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都上层建筑及文化概述

经济基础是和上层建筑相关联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也可以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二者是密不可分的。所以了解了作为都城的经济基础以后，就必须进而了解它的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包括政治、文化、宗教等方面。历来王朝或政权在选择都城时，首先要考虑到政治的因素。隋唐时期以长安为都城就足以作为说明。长安虽是西汉时的旧都，其后一些王朝或政权还曾经在这里建立过都城。虽然还是这座长安城，隋唐时期自然条件并没有很大的变化，却有了新的政治因素。南北朝末叶，这里形成了一个地方势力集团，治史者称之为“关陇集团”。这个“关陇集团”就成为隋唐王朝的政治支柱。隋朝的代替北周，实际上是一种宫廷政变，在都城中并没有使用武力，关陇集团的力量还不至于表面化。唐代初年就趋于明显。隋唐两代以长安为都城，是具有各种不同的因素的。至少迁就这个“关陇集团”的势力，应为其因素之一。由此上推，项羽为西楚霸王时定都于彭城（今江苏徐州市），也有类似的因素。彭城近于当时盛产粮食的富庶地区，项羽都于此是从经济方面着眼。项羽为楚人，彭城为楚地，以楚人都于楚地，正是要凭借楚人的力量以巩固他所建立的政权。垓下之战，汉军四面皆楚歌，这使项羽深为惊诧，认为汉已得楚地，最后竟至于败亡26。

都城的经济基础常能对当地的王朝或政权的大政方针起到一定的影响作用。东汉和南、北两宋的对外策略就可以作为证明。东汉都于洛阳，较之西汉已近于当时盛产粮食的富庶地区。北宋的开封和南宋的杭州在这方面更胜东汉洛阳一筹。东汉都城离开长安，距西陲的凉州更远，而西域更在凉州之西。东汉对于这一方面的政策，与西汉迥异。西汉主开拓，东汉显得保守以至于退缩。东汉对于西域曾经三通三绝27，中叶以后，由于羌乱迭起，还曾经打算弃掉凉州28。如果东汉不是以定都洛阳来迁就盛产粮食的地区，可能不至于出此下策。北宋以汴河、惠民河、广济河等漕运渠道，使开封城中不会发生粮食的恐慌，这是以前各代都难于比拟的。可是国防大计不能不恃近百万的禁军。后来禁军腐化，金人就长驱直入了。杭州的经济基础较之开封更为富庶，仅这一点就使偏安的南宋小朝廷不再抱恢复中原的宏志。

每个王朝或政权的政治隆窳，决定它的统治时期的久暂，这在国都问题上亦有所显现。王朝或政权视迁都为一代大事，不敢稍事轻忽。可是迁都的事还是时有发生的。明初都于南京，至成祖时迁到北京。虽当时称北京为行在所，迁都实已成为定局。这应该是盛世的迁都。这次迁都对于防御北陲的策略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至于东汉末年的一迁长安，再迁许县29，唐代末年的迁都洛阳30，都显出当时王朝内部的矛盾重重，无法解决，虽然迁都，仍难免于灭亡，甚或促使王朝更早灭亡。更甚者则是宋代的都城由开封迁往杭州，这固然是由于金人铁骑的侵凌，但若非北宋王室彻底腐朽，政治混乱不堪，曷克臻此。

从各个王朝或政权的都城的社会，也可以看到当时上层建筑的另一个方面。在阶级社会里，无处不显示出阶级的存在。全国都是如此，都城自非例外。或者可以说，都城的社会是全国社会的剖面，不过具体而微罢了。了解了都城的社会，当有助于了解当时全国的社会。都城自然是当时最高的统治者的属所，还有更多的统治阶级的成员。至于被统治阶级则更为复杂，各个王朝或政权随其时代的先后而可能情况有所差异。《史记·货殖列传》记载全国有关从事货殖的人物及其事迹，其中在都城长安的并非小数。当然，长安城中从事货殖的人仅是所有人口中的一部分，甚或是一小部分。但由此亦可觇当时都城社会的一斑。司马迁以后，这类著述犹不少见。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孟元老《东京梦华录》皆是一代名作。百千年来，读之犹能令人神往。这些名作的记载确属精细，纤悉无遗，然对于当时都城的整个社会似尚未逐一论及。仅以其所得来说，已值得后来者接踵为之。如能在这方面多所致力，不仅可以上追前贤，补苴史文的缺漏，而且可以超迈前贤。前贤虽处于阶级社会，毕竟难知阶级为何物，现在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是可从容爬梳剔抉的。

都城不仅是一代的政治中心，也是文化中心。都城为人物荟萃之所，文化自然容易发达。由于时代的前后不同，各个都城都各有其独特之处。我国素以历史悠久、文化瑰丽见重于并世各国，而国外人士欲欣赏我国古代的文化，亦皆于各个古都中求之。于是秦始皇陵旁的兵马俑和龙门石窟的造像石刻遂成为来往于西安、洛阳的旅游者必得目睹的奇珍。其他古都像这样的文化遗迹也都可以历历屈指数出。至于尚未被发现的遗迹和散见于文献的记载者，更不知凡几。搜访网罗，端有赖于古都的研究工作。(www.xing528.com)

