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纪元始自西周时的“共和”。在此以前,一些王朝或政权的都城就已频见于文献记载,其中亦有若干传说,为后世所习知。作为都城的具体年代虽往往难于稽考,然研究古都却不能舍之不加闻问,故略事论述,以见一斑。不过远古传说的都城仍不应与三代的都城等量齐观。
(1)远古传说的都城
我国历史悠久,都城见于记载,为时甚早。春秋时人论前代故事,多所涉及。《左传》昭公十八年,鲁大夫梓慎曾谓宋、卫、陈、郑将有大火。而这四国都是往古都城所在地。这是说,宋为大辰之虚,陈为大皞之虚,郑为祝融之虚,卫为颛顼之虚。过了一年,宋、卫、陈、郑果然都发生了火灾,梓慎还登上大庭氏之库来瞭望。所谓大皞之虚,也就是伏羲氏的都城,而大庭氏之库则为神农氏的都城。这应是最早见于文献记载的两个都城。《水经·渠注》:“陈城,故陈国也,伏羲、神农并都之,城东北三十许里犹有羲城实中。”所谓大庭氏之库则在鲁国都城之中,是神农氏的都城有陈国和鲁国两处。
《史记·五帝本纪》记述黄帝的居处,谓“邑于涿鹿之阿,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既云无常处,显示尚无固定的都城。所谓涿鹿之阿,后世以汉上谷郡当之,并谓其地有蚩尤城、黄帝祠1。黄帝祠自是后世的建筑。黄帝既曾与蚩尤相争战,何以其都城所在尚有以蚩尤为名的城池?《五帝本纪》还说:“黄帝居轩辕之丘。”《山海经》谓轩辕之丘在“穷山之际西射之南”,实际所在,仍难确指。春秋时人虽能举出伏羲和神农的旧虚,而于黄帝却少有道及,可见当时已难于稽考。
春秋时人于伏羲和神农旧虚之外,还指出了少昊和颛顼的旧虚。颛顼之虚即梓慎所说的卫国。卫国都濮阳。濮阳为颛顼之虚所在地2,据说其地尚有颛顼冢3。少昊之虚在鲁国,周初以其地封伯禽为鲁公4。少昊为所谓东夷之君,而颛顼则在黄帝以下所谓五帝数内。帝喾亦五帝之一,晋人皇甫谧谓:“帝喾作都于亳。”郦道元以之引于《水经·穀水注》中,则当在今河南偃师县。五帝之中尚有尧舜二君。尧舜都城所在,说者甚多。《左传》吴公子札观乐,闻奏唐诗,因说:“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遗民乎?”5故《汉书·地理志》河东郡平阳县注引应劭说,谓为尧都所在。平阳县今为山西临汾市。或谓尧都晋阳,亦有谓在唐县和永安者6,并无古籍可据,纯属附会之辞。至于舜都,则以蒲坂于义为长7。《尚书》所谓“厘降二女于妫汭”的妫汭及舜所耕的历山,皆在其近旁8。
(2)夏代都城
自伏羲氏至于尧舜,其都城虽皆见于文献记载,仍多属于传说,尚有待于考核。然有一点不容漠视,盖创始者多,因袭者实甚鲜。自大禹肇建夏朝,世代相传,都城所在应少有改移,实际上却并非如此。据《史记·夏本纪》所载,禹之后传世十六王,前后迁都亦有十余次,可谓是相当频繁的。论夏代的都城当自禹之父鲧始。鲧为有虞氏的崇伯9。崇即嵩山10,在今河南省登封县北。禹的都城据说有数处,其中有安邑11、平阳和晋阳12。安邑在今山西省夏县西北。平阳在今山西临汾县西。晋阳,旧说多谓即汉太原郡所属晋阳县,其地在今山西太原市西南13。然安邑附近就有晋阳14,在今山西省旧解虞县西北,禹之所都当在此处,这和《左传》定公四年所说“命以唐诰,而封于夏虚”,是相符合的。禹的都城还有阳城和阳翟两地的说法。阳城之说见于《古本竹书纪年》15,可见战国之时已有此说。以阳翟为禹都,见于《汉书·地理志》16。周武王灭纣之后曾经指出:“自洛汭延于伊汭,居易毋固,其有夏之居。”17阳城在今河南登封县东南,阳翟在今河南禹县,皆居颍水上游,距伊洛之间亦非过远,故徐广说:“夏居河南,初在阳城,后居阳翟。”18
