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中国古都的自然因素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于都城和城市自来都是相当注意的。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中，就曾提到德国南部的城市，尤其是奥格斯堡和纽伦堡，认为这是当时著名的繁华中心。当时尽管瓦斯科·达·伽马已经发现由非洲至印度的航路，从印度到北方诸国的通商大道还是要经过德国，奥格斯堡依然是意大利丝织品、印度香料和东方国家一切出产物的集散中心。德国的熟练矿工也助长了这些城市的繁荣。恩格斯在这里还进而称道英国的伦敦，说它是全国工商业的中心3。恩格斯也提到了德国的柏林，说由于当时的工业和贸易迅速发展，促进了柏林的繁荣4。奥格斯堡和纽伦堡都只是普通城市。伦敦和柏林却是英国和德国的都城，而且直到现在仍为英国和德国的都城。恩格斯论此事时距今已将近一百五十年，显得相当悠久了。

由恩格斯的论著可以得到这样的启示：不论普通城市还是都城，都应该具备一定的自然条件，才能够繁荣和发展。黑格尔也曾经提出过“历史的地理基础”，说这是“助长民族精神的产生的那种自然的联系”5。黑格尔在这里具体指出这有三种特殊的差别，乃是干燥的高地，同广阔的草原和平原；平原流域—是巨川、大江所流过的地方，以及和海相连的海岸地区6。中国的古都是这样的繁多，可以说黑格尔所说的三种特殊差别的地区中，都可能与中国的古都有关。由此可见，地理条件或基础，也可以说是自然的因素，对于普通城市以至于都城都是相当重要的。

一代都城的地点的选择和确定不是偶然的，有自然的因素，也有人为的因素。设立都城最大的目的，是当时王朝或政权借此以统治它所控制的地区。任何王朝或政权都期望它能永久存在下去，亿万斯年，不至坠毁。所以对于都城选址莫不极为慎重。它必须仔细了解当地的自然形势是否有利于巩固它的统治力量和地位。西汉初年选择都城时，就曾经对洛阳和关中做过比较。洛阳固然东有成皋，西有崤渑，背黄河而面向伊、洛，有一定的险要条件7，但较之秦地的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的形势，还是稍逊一筹的，所以刘邦就舍弃洛阳而定都关中8。像这样的斟酌比较，是所有的王朝或政权都不能避免的。如果能够充分利用自然因素，所建立的都城不仅能够繁荣发展，而且也可助长王朝或政权的年祀的延续。(www.xing528.com)

人不仅能够利用自然，更能够进一步改造自然。这在各王朝或政权对于它的都城的设置过程中也是能显示出来的。无论怎样优越的自然形势，都难免有罅漏之处，不易完全符合于建都的要求。所以一些王朝或政权在选择都城时，固然要注意到利用自然，就是都城奠定以后，也还要进一步谋求改造自然。这就是说，在自然的因素之外，还要增加人为的因素。增加了人为的因素，自然的形势才能更好地和军事、政治、经济互相密切配合，发挥都城的作用。这些自然的因素和人为的因素又因时而有变化，对于都城所起的作用不无影响。只有了解这样一些因素、设施及其间的变化，才能对一代的都城有所了解。

历代王朝或政权确定了它们的都城之后，如何建设都城，这是各有千秋的。历史上古都为数很多，这样多的都城，各呈异彩，殆无完全雷同之处。一般说来，前后不同的王朝或政权同在一处建都，继起者因袭旧规，较易为力。可是也未必尽然。隋代承北周旧业，隋时的长安城却是易地另建，自成一种新的局面9。明代的北京城是在元朝大都的基础上建立的，却稍向南移，和元时有所差异。明初废弃元时的安贞和健德两门，两门东、西的城墙亦一并废弃。代之而起的乃是其南的安定和德胜两门，并在这两门的东、西修筑新的城墙。新旧城墙之间就有相当远的距离。就是明时的正阳门和崇文、宣武两门也在元代的丽正门和文明、顺承两门之南。而且明代还多建了一个外城，和元代的大都差异更大10。城池尚且如此，城内的建置更是各有特色。这里不必多所列举，隋唐长安城中的里坊就和明清北京城中的胡同迥然不同。至于宫殿、官署、街道、市区更是因地制宜，规模互异。这些都是古都的研究者所不可忽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