这里还应该提到和古都有关的军事设施。“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克劳塞维茨在其所著《战争论》一书中的这句名言，很受到列宁的称道。列宁并且指出：“马克思主义者始终把这一原理公正地看作考察每一战争的意义的理论基础。”31 既然战争在一定条件下就会发生，所以一些王朝或政权也就不能不考虑到这样的问题，而早做若干准备。都城是每一个王朝或政权统治的中心所在，就不能不建设好有关的军事设施，更重要的则在于军事的防守。唐代前期采取府兵制度，全国共有六百三十四个折冲府，长安周围的关中就有二百六十一府，居全国的少半32。北宋一代，全国的兵额最多时曾达到一百二十万人，常驻于开封城内就有八十多万人33。其他王朝或政权在都城及其附近常驻的军额各有不同，在武备方面却都不会掉以轻心。就是这样，在都城周围还都设置了若干关隘。从战国以迄秦汉，为了加强对于咸阳或长安的防守，所设置的关隘距都城甚至相当遥远。东面的函谷关就在今河南灵宝县东北，而西面的萧关更远在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县的东南。唐代于全国各地共设关二十六座，分为上、中、下三等，在都城周围的就有上关五座，中关四座34。唐朝还规定于近边境处筑城置烽，这事好像与都城无关，可是长安所在的关内道及后来的都畿道却也一并置烽，而近甸的烽数竟达二百六十所35，其处心积虑，可见一斑。兵力多少、强弱，随时而有所变化。关隘能否发挥作用，固在于地理形势的险要，而守卫关隘的人力和其意志是实力最后决定的因素。王朝或政权的兴衰，都城的巩固和废毁，其间是密切相关的，就是在现在，也还有论述的必要。

论军事设施，交通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如果都城附近的交通有了阻塞，遇到了战争也难以稳操胜券。就在平时，居于中枢的王朝或政权为了要指挥和治理所能控制的疆土，也需要注意交通的畅通和发展。远在西周之时，已经重视周道的建设36。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更积极修筑以咸阳为中心向外辐射的驰道37，“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濒海之观毕至”38。它不仅通到全国各重要的地区，就是战国时各诸侯强国的旧都也皆能达到。这是说，如果六国的孤臣孽子敢于称兵反抗，秦兵可以通过驰道迅速达到，及时予以扑灭。自此以后，所有的王朝或政权殆莫不注意及此。唐初，长安城的开远门外曾置一记里的土堠，上面刻写着去安西九千九百里，以示戎人无万里之行39。这可以看出唐代立国的气派。唐代前期能够控制西域各国，累次用兵征讨，与交通便利不是没有关系的。当时长安城内多西域胡人40，也未始不与此有关。以都城为中心的交通得到修整，显示出当时王朝或政权的兴旺景象；交通破坏，都城的地位就难于维持下去了。

这里还应附带论述一下有关古都的萧条和遭受破坏的问题。一些古都在它的王朝或政权崩溃时，都会受到相应的影响，有的萧条下去，有的遭受破坏，有的甚至完全溃灭。项羽入关中，秦代的咸阳城就被付之一炬41。北齐灭亡之后，邺城随之被铲为平地42。西晋末年永嘉之乱，汉魏以来的洛阳城就很快消失于荒烟蔓草之中。十六国的霸主们亦常往来于伊洛流域，竟无一国再以洛阳为都，铜驼黍离，不堪回首。后来北魏孝文帝迁都，也只好另建新城。当然也有一些古都，虽在易代之际受到影响，但破坏还不甚严重，也许还能保存原来的面貌。不过时移世易，不能完全没有变化。作为一个都城，这样也近于尾声。虽然如此，它到底是如何萧条下去的？还有没有恢复的可能，使之成为现代繁荣的城市？这也都还需要再作考察。不过也有一些古都在易代的时候还不至于受到若何的摧残，有的难免有所损坏，历时稍久，却仍能显得繁荣。现在的南京，东晋、南朝时皆为都城所在地。隋初平陈，诏并平荡耕垦，更于石头城置蒋州，至炀帝大业初始置丹阳郡43。就是这个丹阳郡，它的繁荣程度竟超过原来南朝的都城。《隋书·地理志》中说：“丹阳，旧京所在，人物本盛，小人率多商贾，君子资于官禄，市廛列市，埒于二京。”所谓二京，指的是长安和洛阳。以一个胜朝的旧都，竟能与当代都城相媲美，自是难能可贵。元人灭南宋，临安难免经历一番浩劫，可是当马可·波罗来到时，所见的却是另一种景象。据其所说，这座城池周围广有百里，内有一万二千石桥。道路、河渠颇宽展。此外有衢，列市其中，赴市之人甚众。城中有大市十所，沿街小市无数。每星期有三日为市集之日，有四五万人挈消费之百货来此贸易44。这样的繁荣可以说是仿佛南宋当年。为什么能够这样迅速地恢复和发展？这是值得研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