禹之后,启居黄台之丘19,在今河南郑州市和密县之间20。太康居于斟寻21,最后的桀亦居之22。就是逐太康而代夏政的后羿,也以斟寻为都23。斟寻在今河南巩县西南24。其后,相居帝丘25,又居斟灌26,帝丘在今河南濮阳县西南27,斟灌则在今河南清丰县南28。夏后相之后,帝杼居原,又迁于老丘29。原在今河南济源县西北,老丘在今河南旧陈留县30。胤甲居西河31。春秋时期,西河泛指两个地区的黄河:一在今山陕两省之间,一在今河南濮阳县西。夏时黄河下游的河道流经的地区尚难具知,然夏代诸都城除帝丘与斟灌外,率皆散布于今潼关以东,黄河南北两侧。且自帝杼以后,至于胤甲,中间再未迁都。胤甲上距帝杼虽已数世,若论都城的沿革,则胤甲固当上承帝杼的老丘。老丘位于帝丘的西南,其所徙的都城当不至于在帝丘附近黄河以东。胤甲之后为孔甲,帝皋实继孔甲之位,是胤甲与帝皋之间,相差仅有一世,年代当不至于很久。帝皋之墓在崤山,即所谓崤山二陵的南陵32。古代坟墓多近于所居之地。准是而言,胤甲的都城疑在今山、陕两省间的黄河南段的东部,也许就在崤山的左近。
(3)殷商都城
商之先祖为契,由契至汤曾经八次迁都,汤以后还有五次,论其频繁的程度,当不下于夏代。《书·胤征》后附亡书序说:“自契至于成汤八迁。汤始居亳,从先王居。” 司马迁撰《殷本纪》,即引用其文,可知当是信史。《书传》中说:“契父帝喾都亳,汤自商丘迁焉,故曰从先王居。”金履祥谓契非帝喾子,是对此说有疑。姑置此说不论,而论其与亳的关系。帝喾居亳,乃出于晋人皇甫谧之说,以今河南偃师县当之,然皇甫谧却又说:“梁国穀熟为南亳,汤所都也。”33晋穀熟县在今河南商丘县东南。两说相去甚远。按:古地以亳为名者甚多,而汤所都之亳,论者亦颇不一辞,以王国维所说最居胜义34。其说上宗臣瓒。《汉书·地理志》山阳郡薄县,注引臣瓒曰:“汤所都。”这个薄县即皇甫谧所谓的北亳,其地在今山东曹县南。王国维承臣瓒之说,以此为汤都,并举三证以做说明。其一是以春秋时宋之亳为证,宋之亳即汉时山阳郡的薄县。这本是宋的宗邑,自足证其为汤之所都。此薄县历西汉至于魏晋。晋时县治虽废,而尚有亳城,若南亳、西亳不独古籍无证,即汉以后亦不见有亳名。其二是以汤之邻国为证。汤时邻国葛为最著,葛在今宁陵县,与山阳薄县相距最近。其三是以汤之经略北方为证,汤所伐国,韦、顾、昆吾、夏桀皆在北方,故汤自商丘徙于在薄县之亳,以疆理北方。
《汉书·地理志》河南郡偃师,尸乡,殷汤所都。这就是皇甫谧所说的帝喾作都于亳的地方。近年来,考古学者在这里进行发掘,显露出城池的遗迹,还发现了许多珍贵的文物。根据《汉书·地理志》的记载,认为这就是殷汤的都城。近人亦有以郑州市所发现的商城遗址即汤所都的亳者35。
由契至汤的八迁,由于《古本竹书纪年》未有记载,故说者间有不同,甚至难于尽得其地。不过《世本》《左传》等书偶尔有所涉及,细加钩沉,还可略得仿佛。汤时虽有八迁,除亳之外,实际只有六都,盖其间也有先后同居一地的。这六个都城为蕃、砥石、商、商丘、相土的东都和邶。蕃在今山东滕县境。砥石据说是在今河北省宁晋、隆尧两县间。商和商丘可能本为一地,在今河南商丘县。相土的东都乃在泰山之下。相土本居商丘,其东都当在商丘之东。邶则在今河南省汤阴县南36。
