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都学的研究方法与中国古都和文化关系研究

为了建立中国古都学，并逐渐进行深入的钻研，这就应该讲究有关的研究方法。

如前所说，中国古都学自有其特点，其中一个特点就是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从事研究工作。这就必须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原理和方法。只有这样，才能使这方面的研究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

中国古都学的研究概括起来不外自然的因素和社会的因素。不论其为自然的因素还是社会的因素，都不会永远是静止不动、停顿不变的。因为事物经常就是在不断运动、不断变化之中。都城及其附近所涉及的有关因素，也不会有所例外。关中的咸阳或长安作为都城有长期的历史渊源，是具有一定的优越条件的。不过也有它的难以掩饰的缺点。关中土地虽然肥沃，局面却显得狭小，都城人口稍多，粮食便成为问题，不能不仰给于关东的漕运。由于渭河水运有若干困难，西汉就在渭河南侧开凿了一条漕渠，终西汉一代运道畅通无阻52。隋唐两代继续在长安建都，同样也开凿傍渭的漕渠。隋祀短促，还未发现若何异状，唐代却难于坐享其成53。这条漕渠经常发生故障，甚至长期断流，这应是渭河含沙量增多，影响到漕渠的水量的缘故。秦汉都于咸阳和长安时，东面的屏障就依靠一座函谷关。隋唐时函谷关已无人提起，这方面的要塞就移到潼关。这分明是函谷关的形势有所改变，难于负荷一方面防卫的重任。这还是属于自然因素的变化，至于社会因素的变化当更为繁多。洛阳作为古都，都城具体所在地却经过几次迁徙，从东周王城到汉魏的洛阳城，又到隋唐的东都，前后并非一地。明代的北京城虽承元代大都之旧，城垣的变化却各有不同，这是在前面已经说过的。至于一城之内的变化当更为繁多，难以备举。如果不从变化和运动着眼，恐终究难于有所说明。

每个古都都涉及许多方面，是相当复杂的。既然相当复杂，在研究时势必要兼顾有关的方面，了解其间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的关系，才能期望获得具体而有说服力的论证。前面说过，每个王朝或政权的都城虽非当时全国的经济中心，经济却相当发达。经济能够发达，原因自然不一，有国内的原因，也有国外的原因。汉唐两代长安的繁荣，就和丝绸之路的畅通有关。西汉时长安城内的槀街就是西域胡人寄旅的街道54，而唐代长安的东、西市更多波斯人的足迹55。西域胡人和波斯人的往来，为当时长安市廛生色。如果丝绸之路受到阻遏，长安经济就会受到一定的影响。这一点在西汉时还不至于显得突出。唐代中叶以后，吐蕃侵占河陇，丝绸之路受阻，安西、北庭及西域使人在长安者皆不得归去，德宗时曾经做过彻底检查，共有四千人，这应是一个惊人的数字56。这四千人由于未能归去，长留为长安市民，以后长期再无来者，这当然对长安的经济不能了无影响。若舍此不论，就难得具悉其中的真相。长安的经济不仅受到丝绸之路的制约，还受到粮食供应的影响。唐代初期由于关中歉收，甚至皇帝也要去到洛阳就食57。中叶以后，藩镇割据，汴河运道中断，皇室衣粮的供应也几乎中断，更不要说长安城中的经济了58。如果把这样一些现象都当成孤立的问题去处理，而不细究其间的联系，就不易透彻地说明问题。

