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都的社会基础：形成了古都的文化

都城的形成不仅需要有上面所已经提到的各项基础，而且还应该考虑到社会的基础。都城所在地的地方势力和民族关系都是不能不加以注意的。

地方势力有强有弱。弱者自不至于引起新建立的王朝或政权的注意，其强者却不能不使新建立的王朝或政权多所顾虑。这些强有力的势力常会影响选择都城时的最后决策，或者得到它们的支持，也许因之而另有所选择。

这个问题不妨从项羽的西楚国说起。秦亡之后，项羽兵力最强，分封诸侯，自立为西楚霸王，王梁楚九郡，建都于彭城。彭城就是现在江苏徐州市。当时曾经有人向他建议，应该都于关中。项羽为什么不采纳这样的建议，没有都于关中而都于彭城？据他自己说：“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谁知之者！” 彭城是楚地，所以就被选为都城。咸阳的秦宫室皆已被烧毁残破，也使项羽感到无足留恋。如果再事推求，项羽这样决策，显示着项羽对秦人还有相当的顾虑。当项羽行将入关之时，曾在新安（今河南新安县）坑秦降卒二十余万人。这分明是顾虑到秦降卒未必都倾心降附，到关中以后不一定都能听从指挥。对于二十余万降卒尚有这样的顾虑，对于关中的秦人无疑更不放心。何况坑这二十余万人之后，对秦人就有更深的结怨。因而就舍弃关中，东归彭城。项羽以楚人治楚，自谓是万无一失的。后来在垓下决战时，听到汉军四面皆楚歌，遂谓：“汉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73这一点就足以说明项羽对于楚人的重视，而不都于关中是有他的顾虑的。

东晋初年以建康为都，也曾引起过和江东的地方势力的矛盾。江东本为孙吴旧壤。西晋灭吴之后，南北亲疏还有相当的隔阂74。洛都残破，司马睿以琅邪王的身份渡江而南，思欲以建康为都，为恢复中原之计。但是不为吴人所附，月余之久，当地士庶竟没有和他有过什么联系75，而周玘、周勰父子甚至图谋起兵，以诛诸执政者76。当时中原已经鼎沸，建都的地方除建康而外，难得有适当的选择，只能在建康支撑下去。幸赖王导等人多方匡济，调和矛盾，并延揽当地望族顾荣、贺循等人，以结人心77，才挽回了局势，使建康能够继续作为都城。(www.xing528.com)

长安作为都城共经历十几个王朝或政权。其间一些王朝和政权在建都之初就显出和当地地方势力的特殊关系。西魏和唐代在这方面就显得更为明显。西魏原企图仰仗这样的地方势力，以支持残局，后来反受到挟制。唐代的创业者本来就是当地地方势力扶持起来的，因而就能够得到更多的助力。其实自西魏至于唐初，能够在长安起到作用的，只有一种地方势力，近代治史者称这种地方势力为关陇集团。关陇集团炽盛于隋代及唐初，而其肇始形成可以上溯到北魏分为东魏、西魏之前。北魏的分裂是由于孝武帝为高欢所迫，西奔长安，而长安也于此时重建为都。长安这时能够重建为都城，并不是因为它有河山之险，而是因为这里已经形成了这样一种地方势力。孝武帝正是要仰仗这种地方势力的扶持，因而仓促西奔。西魏以长安为都，超出了这种地方势力的期望，但孝武帝及其扈从，并没有得到宇文泰及其部下的扶持和尊崇。孝武帝本人被杀，他的后继者也只是被当作傀儡。隋时，长安和洛阳本为东、西两都，炀帝更长期居住于洛阳。隋末乱离，李渊起兵于太原。他以匡扶为名，却不趋洛阳，而是直指长安。固然关中的四塞之固，使它会作为新朝定鼎之地，可是关中又是关陇集团会集的所在，李渊如果能够取得长安，就能够获得这个集团的赞助和拥戴。事实上他的从龙功臣泰半是出身于关陇集团的。

地方势力固然重要，在某些时期，民族关系对于都城的建置也有相当关系。特别是游牧民族在农耕地区建立王朝或政权时更是如此。游牧民族控制了一部或全部农耕地区时，为了能够直接统治，就不能不在农耕地区建置都城。可是他们本是游牧民族，又不能远离他们的故土，他们的都城就只能选择在离他们故土不远的农耕地区。因而北魏以平城为都城，辽、金、元、清也皆以今北京为都城。今北京辽时称南京，还属于陪都性质；金时为中都，元时为大都，清时为北京，都是正式的都城。至于这几个王朝或政权为什么都在这里建都，当然各有不同的原因，但有一点可以说是共同的。因为这些民族的本土都不算是过远，缓急可以得到本民族的援助，如果为农耕地区的人民所反对，也可从容回到原来的游牧地区。事实上各个王朝和政权的结局，绝大部分都没有这么理想。北魏在平城建都之后，又继续向南迁徙，以洛阳为都；辽和金人却都受到更为北方的游牧民族的侵扰，未能回到他们原来的故土；只有元朝的后裔，重归漠北，依然度着他们原来的游牧生涯。

社会因素和地理、经济、军事等因素一样，在都城的形成时都有相当的重要性。虽然社会因素不一定是每个王朝或政权在选择都城时都能接触到的，可是接触到这个因素时就不可能不加以慎重考虑，因为它同样会影响到都城建置的久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