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都及其地理因素与对外策略

一些王朝或政权在选择都城时，往往与其对外策略相联系，选择都城是为了实现某些策略；也还有些王朝或政权因为其都城居于某种有利的形势，因而也影响到当时或后世的对外策略。

前面说过，西周初年的建都，是为了迁到更为富庶的地区和其疆土的中心。其实周人早在周原时，就已有了翦商之心30。只是由于力量有限，而周原也远在西陲，未能完此大业。后来作邑于丰，并且把都城迁到那里，这就使东征有了可能，武王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伐纣灭商的31。

战国时，秦国的迁都也有同样的意图。前面说过，春秋时秦国的都城在雍，战国时，一迁于泾阳，二迁于栎阳，三迁于咸阳。秦自厉共公以后，即向东略土，与魏国争河西地，故灵公自雍迁于泾阳。泾阳在泾水之委，距离河西地自较雍近便。灵公之子献公更由泾阳迁至栎阳。栎阳又在泾阳之东。后来秦孝公下令，特别提到献公说：“献公即位，镇抚边境，徙治栎阳，且欲东伐，复缪公之故地。”孝公时，河西情况已经有所变化，魏国力量衰竭，无力与秦争衡，并且沿着洛河修起一条长城，企图阻止秦国向东发展。这时秦国的策略已经不复限于河西一隅，而是放眼到函谷关外诸侯的广大国土。栎阳虽居于泾阳之东，东出函谷关，却不如咸阳便捷。因为咸阳正当渭河侧近东西往来的大道上，所以孝公又由栎阳迁都到咸阳32。秦国后来削弱六国，统一域内，就是以咸阳为基地的。

战国时不仅秦国迁徙过都城，其他各国也都有迁徙，其中韩、赵、魏三国皆相当频繁。春秋时，韩国本都于平阳33，战国时曾两次迁都，一迁于阳翟34，二迁于新郑35。平阳在今山西省临汾县西。阳翟在今河南省禹县。新郑即今河南省新郑县。赵国本都晋阳36，一迁于中牟37，再迁于邯郸38。晋阳在今山西省太原市西南。中牟在今河南省鹤壁市西39。邯郸今仍旧名，在今河北省南部。魏国本都安邑40，后徙大梁41。安邑在今山西省夏县北。大梁即今河南省开封市。这三国对于都城的建置迁徙有一个共同点：原来都是设在太行山西，这时先后迁徙到太行山东，或者黄河以南。为什么都在这一时期徙都？旧史于赵国无说，于韩国仅说，“灭郑，因徙都郑”42，似无别的意思。于魏国却说，因受秦国的压力，不得不向东迁徙43。这些说法都与实际略有出入。赵国初次徙都在献侯时。献侯在位十五年，仅城过平邑，其他殆无所事事。然《史记》于献侯十年特别写了一笔：“中山武公初立。”44这种叙事法，在《史记》中诚为习见，不过中山与赵国却也有若干纠纷。敬侯徙都邯郸后，就连续用兵于中山。最后到武灵王时，终于灭掉中山。晋阳居太行山西，与中山尚有一山之隔，中牟虽在山东，其距中山实较远于邯郸。如果赵国在太行山东别无他图，仅是对付中山，则这样的迁都实是一步更近一步。韩自平阳都于阳翟，固已有灭郑的企图，因阳翟与新郑毗邻，实等于咫尺之间，以韩国的强大，其都城就在郑国都城的侧近，怎么能够不饱其贪欲！至于旧史所说魏国畏秦徙都，更与事实不符。魏惠王徙都大梁后，国势蓬勃发展，逢泽之会，乘夏车，称夏王，声势赫赫，天下诸侯皆从，秦国亦派遣使臣前往朝贺，魏国何至于就惧怕秦国45？战国时，以陶（今山东省定陶县）为中心的济水和鸿沟流域，经济已相当发达，成为富庶的地区，陶且被称为“天下之中”。这个“天下之中”与洛阳不同。洛阳的“天下之中”乃是政治中心，而陶则为经济的中心46。魏惠王的向东发展，其意未尝不在于此。就是韩、赵两国也不能就与此无关47。