在以前的王朝或政权的统治过程中，经常会发生各式各样的矛盾，其中有一些矛盾会影响到都城的存废问题。北魏末年，由于孝武帝和高欢之间的矛盾冲突，肇致了北魏的分裂，孝武帝西奔关中，以长安为都；高欢亦弃洛阳，别立孝静帝于邺城。洛阳由此废不为都。唐代末年，由于李茂贞和朱温之间的矛盾，终于酿成昭帝的迁都。昭帝迁都洛阳后，长安也因而废不为都。不过这都是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是衰颓着的东西和衰颓着的东西之间的矛盾，不是衰颓着的东西和发展着的东西之间的斗争。这后一斗争，西周厉王和国人之间的矛盾庶几近之。据说厉王暴虐，用荣夷公来搜刮国人。国人诽谤周王，王使卫巫监视国人。国人难以忍受，群起逐上。厉王只好逃离都城，流亡外地59。这里所说的国人，据说是指百工和商人，当是就居住在都城之内的人而言。这次国人和厉王的斗争，虽以放逐了厉王取胜，但并没有改变都城的地位。不过这宗事情发生在都城之内，已经显示出当时都城之内矛盾的激化。在历代的古都中，像这样的统治者和国人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可以说是仅有的。实际上衰颓着的东西和发展着的东西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并不稀少，作为古都的研究者皆不宜有所忽略。

我国的古都还有若干值得称道的特点。除前面已经提到的数目繁多这一点之外，一些不同的王朝先后都在同一个地方建都，也是其中的一点。丰、镐、咸阳和长安虽是四个地方，但彼此相距并不很远，实际上可以算作同一的古都。在这里建都的有西周、秦、西汉、王莽新朝、隋与唐六个统一王朝，还有刘玄更始政权、赤眉、东汉（后期）、西晋（后期）、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黄巢大齐政权、李自成大顺政权等十一个王朝或政权，作为都城前后共有一千一百九十一年60。其他如洛阳、开封、南京、北京等古都亦莫不如此，都各有其发展的过程。对于这样的发展过程如何进行研究？这在辩证法中有过相关的规定：“辩证法认为不应把发展过程了解为循环式的运动，不应把它了解为过去事物的简单重复，而应把它了解为前进的运动、上升的运动，由旧质态进到新质态，由简单发展到复杂，由低级发展到高级的过程。”61用这样一条方法研究我国古都的发展过程应该说是必要的而且也是能够说明问题的。由丰、镐经咸阳到长安的发展，不仅都城规模不同、设施不同，就是对于自然条件的利用也有不同。丰、镐在沣河左右，距渭河尚远，这正说明周人当时只能利用沣河这样较小的河流。秦汉时已可利用渭河这样较大的河流。利用渭河从事航运，始见于春秋时期62。汉时由关东运来的漕粮，初年就是用渭河运输，中叶开凿了漕渠，以漕渠代替渭河的航运，可是漕渠中的水流主要还是引自渭河及其有关的支流63。秦灭六国后，皆写放其宫室，在咸阳北阪上照样建筑64。这就和周人的丰、镐完全为当地的模式不同。汉时长安与秦咸阳隔着渭河，城郭街道皆与咸阳不同。尤其汉时长安的槀街就为咸阳城内所未有，因为这是外国使人所居地65。秦时国力的扩张，仅限于南方的越人和北方的胡人，尚无必要在咸阳城中发展这样一个特定的地区。洛阳作为古都，也是经过了王城、汉魏故城直到隋唐东都城几个阶段。就是这个汉魏故城的发展，还包括东汉、曹魏、西晋和北魏几个王朝。虽同在一地，后来的设施总是在前代的基础上有所增益。特别是北魏的洛阳城是在前代的基础上另行设计建筑的。其他作为几代的古都也都有类似的情形。这样在易代之后，原来的古都再次作为新的都城，就必然不是循环式的运动，而是由旧质态进到新质态，由低级发展到高级的过程。

