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都文化：揭示国土中心点

都城的最早的作用是王朝或政权以之来统治或控制全国的疆土。达到了这样的目的，王朝或政权才能够说得上长治久安。远古时期有些人设想，为了能够更好地统治或控制，都城所在地以居全国疆土的中央为宜。这就可使它能够面面俱到，发挥应有的作用，不至于有所偏废或贻误。那时的王朝或政权以其所有的疆土为天下，因而都城就应在天下之中。最初明确这样的概念的，应为周公。周公经营雒邑为都城，说这里是“天下之中”，四方入贡的道里相等1。雒邑为现在河南洛阳市。周公经营雒邑是在灭商以后。周人灭商，疆土大为扩展，原来的都城丰、镐就显得偏于西方，难于统辖全局，因而就兴修雒邑作为东都。周人当时的疆土是西起陇山以西，而东至于海滨，北边已越过霍太山，而南及于汉江之阳。雒邑正好大体处于疆土之中，所以周公就把雒邑作为都城。虽然周人并没有把都城从丰、镐迁到雒邑，但对于统治新得到的商人的故土来说，雒邑起到了应有的作用。

周公这样选择“天下之中”作为都城的概念，并不是最新的设想，而是周人长期以来不断探索而获得的一条经验。周人的先世从后稷、不窋以至于太王，也像夏商王朝一样，频繁迁徙过都城。当时的迁徙是受到外力压迫的结果。后来迁到岐山下的周原，外来的压力减少了，疆土也在不断扩展。周人当时的扩展是趋向东方。周人曾经自豪地说过：“周原。”2论肥沃，周原却比不上渭河侧畔的程3和丰、镐。程在今陕西咸阳市东，丰、镐在沣河的两岸。于是周人自周原迁到程。由程再迁，就迁到丰、镐。丰和镐虽是两地，相距却在咫尺之间。周人一迁再迁，可以说是为寻求更为富庶的所在。从周人当时的发展看来，这无疑也是在探索“天下之中”。周人向东扩展并不是没有阻力的，在灭崇而据有丰、镐之后，渭河下游再无其他抗拒的力量。也就是说，周人的疆土已有陇山和华山之间的地区，而丰、镐无疑是在这个地区的中央。不过当时尚无“天下之中”这样的说法，到周公经营雒邑时才具体化了。

这样选择都城的做法，起自周人，也有踵行之者。秦国先世的迁都过程就更为明显。秦国在宗周之世已经开始迁都，那时先后有三次，都在陇山以西。春秋时又迁了三次，最后一次定都于雍。雍在今陕西凤翔县。战国时又继续迁徙，一迁于泾阳（今陕西泾阳县），再迁于栎阳（今陕西临潼县渭河北），三迁于咸阳（今陕西咸阳市东）4。秦国这样多次的迁都，绝大部分都是由西向东迁徙，只有由栎阳迁到咸阳是由东北迁向西南。如果以秦国的迁都和周初比较，前后仿佛同出一辙。当然这中间还有其他原因存在，但寻求全国疆土的中心点，却是完全一样的。(www.xing528.com)

这种观念不仅见之于王朝或政权的实际行动，而且还见之于当世学人的著作之中。出之于战国人士之手的《尚书·禹贡》，就具体列出了五服的制度，就是由都城分别向四方划成五服，每服五百里，五服共两千五百里。也就是说以都城为中心，距各方的边陲都是两千五百里。《周礼·夏官·职方氏》又提出九服的制度，也是以都城为中心，距各方的边陲都是五千里5。五服、九服和具体的里数，两书所说虽各不相同，以都城为中心却是完全一样的。这些设想和当时的实际情况大体相符，可知其间是有一定的联系的。

不过这种设想很难一直因袭下来。这是因为各王朝或政权的疆土不能老是固定不变，不是有所扩展，便是有所缩小。不论扩展或缩小，不会在周围各处都完全相同，就像《禹贡》和《职方氏》所说的那样，周围最远的地方距都城皆是两千五百里或五千里。秦灭六国后就无法保持这样的均势，以后的王朝或政权也都难办到这一点。固然这其中有地理方面的缺陷，不过主要应是由于人为作用而形成的。后来的王朝或政权都在设法弥补这样的缺陷。秦始皇帝修筑驰道，就是其中的一个措施。驰道以咸阳为中心，向外辐射，“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濒海之观毕至。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树以青松”6。道路既加修整，置邮传命，当会更为迅速。应该指出，这些人为的设施乃是在奠定都城之后做出来的，和选择都城的因素倒是没有很密切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