汤以后至于盘庚的五次迁都,见于《尚书序》的有三次,即仲丁迁于嚣,河亶甲居相,祖乙圮于耿。司马迁采其说入《殷本纪》,唯“祖乙圮于耿”作“迁于邢”。《古本竹书纪年》亦记仲丁迁嚣,河亶甲居相事。其于祖乙仅云即位,而未及其他。《纪年》于此之外还有所补苴,即开甲(《殷本纪》作沃甲)、祖丁皆居于庇,而南庚于奄37。嚣之所在,李颙谓在陈留浚仪县,皇甫谧谓或云河南敖仓38。浚仪县为今河南开封市,敖仓当在今河南郑州市西北。今考古发掘,于郑州市发现商代都城遗址,论者也有谓即仲丁所迁之敖。河亶甲所居之相,今在河南内黄县东南39。祖乙所迁之耿,《史记·索隐》以河东皮氏县耿乡当之。皮氏县今为山西河津县。皮氏县远在西僻,距殷商诸都皆甚远,且耿乡亦不近河畔,如何能受到河圮的影响?《殷本纪》作“邢”,当以邢为是。《左传》宣公六年:“赤狄伐晋,围怀及邢丘。”杜预谓邢丘在河内平皋县,以今地按之,当在河南省温县东北,其地近河,所谓圮于邢,即指此而言40。开甲和祖丁所居之庇,在今山东省旧鱼台县,南庚所迁的奄则在今山东省曲阜县41。(www.xing528.com)
盘庚迁都为殷商一代大事,盘庚为了迁都,还特别作了三篇《盘庚》,昭告臣民。《书序》称“盘庚五迁,将治亳殷”。中篇还说了一句:“惟涉河以民迁。”《传》释这句文义说:“为此南渡河之法用民迁。”《史记·殷本纪》记载此事则说:“盘庚之时,殷已都河北,盘庚渡河南,复居成汤之故居。乃五迁无定处。” 接着又说:“乃遂涉河南治亳。”《殷本纪》记盘庚以前迁都事,仅止于“相乙迁于邢”。邢在河北,如祖乙以后再未迁都,盘庚由河北南迁,是合乎常理的。可是《古本竹书纪年》又载有开甲迁庇,南庚迁奄事。庇、奄皆在河南。庇、奄既皆在河南,何以盘庚又要渡河南迁?检诸《古本竹书纪年》佚文,所说竟与《殷本纪》大异。诸家所引《纪年》,文句间有不同处。今不惮烦琐,逐一列举,以明究竟。《尚书·祖乙书序·正义》引《汲冢古文》:“盘庚自奄迁于殷。”《水经·洹水注》引《竹书纪年》:“盘庚即位,自奄迁于北蒙,曰殷。”《太平御览·皇王部》引《纪年》:“盘庚自奄迁于北蒙,曰殷。”《史记·项羽本纪·集解》《尚书·盘庚·正义》《通鉴外纪》所引皆谓盘庚所迁的殷在邺南三十里。《史记·项羽本纪·索隐》引文则谓殷墟南去邺州三十里。战国时,尚无邺州之名,此州字当系衍文。《史记·殷本纪·正义》引文又谓殷墟南去邺四十里。所引的文句虽间有差异,然盘庚自奄迁殷,而殷又在邺南三十里或四十里处,可见《殷本纪》所说,盘庚渡河南,复成汤之故居,并非实录。不过《殷本纪》之误也并非偶然。《盘庚》中篇所说的“惟涉河以民迁”,这本来没有南或北的意思,如谓当时由奄迁殷,自然也是要“涉河”的。可是《书传》却说是“为此南渡河之法用民徙”。这恐怕不是《盘庚》篇的本意了。《盘庚》篇开端曾说过:“盘庚五迁,将治亳殷。”亳殷连言,自然会使人联想到成汤故居的亳。其实这个亳字就是讹文。王国维就曾指出:“亳殷二字未见古籍。《商颂》言:‘宅殷土茫茫。’《周书·召诰》言:‘宅新邑。’ 宅殷连言,于义为长。且殷之于亳,截然二也。”42盘庚所都应在河北,自经殷墟发掘,这些歧义自是不应再存在的了。