这样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中，也还包含着由量变进到质变的过程。前面说过，丰、镐、咸阳和长安四地的古都，前后经历了六个统一王朝和十一个王朝或政权的建都。若仅以长安而论，仅去掉西周和秦两代，作为建都时期，还有六百四十九年，在这六百四十九年中，可分为两个段落，前一段落为三百五十四年，除西汉、王莽政权两代外，还有刘玄更始政权等九个王朝或政权在这里建都；后一段落为隋、唐、黄巢大齐政权、李自成大顺政权建都时期。在前一段落中，西汉以后虽有十个王朝或政权在这里建都，但只是在西汉都城的基础上发展，显得前进和上升，但看不出有重大的改革。这种改革直到隋初才得以实现。隋时所建的大兴城，也就是后来唐代的长安城，较之以前各代，不仅城池所在的地址有了改易，而且城内的建设模式也完全成了新的。隋唐的东都城也是如此。北魏的洛阳城虽然是新的规划，与汉魏之时不同，但城址还因故旧，没有改变。隋唐的东都城和长安一样，完全和前代异趣，和长安城东西辉映，使古都的建设呈现出异彩。北京城的发展过程也有相仿佛的情形，金、元、明、清诸代同在北京建都，明、清的北京城因于元大都之旧而有所改革，可是元大都却与金中都迥然不同。大都和中都相较，地址和模式都完全相异，自不易发现其间因袭的痕迹。这样的发展过程，不仅不是循环式的运动，也不是只限于由旧质态进到新质态，由简单发展到复杂，由低级发展到高级的过程，而应是由量变进到质变的过程。

这里所说的只是一些说明问题和分析问题的观点和原则，这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要求。前面已说过，中国的古都不仅具有悠久的历史渊源，而且数目又极为繁多，这是中国古都的特色。针对这种特色，还应该有更多的需要注意的地方。在这里可以提出两点：就是综合的研究和比较的研究。中国的古都既然这样的繁多，其间就不会没有共同的因素，也不会没有相互差异的所在，不加以综合和比较是不容易做出更为具体透彻的解释和分析的。司马迁曾经指出：“昔唐人都河东，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建国各数百千岁”。为什么这里能成为累代建都的地方？司马迁的解释是：“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66这样的解释虽不够全面，却相当中肯。那时的王朝和政权选择都城有一个共同的原则，就是认为都城应该设在天下之中。周公营雒邑，就是根据这样的原则的67。《吕氏春秋》中因此得出一条结论：“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68这是从自然因素得出的结论，司马迁对此特别加以称道，是因为这里还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只是由于“土地狭小，民人众”，受到相应的限制。如果推而广之，三河只是那时的王者建都集中的一个地区，而不是所有的都城所在地。夏、商、周各代都曾经频繁迁徙过都城，可以考见的，夏自禹起，先后迁都不下十三次；商人迁都，前八后五，早已成为定说，就是说汤的先王契至汤迁过八次，汤以后至于盘庚又迁过五次；周人自太王居豳起，至于敬王的徙于成周，前后也有八次。夏、商、周三代的迁都合起来达三十余次，所迁的都城都在黄河流域。夏人的都城在今山西、河南两省之间的黄河两侧，并有向东发展的趋势。商人的都城在今河南、河北、山东三省之间的河济流域，周人的都城则自渭河中游向东发展，直至今河南洛阳。总体来说都在黄河流域，更具体说是在当时黄河的中游及济水的上、中游，也是在陇山和泰山之间。为什么夏、商、周三代这样频繁的迁都，迁来迁去都离不开黄河流域？这自然与当时黄河流域富庶有关69。三代以后，还有不少王朝或政权的都城也在黄河流域。这就显示出历代古都和黄河流域的关系。要说明这样的关系，仅仅从事于某一古都的研究是不能满足的。

自古以来，不论王朝或政权都以营建都城为国之大事，莫不郑重筹措，以期长治久安。《周礼》：“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这样美轮美奂，是费过一番斟酌的。此后各代皆在这方面多费心机，而北魏的洛阳城和隋唐的长安城尤为人所称道。他如城池的广狭、街道的宽窄、市区的繁荣与萧条、道路的畅通与阻塞，各个古都皆各有法则，未能彼此相同，不经过比较研究，就难以备悉其中的特点，也不易获得和各个古都都能相符合的规律。

其实，这样综合的和比较的研究，也都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常使用的治学方法，在他们的著作中是不难看到的。以这样一些方法研治中国古都学更容易得到一定的效果，应该踵其道而行之。

此外，当前在其他学科中也还有一些卓有成效的治学方法，可以引用来研治中国古都学。譬如，现代人文地理学的空间分析法、中心地学说等分析问题的方法，对于研究古都的起源、发展和演变，尤其是对于研究古都在其统属区域内的基本条件和变化根源，都有不同程度的借鉴作用，不妨斟酌试行。

