳水流域，也就是在今河南省东部和山东省西南部以及更东的沿海各地73。五代和北宋时，富庶的经济地区在长江下游三角洲和太湖地区。因此，我们只能说东汉和从后晋以迄北宋这几个王朝或政权都只是企图使他们的都城更接近于富庶的经济地区，因为这样至少可以省去若干漕运的麻烦，并减少因此而引起的一些危机。
在古代的都城中，南京在这方面独具特色。南京邻近太湖区域。太湖区域是一个富庶的经济地区，这在三国时已经有了相当的基础，东晋、南朝更有显著的发展。沈约在《宋书·列传第十四》后特别做了论述，他说：“江南之为国盛矣……地广野丰，民勤本业，一岁或稔，则数郡忘饥。会土（指会稽郡）带海傍湖，良畴亦数十万顷，膏腴上地，亩直一金，鄠（今陕西省户县）、杜（今陕西省西安市南）之间，不能比也。荆城（指荆州）跨南楚之富，扬部（扬州）有全吴之沃，鱼盐杞梓之利，充仞八方，丝绵布帛之饶，覆衣天下。”这里所涉及的虽不尽是太湖地区，太湖地区的富庶却已说得相当详尽。沈约认为，这里超过了汉时农业发达的关中地区，那里的鄠杜良田都不能和江南相媲美，这应是不易之论。这样富庶的经济地区，对于在南京的王朝或政权自能起到一定的影响。三国时的吴国和东晋、南朝能够立国较久，固然恃着浩淼的大江，使北边的敌对者不能轻易越渡，也因为邻近富庶的太湖地区，在经济上能够有所支持。不过南京和太湖富庶地区之间隔着汤山和大茅山，道路运输还有若干不便。为了解决这样的困难，早在吴国时，就曾凿句容中道，自小其至云阳西城，通会市，作邸阁74。句容县也就是现在的江苏省句容县。云阳西城在今江苏省丹阳县西南。小其未知确地。这条运道的开凿分明是利用秦淮河的水道。秦淮河有三源，除一源来自溧水县外，另外两源分别来自茅山和句容县的华山75。这两条上源汇合处即在句容县的西南，则小其亦当在句容县的西南。这条运道开通后，南京和太湖富庶地区就可直接联系，船舰可以互通，直至南朝还曾长期使用。
南宋都于杭州。杭州更近于太湖富庶地区，水道交通尤为便利，当然杭州也显得更为富庶。杭州和南京不同。南京濒于大江，大江虽甚险要，毕竟离南京过近，在那里的王朝或政权，还不免忧心忡忡，唯恐在中原的敌对势力渡江来攻。杭州远离长江，这样的顾虑可以减少些。南渡之初，金人追踪南下，江左几乎难以立国，以后进犯的金兵却都临江而止，保全了这里的富庶地区。这样的富庶地区支持着南宋的半壁河山。南宋每年向金国缴纳的大量岁币，当然也取给于这个富庶的地区。以富庶地区的经济力量，换得杭州都城中比较安闲的岁月，无怪当时有人说：“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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