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阜縣成立孔子基金會，海内外迴響巨大

在中國漫長的帝制時代中，孔子走向“神壇”“聖壇”經歷了一個長期的過程，由孔子所開創的儒家思想大多時候是當時社會的主流意識形態。進入20世紀以後，孔子的地位发生了变化。在一段時期内，孔子被打上“反动”、“落後”、“倒退”甚至“奸詐”的標簽。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文革”後，百廢待舉，國人在思想文化領域内所面臨的重大問題之一，就是如何正確評價孔子，如何還原孔子的真實形象。

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平反冤假錯案給國人帶來生活的希望。为一位時代人物平反，可能僅需要一紙公文、一場追悼會；但要为一位歷史人物正名，可能就没那麼容易了，要經歷一個不短的過程。为孔子正名，是以修復“三孔”、保護曲阜文物的名義提出的。

曲阜市政協原副主席傅鴻泉回憶，1983年，中國教育學會教育史研究會和曲阜師範學院（现曲阜師範大學）在曲阜聯合舉辦孔子學術討論會，其間有學者建議成立一個“孔子研究會”或者“中國孔子學會”。當時，曲阜当地的領導幹部和學者也在思考，该以什麼方式募集保護文物的資金，并擴大孔子、曲阜的影响力。時任曲阜縣財政局局長胡振洪與其同學、曲阜師範學院政治系教師孔慶亮向縣委辦公室寫了一封關於成立“孔子基金會”的建議函。根據這個建議，時任曲阜縣委書記劉福田主持召開縣委常委會，决定成立“孔子基金會”[2]。傅鸿泉说：“胡振洪同志可謂中國孔子基金會的首位創意人，劉福田同志是一錘定音者，猶如演戲，他倆是主角。”[3]

原曲阜縣委辦公室主任張國民回憶，在醖釀孔子基金會會長人選時，衆人傾向大衆日報首任總編輯、時任南京大學名譽校長、著名孔學專家匡亞明。經過曲阜縣有關領導和學者的邀請，匡亞明答應擔任孔子基金會會長。[4]

1984年6月，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全國政協主席鄧穎超視察曲阜，其間在孔廟題寫了“古为今用”四個字。起初，曲阜縣醖釀由鄧穎超擔任孔子基金會名譽會長，但她以兼職過多、本人非學者而婉拒。鄧穎超推薦了時任中央書記處書記、國務委員谷牧。

鄧穎超認为谷牧是孔子基金會名譽會长合適的人選，理由有三點：其一，谷牧在30年代是個左翼文化工作者；其二，他是山東人；其三，他對孔子的事情比較明白。後來，谷牧在回憶此事時，又加上了第四個理由：“我想，鄧大姐推薦我還有一些没説出，或在當時那種思想解放不够深入的形勢下不便説出的理由：我在周總理領導下的長期工作中從來没有偏激的行为，可能孔子的中庸之道在我身上有些體现。”[5]有媒體曾發文説，谷牧一生堅守“貴和持中”“擇善而固執之”的行事原則，就體现了具有儒學淵源的中庸之道。[6](www.xing528.com)

1984年9月22日（農曆八月二十七日）[7]，正值孔子誕辰2535周年紀念日，就在當日，曲阜孔廟大成殿前隆重舉辦紀念活动。在此次活动中，孔子基金會宣告成立[8]。當日，山東省委將孔子基金會成立一事上報中共中央。

1984年9月24日，中共中央辦公廳以電報形式批復山東省委，正式表態給予認可，内容为：“九月二十二日電悉。中央同意以民間名義成立孔子基金會和谷牧同志任名譽會長、匡亞明同志任會長。副會長和理事人選請省委决定。”這份文件在孔子基金會歷史上至關重要，它不僅意味著中共最高領導層對成立孔子基金會一事表示認可，而且對孔子基金會主要人事安排做出指示——除同意谷牧和匡亞明的任職外，也給予山東省委在孔子基金會中的人事任免權。這其實就把具體領導孔子基金會的重任交付給了山東省委。

在製作孔子基金會公章和牌匾時，會長匡亞明提議，在會名前加上“中國”二字，變成“中國孔子基金會”[9]。事實證明，這一名稱在此後是得到廣泛認可的，因为研究孔子、傳承和傳播孔子思想，必然要走出曲阜和山東。

孔子基金會成立，在海内外引起巨大反响。一方面，這是對“批孔”的根本否定，展现了谷牧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在面對民族文化上敢於正本清源、實事求是的膽識和魄力，此後，中國的孔子研究工作掀開嶄新的一頁；另一方面，我们還需要清醒地认识到，成立孔子基金會，著手修復“三孔”，建設孔子故里，這的確只是为孔子正名的第一步，之後要走的路還很長。孔子基金會的誕生，只能説是燃起了重新認識孔子、走近孔子的火種，至於此後能否形成燎原之勢，還需要付出更大努力。在這一歷程中，谷牧發揮了至關重要的引領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