上面所论述的都是在有关的资料具备以后的工作。如何搜集资料，似乎不必琐陈。一般习于从文献记载中搜集，其实还应该加上实地考察。就以文献记载的资料而言，也还有应该注意之处。文献记载有第一手和第二手之分，也有真讹的差别。研究古都，资料的可靠性如何，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资料稍欠真实，立论便难得正确。当时人的记载已难保其必是，后世追述前代，更不能说是完全没有舛错讹误的地方。就这一方面来说，考证的工作自是十分必要。我国古代的学者对此相当重视，以考证名家的学者代有其人。马克思主义对于这一点也同样地重视。从事古都的研究者当然也不宜忽略这一关键性的工作。不过考证只是整理资料的方法，而不是研治此学的目的。资料既经考证真实，就应该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原理，进行深入的探讨。

实地考察是和搜集文献记载的资料相辅相成的工作。古都所涉及的地区不广，实际考察比较易于进行。但不能因为所涉及的地区不广便率尔忽视，不加闻问。秦汉两代以咸阳和长安为都。这两地隔着渭河南北相向，汉时且在渭河架桥，来往自甚方便。经过两千年的变化，汉长安城尚有败堵残迹，掩映于荒烟蔓草中；至于秦咸阳城自经项羽烧残后，遗迹久已沦没，若非近年考古发掘，几难确指其地。就是这样的残迹还是经过渭河的侵蚀，半沦水中。若不亲临考察，不仅难知其间变化的历程，且将难以确指汉代渭桥的所在。唐代于洛阳建立含嘉仓，这是当时漕运的重要设施，如不亲临其地进行考察，了解当地水道的变迁，殆将难以具知在其地设仓的原因。正是由于这样的缘故，从事古都的研究，实地考察实为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必须使文献记载的资料和实地考察所得的结果互相吻合。

必须指出，在搜集和整理资料的过程中，应该尽量运用现代科学的工具和手段。诸如，以碳十四和树木年轮法确定历史的年代，以电镜分析判断泥沙的沉积，以卫星照片探索地下的蕴藏，以及其他各种有关的新设施新方法，皆可因之以得到具体的数字和真实的情况，这就能据以说明有关的问题。以碳十四确定历史的年代，在考古学中已普遍应用，其中有许多涉及古都的记录。河南安阳殷墟的有关年代尤为繁多，如妇好墓的椁板、武官村祭祀坑中的马骨，皆有助于年代的确定。而北京紫竹院的桥梁残木，亦可因之而确定高粱河在北魏时的故道70。 不过碳十四年代测定在某些条件下，受不同地形、不同沉积环境的影响，所测定的年代只具有相对的准确性，在条件具备 的情况下应该再用树木年轮法加以核正。电镜分析可以判断泥沙的沉积。运用这个方法可以知道基于何种类型的沉积环境造就了现在的沉积性。古都中开封所受沉积的影响最大，在开封作为都城以前，就已经经过无数次的沉积，开封失去都城的地位以后，仍继续有多次的沉积。其间的演变就可运用这种方法来推求。电镜分析不仅可以判断沉积，还可以鉴定木材结构，这在古都的研究中当有更为广泛的运用。至于利用卫星照片探索地下的蕴藏，更可以得到文献记载所难于明确的效果。西安附近的渭河和浐、灞两河的河道，皆曾经有过摆动和移徙。秦咸阳都城遗址南部的受到冲毁，唐代东渭桥遗迹在高陵县耿镇之东农村中的发现，固然可以说明一部分问题，但有关渭河河道前后演变的过程却仍不易详知底蕴。渭河尚且如此，浐、灞两河更连这样的线索都不易察知。可是这些演变的痕迹在卫星照片中却都能够明显见到71。这对于研究古都长安有所裨益。其他古都的一些演变，也可借卫星照片于地下求之。现代科学突飞猛进，新的研究工具和手段可能时有发现和创造，自应随时引用，期能得到更多的成果。