盘庚迁殷之后,又有一些有关迁都的记载,涉及武丁、庚丁和武乙三帝,据说武丁曾经“自河徂亳”43,更具体地说是迁到沫邑,而沫邑就是朝歌城44。武丁的自河徂亳,是为了“三年默以思道”。这是说武丁在亳亮暗了三年,与迁都无关。既然是自河徂亳,就是说武丁的都城本来在河北,因为亮暗才渡河而南。其所迁的朝歌城就在今河南淇县,距殷并非很远,与殷同在河西,如何能说自河徂亳?其后庚丁时,殷徙河北45。庚丁之子为武乙,史称其“复去亳徙河北”46。庚丁武乙父子二人相继在位,怎么能都去迁都,而且都是迁到河北?武乙迁都说者较多,庚丁迁都只有《史记·三代世表》记载,可能是武乙的误文,武乙迁都也是迁往朝歌,与武丁相同47,所差异的只是武乙的迁都为渡河北迁的。前后三帝陆续都在迁都,而所迁的却是一个地方,其间可能是有所讹误的。
《古本竹书纪年》另有不同的记载,据说:“自盘庚徙殷,至纣之灭,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纣时稍大其邑,南距朝歌,北据邯郸及沙丘,皆为离宫别馆。”48所谓朝歌的都城,可能就是当时的离宫别馆所形成的。武乙为纣父。纣之灭亡是由于牧野之战的失败。牧野在朝歌的南郊。牧野战后,纣自焚于鹿台。鹿台亦当在朝歌,故周武王因之能斩纣首。朝歌之被作为纣都,也许是因此而起的。
(4)早周及周初的都城
《史记·周本纪》载周的先世,始于后稷。后稷封于邰,邰在今陕西省武功县西南。其后公刘徙豳,豳在今陕西省彬县东。《诗·大雅·公刘》美公刘的选择新居,谓其“于豳斯馆”。在这里开始有了京的名称,即所谓“乃觏于京”。《诗笺》释京,谓是绝高的地方,大众所宜居的处所。因为有了京,因而也就有了京师之野。就在这京师之野安置了随从迁徙众民。公刘在豳虽然做过宫室,但主要还是经营农业,说不上有更大的规模。到了古公亶父才又徙居岐山之下,开始有周的名号。《诗·大雅·緜》篇称道太王在岐下作宗庙,立皋门和应门,而且还立了称为冢土的大社。《史记·周本纪》所说“古公乃贬戎狄之俗,而营筑城郭室屋,而邑别居之,作五官有司”,就是指此而言。
《诗·大雅·皇矣》称颂文王,诗中说:“度其鲜原,居岐之阳,在渭之将,万邦之方,下民之王。”《笺》云:“乃始谋善原广平之地,亦在岐山之南,居渭之侧。”这里并非丰,故《笺》言“后竟徙都于丰”。《疏》云:“太王初迁,已在岐山,故言亦在岐山之阳,是去旧都不远也。《周书》称文王在程,作《程寤》《程典》;皇甫谧云,文王徙宅于程,盖谓此也。《笺》嫌此即是丰,故云后竟徙都于丰。知此非丰者,以此居岐之阳,丰则岐之东南三百里耳。”程于汉时建为安陵县49。安陵县在今陕西省咸阳市东二十里。
文王后来在伐崇之后,建立了丰50,武王继之,建都于镐51。丰在今陕西户县东北,镐在今西安市西南,相距并非很远。当前考古工作者正在这里从事发掘,两座都城的遗迹将会于最近公诸于世。
《世本》说:“懿王徙于犬丘。”《汉书·地理志》:“右扶风槐里,周曰犬丘,懿王都之。”其说与《世本》同。犬丘在今陕西兴平县东南十里。皇甫谧对此有异议,他说:“镐在长安南二十里。然则犬丘与镐相近,有离宫在焉,懿王暂居之,非迁都也。” 吕思勉《读史札记》甲帙《西周皆都丰镐》谓:“懿王时,丰镐实曾沦陷,故暂迁犬丘。”其实懿王虽有迁犬丘之举,固仍多在丰镐。郭沫若的《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共收懿王时及其近是者十七器。其中王在周时所作的就有师遽簋、师遽彝、免簋、免簠、免盘、守宫尊等六器。在宗周时有同簋,在康宫有康鼎,其他则在吴、奠、时各一器。另有在侲宫二器。侲宫未知所在。而在犬丘者竟未见到一器。可知懿王时虽迁到犬丘,只是暂时性质。吕思勉所说近于推测,却也有一定的道理。