如果再说得远些，还可以提到战国初年的越国。越本都于会稽（今浙江省绍兴县），灭吴之后，横行于江淮，为了争霸中原，因徙都于琅邪（今山东省胶南县西南）48。为什么选择琅邪作为都城？这与琅邪濒海有关。越人善航海，可以由会稽循海道直至于琅邪。琅邪富庶，后来秦始皇巡游到此时，还为之停留了三个月49。当年越国在此建都，可以不虞粮食及其他用品的困乏。琅邪就在齐国的边境，越人既已迁都，齐国自难免受到攻击50。为此，齐国曾修筑过长城。长城就在齐国的南境，西起济水岸旁的平阴（今山东省平阴县），东至于海滨。其东端且在琅邪之北51。长城巨防，蜿蜒千有余里，当非毕功于一时，唯其东端既在越都之北，则兴此大功或当与越人的侵凌有关，至少东端这一段应该如此。(www.xing528.com)

春秋战国以后，这样的事例时有所见。西汉建都于长安，和匈奴的交往繁多，就不能不讲求对外的策略。当娄敬建议汉高祖建都关中时，大概只考虑到国内的不安因素，而没有料想到邻近强敌的威胁。其实匈奴南边到长安最近的道路才有七百里，轻骑一日一夜就可达到城下。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威胁。如何对付？汉高祖没有为之退却，另外物色新的都城。这固然与当政者的意志有关，但被山带河有四塞之固的关中形势，也加强了他们抗拒强敌的决心。娄敬当时观察到关中的缺陷，是人口不足，于是建议徙民十万余口于关中52。人口多了，局面才稳定下来。虽然匈奴还不断骚扰，有时候连长安城外也不能不驻军防守53，可是西汉王朝却一直没有设想过如何退避。然而，长安距匈奴毕竟是太近了，汉朝不能不注意北方的防务。经过惨淡的经营，到底取得了后来的胜利。

这种情况也见之于唐代初年。唐都长安是因于隋代旧规，隋代又因袭于西魏和北周。这几个王朝在长安建都时，大概和西汉一样，殆皆未考虑到关中以北的局势，因之同样受到了北边的威胁。唐代初年，就是渭河岸边也有胡骑在奔腾。唐朝一些勋臣策士失去信心，甚至倡议迁都，唐高祖竟然接受了这样的建议，打算迁到南山以南。赖秦王李世民的谏诤，才取消了原议54。秦王能够独挠众议，是考虑到自己的兵力，也考虑到关中的地利。由于关中距边境并非很远，不容唐朝只做消极的防守，而忽略积极的反攻，长安作为国都的地位遂赖此得以巩固。

这里还应再次提及明代的北京。明代以北京为都乃是成祖的决策。成祖初为燕王，久居北方，对于当时和日后来自北方的威胁，应是深知的。所以他在夺取帝位后，毅然迁都到北京。因为如果都城仍循旧贯，留在南京，则对于边庭的变化也许不是那么敏感，难保不贻误戎机。都城既已北迁，面对邻近的敌对力量，就不能稍事麻痹，而必须讲求防御的策略，以免养痈遗患，为害无穷。不过迁都北京以后，开平、大宁、东胜诸卫却先后内撤。这一事颇受非议。可能是明成祖对于燕山险阻过分重视，以为守住燕山，都城就可以永保安全。其实，成祖也不是没有顾虑的，为了不至于使后代稍有差池，他把皇陵建在北京之北，燕山之下，这就可以昭告他的后世，在任何情形之下，祖宗的坟茔都不可以失去。为了守住祖宗的坟茔，就应尽力利用燕山的险要形势，作为北陲的防御设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