运用这样一些方法，具备了有关的文献记载和实地考察所得的资料，并加以必要的考证和核实，证明都已确实无误，就可以依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原理进行具体的研究。不过还应该有一个重要的步骤，不宜稍事疏忽，这就是要设法复原古都的旧貌。如果不能复原古都的旧貌，它的演变历程就不易加以阐述，至少要多费笔墨。这个方法是侯仁之同志在研究历史地理学时提出来的。仁之同志认为进行复原，一如考古学家把已经破碎了的甚至是残缺不全的古器物进行复原，或者像古生物学家把早已绝迹了的某种动物的遗骸化石进行复原一样72，这个复原工作可以应用到对于古都的研究。其实仁之同志在研究古都时用的就是这种方法，而且卓有成效73。当前，我国的考古工作者在探索古都的遗址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探钻或发掘了一些古都的城垣、宫殿、街道、坊巷、宅第，使它们的遗迹局部或全部显露出来，因而获得了丰富的资料，这是值得称道的。所获得的资料正是复原古都面貌的极好依据。再以文献记载相对证，古都的面貌是可以尽量复原的。由于古都的繁多，各个古都又都有相当的规模，今后还需要做更多的努力。

这样的复原工作不应限于原来都城的人为设施，还应复原当时的全貌，包括有关的自然环境方面。西安城北的渭河，曾经有过较大的变化，自秦汉两朝在咸阳、长安建都以来，河道一直向北摆动。如果不能探索出秦汉以至隋唐时期的渭河河道的所在，则秦咸阳城的规模就难以得出具体的轮廓。汉唐两代都曾在长安城北渭河之上架设桥梁，迄至现在，有些桥梁的遗址须在河畔村落间求之，已经发现的唐东渭桥遗址，竟距现在的渭河有数里之远。如果渭河河道没有变迁，这样的建桥岂非奇谈！现在北京城中的什刹海，元时称为积水潭，为由江南来的船舶停泊之地，因而积水潭东北岸上的斜街一带也是当时大都城内最繁华的商业区。到了明代，积水潭日益淤垫，湖面逐渐缩小，就无复当年的盛况。现在什刹海较明时更小74。若不设法复原，就难于说明元代大都城内的情况。

为了说明古都的规模和演变，甚至还应复原距古都较远的某些地区的旧貌。秦都于咸阳，函谷关遂成为它的东部屏障。西汉虽改都长安，函谷关的重要性并未稍有减色。函谷关能有这样的作用，是因为当地地形的险要，东来的进攻者等闲不能轻易越过。函谷关在今河南灵宝县东北弘农河畔的王垛村。现在看来，王垛村及其附近实在说不上有什么可以称道的险要。这应不是古代史籍记载的错误，而是后来演变的结果。若不能复原当时的旧貌，则咸阳和长安的都城地位就不易得到充分的说明75。

对于古都的研究者来说，复原古都的旧貌只是迈开了研究工作的最大的一步，甚至可以说只是研究工作的开始。中国古都学是以研究古都的演变及其规律为目的的，复原古都的旧貌和达到这个目的之间还有一定的距离，因而不能说复原了古都的面貌就尽了研究古都的能事。这就需要再接再厉，努力以赴。只有论证了它的演变，探索出其中的规律，使它有裨益于当前的四化建设，才能算是对于中国古都学的建立做出了贡献。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愿与各位同志共勉之。

（原载《浙江学刊》1986年第1、2期合刊）

【注释】

1 拙著《中国的运河》第四章，史学书店1944年版。

2 拙著《黄河流域蚕桑事业盛衰的变迁》，《河山集》一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版。

3 《德国农民战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86—387页。

4 《〈德国农民战争〉一书序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选》第一卷，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54年版，第626页。

5 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123页。

6 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132页。

7 《史记》卷五五《留侯世家》。

8 《史记》卷九九《刘敬传》。

9 《隋书》卷一《高祖纪》、卷五三《贺娄子干传》、卷六八《宇文恺传》、卷四一《高颎传》，又《大唐六典》卷七“工部郎中员外郎”，近卫本。

10 侯仁之：《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元大都与明清北京城》》，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11 《汉书》卷一九《百官公卿表上》。