西周时,穆王亦有迁都事。《汉书·地理志》京兆尹郑县,周宣王弟郑桓公邑。臣瓒却谓:“周自穆王以下都于西郑,不得以封桓公也。”郦道元于《水经·渭水注》中说:“余按迁《史记》,考《春秋》《国语》《世本》言:‘周宣王二十二年封庶弟友于郑。’又《春秋》《国语》并言:‘桓公为周司徒,以王室将乱,谋于史伯,而寄帑与贿于虢、郐之间。’幽王霣於戏,郑桓公死之。?”他接着还说:“班固、应劭、郑玄、皇甫谧、裴、王隐、阚骃及诸述作者咸以西郑为友之始封,贤于薛瓒之单说也。无宜违正经而从逸录矣。”核诸实际,薛瓒所言只是略有语病而已。穆王之子为共王,共王之子为懿王。即令穆王果曾迁都西郑,也并非穆王以下诸王皆都于西郑,懿王的迁都犬丘,乃是由丰镐迁往,与西郑无关,郑桓公封于宣王时,已远在穆王之后,固风马牛不相及也。前论懿王迁都犬丘,却常往来于宗周。其实穆王也是如此,《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共著录穆王时及其近是者二十器,其中王在宗周者二器,在京者四器,在大室及康宫者各一器。尚未见在西郑时所制作的彝器,似乎穆王未曾迁都,即令穆王果真迁都西郑,也只是暂时举动,并非就在西郑定都下去。
这里论述了远古传说和三代的都城。远古传说不易稽考证实,可以置而不论。三代都城累经学人考究,大体皆有成说,虽间有歧义,亦可以略见全貌。如上所说,夏的都城先后有崇、安邑、平阳、晋阳、阳城、阳翟、黄台之丘、斟寻、帝丘、斟灌、原、老丘、西河等十三处。商的都城,自契至汤虽有八迁之说,其实只有亳、蕃、砥石、商、商丘、相土之东都和邶等七处;汤以后五迁,为嚣、相、耿、庇、奄,至盘庚而迁于殷,如果暂舍殷不论,也有十二处。若是和在偃师及郑州所发掘的文化遗址并论,就更为繁多。早周时亦曾以邰、豳、岐、程、丰五处为都。这是说,夏代和盘庚以前的商代,以及早周之时,至少有三十处都城。
三十处都城虽有定说,却不易明了各建都的具体年代。《古本竹书纪年》说:“自禹至桀十七世,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52在这一时期,各王在位之年,仅知禹为四十五年53,启为三十九年54,后芬为四十四年55,后芒为五十八年56,后不降为十九年57。其他未见记载。禹虽有在位年数,有关禹都的记载却有数处。启也有在位年数,所都只有一个黄台之丘,启的始即位是否就在这个新都,也还有待于论定。至于后芬、后芒、不降等王皆是承袭前王旧绩,并未及身迁徙过都城,因而不易据以为说。
《古本竹书纪年》也说:“汤灭夏以至于受,二十九王,用岁四百九十六年。”58其中仅知“太甲唯得十二年”59,亦难以据之确知有关都城的历年,不过《古本竹书纪年》却记载如下的一条:“自盘庚迁殷,至纣之灭,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60这条记载殊为珍贵。这是都城具体的历年见于记载之始。早周的都城和盘庚以前的商一样,皆难知其确实年代。好在武王都镐的年代是可以确知的。故兹篇于盘庚以前的商都和武王以前的周都皆未与其他都城并列,至于夏都更无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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