12 《汉书》卷八《宣帝纪》。

13 《汉书》卷二八《地理志》。

14 《汉书》卷七二《贡禹传》。

15 《新唐书》卷二二一上《摩揭陀国》。

16 《南部新书》丙。

17 《北史》卷九七《西域传·大月氏传》。

18 宋敏求：《长安志》卷八《唐京城二·东市》、卷一〇《唐京城四·西市》。

19 宋敏求：《长安志》卷八《唐京城二·东市》、卷一〇《唐京城四·西市》。

20 李白诗中有关这类的篇章，至少有如下各篇：《前有一樽酒行》《少年行二首》《白鼻䯄》《送裴十八图南归嵩山》，分别见中华书局本《全唐诗》卷一六三、卷一六五、卷一七六。

21 《战国策》卷一《东周策》。

22 长安八水始见于《史记》卷一一七《司马相如传》。

23 《宋史》卷九五《河渠志五》。

24 拙著《中国的运河》第五、六、七章，史学书店1944年版。

25 《三国志》卷四七《吴书·孙权传》，《明史》卷一三二《李新传》。

26 《史记》卷七《项羽本纪》。

27 《后汉书》卷八八《西域传》。

28 《后汉书》卷五八《虞诩传》。(www.xing528.com)

29 《后汉书》卷九《献帝纪》。

30 《旧唐书》卷二〇上《昭宗纪》。

31 《社会主义与战争》第一章，《列宁选集》第二卷下，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

32 《新唐书》卷五〇《兵志》。

33 《宋史》卷一八七《兵志》。

34 《大唐六典》卷六《刑部尚书》。

35 《大唐六典》卷五《兵部尚书》。

36 《诗·小雅·鹿鸣之什·四牡》《谷风之什·大东》，又《左传·襄公五年》，《孟子·万章下》。

37 《史记》卷六《秦始皇帝本纪》。

38 《汉书》卷五一《贾山传》。

39 元稹：《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西凉伎》，《全唐诗》卷四一九。

40 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

41 《史记》卷七《项羽本纪》。

42 《周书》卷八《静帝纪》。

43 《隋书》卷三一《地理志》。

44 《马可波罗行纪》第一五一章《蛮子国都行在城》《补述行在》，冯承钧译，中华书局本。

45 《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54页。

46 《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读本》第四章第二节《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

47 《史记》卷五三《萧相国世家》。

48 《史记》卷九五《樊哙传》《灌婴传》。

49 《唐会要》卷三六《氏族》。

50 《太平广记》卷四八五。

51 杜甫：《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全唐诗》卷二二二。

52 《汉书》卷二九《沟洫志》。

53 《新唐书》卷五三《食货志》。

54 《汉书》卷七〇《陈汤传》。

55 《太平广记》有关此类的记载很多，不一一列举。

56 《资治通鉴》卷二三二《唐纪四八》。

57 《资治通鉴》卷二〇三《唐纪一九》、卷二〇九《唐纪二五》。

58 《资治通鉴》卷二三二《唐纪四八》。

59 《国语》卷一《周语上》。

60 拙著《陕西省在我国历史上的战略地位》，《河山集》四集，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61 《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读本》第四章第二节《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

62 《左传》僖公十三年。

63 《汉书》卷二九《沟洫志》。

64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

65 《汉书》卷七〇《陈汤传》。

66 《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

67 《尚书·洛诰》。

68 《吕氏春秋·慎势》。

69 拙著《由地理的因素试探远古时期黄河流域文化最为发达的原因》，《河山集》三集，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70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中碳十四年代数据集》，文物出版社1983年版。

71 杜甫亭：《西安附近渭河河道的演变》，《史前研究》1985年第1期。

72 侯仁之：《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历史地理学刍议》，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73 侯仁之：《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历史地理学刍议》有关古都研究各篇，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74 侯仁之：《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元大都与明清北京城》，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75 拙著《函谷关和新函谷关》，《西北史地》198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