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庭訓”子孫，首開“詩教”與“禮教”結合的家教傳統，規範了孔氏家學的發展向路。孔氏家學的真正形成，還需要其後人的不懈努力。孔子兒子早卒，而其孫孔伋不負厚望，秉承祖訓，为孔氏家學的發展以及儒學的光大做出了重要貢獻。《禮記》《孔叢子》等書中記載了子思的一些言論事蹟，可窺知其家學傳承的情况。
在《孔叢子·抗志》中，子思引“《小雅·正月》：‘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論“君臣自賢”之弊端，可見子思熟知《詩》。另有學者對子思之詩學學派歸属做了論析，認为子思學出子夏，有毛《詩》风格。[9]
《禮記·檀弓上》中記載了子思關於喪禮的闡述：
子思曰：“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喪三年，以爲極，亡則弗之忘矣。故君子有終身之憂，而無一朝之患。故忌日不樂。”
曾子謂子思曰：“伋！吾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七日。”子思曰：“先王之制禮也，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跂而及之。故君子之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三日，杖而後能起。”
此兩段文字中，子思對喪禮做了闡述，委婉地批評曾子“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七日”的過禮之舉，對禮之中庸原則有著深刻認識。《礼记·檀弓下》中又記子思答穆公問“为舊君反服”之禮。《孔叢子》之《雜訓》《巡守》等篇中也記載了他闡述吊唁之禮、回答陳莊伯有關巡守之禮等事情。可見他諳熟禮學。孔子弟子柳若高度贊譽子思，説他为“聖人之後也，四方於子乎觀禮”（《禮記·檀弓上》）。這自然得益於子思從其父親那裏就開始的學禮的家學傳統。子思在致力於家學的同時，還周游列國，從政講學，收徒授業，著書立説，在學仕著述中積极弘揚發展孔子思想，成为戰國時期儒學發展的領軍人物。
在孔氏家學的傳承中，子思是關鍵人物，他上承其祖，下啓其子，實现了孔子所期待的“世不廢業”。《孔叢子·雜訓》篇中記載了子思對其子孔白（字子上）的悉心教導和家學傳授之事。如云：
子上請所習於子思。子思曰：“先人有訓焉：學必由聖，所以致其材也；厲必由砥，所以致其刃也。故夫子之教，必始於《詩》《書》，而終於禮樂，雜説不與焉。又何請？”
在這裏，子思直接以“先人之訓”为教，强調“夫子之教”在於學《詩》《書》禮樂。事實上，這一傳統從孔鯉到孔伋，他们都在繼承与弘扬；至孔白，他也在繼承与弘扬。
關於子上的事蹟，《孔叢子·雜訓》中略有記載：
子思在魯，使以書如衛問子上。子上北面再拜，受書伏讀。然後與使者宴。遂爲復書，返中庭，北面再拜，以授使者。既受書，然後退。使者還魯，問子思曰：“吾子堂上南面立受臣書，事畢送臣。子上中庭拜授臣書而不送，何也？”子思曰：“拜而不送，敬也；使而送之，賓也。”
遠在他鄉，子思以書問子上，督促其學業，可見家教之嚴。子上接到家信“北面再拜”，復書後“返中庭，北面再拜，以授使者。既受書，然後退”。這些舉动一一循禮而行，足見他也是通禮之士。顯然，這亦與孔氏學禮習禮的家學有關。史料記載，子上“通習群書，又善兵法”，以賢能聞名於世，曾被齊威王兩次傳召为相。[10](www.xing528.com)
孔子六代孫孔穿，字子高，史載其“篤志博學、沉静清虚，有王佐之才”[11]。從《孔叢子》之《公孫龍》《儒服》《對魏王》《執節》諸篇中可知，他與公孫龍辯論、答魏王問、答信陵君問、答齊王問、與齊君論車裂之刑，在言行中宣傳儒道、弘揚家學，是一個相當活躍的政治人物，在當時有著“天下之高士”的美譽。
《孔叢子·公孫龍》中載：
子高曰：“若以絲麻，加之女工爲緇素青黄，色名雖殊，其質故一。是以《詩》有‘素絲’，不曰絲素；《禮》有‘緇布’，不曰布緇。‘
牛’‘玄武’，此類甚衆。先舉其色，後名其質。萬物之所同，聖賢之所常也。”
此處子高談《詩》論禮，闡述萬物之命名，可見其通曉《詩》禮。又《儒服》篇中記載平原君問詢子高“孔子見南子”之事，子高回答道：“衛君請見，猶不能終，何夫人之能覿乎？古者大饗，夫人與焉，於時禮儀雖廢，猶有行之者。意衛君夫人饗夫子，則夫子亦弗獲已矣。”子高結合古代大饗禮回答平原君，同時也維護了先祖孔子的聲譽，亦可見他熟稔禮，繼承了研習詩禮的家學。
孔子七代孫孔謙，字子順，學識淵博，曾为魏安釐王相，以“聖人之後，道德懿邵”聞名諸侯，還曾擔任趙、魏兩國的國師。《孔叢子·執節》篇中載，趙王以平原君及鄒文之事問子順，子順答曰：“先父之所交也，何敢不知？”可見子順承父學，學有所源，尤其在詩禮方面是一脉相承的。在《孔叢子·執節》中，魏王説：“昔者上天神異，后稷为之下嘉穀，周遂以興。”子順引《詩·大雅·生民》中的“誕降嘉種”，認为此事乃“《詩》美后稷能大教民種嘉穀以利天下”。由此可知，其明於《詩》。於禮，他更是精曉。《執節》篇中多次記載他與趙孝成王、季節、申叔等君、卿大夫談論政治禮法之事。如：
申叔問子順曰：“禮，爲人臣三諫不從，可以稱其君之非乎？”答曰：“禮，所不得也。”曰：“叔也昔者逮事有道先生，問此義焉，而告叔曰：‘得稱其非者，所以欲天下人君使不敢遂其非也。’”子順曰：“然，吾亦聞之。是亡考起時之言，非禮意也。禮，受放之臣，不説人以無罪。先君夫子曰：‘事君欲諫，不欲陳言。’不欲顯君之非也。”申叔曰：“然則晏子、叔向皆非禮也。”答曰：“此二大夫相與私燕，言及國事，未爲非禮也。晏子既陳履賤而踴貴於君？其君爲之省刑，然後以及叔向，叔向聽晏子之私，又承其問所宜，亦答以其事也。”
這裏，子順向申叔闡述了人臣事君之禮，并提及其父（亡考）子高、先君孔子對此事的具體看法，以孔子所言“事君欲諫，不欲陳言”的辯證認識晏子、叔向的行为，足見他於禮有著透徹全面的理解，同時也彰顯了禮在孔氏家族内部的傳承。
孔子八代孫孔鮒，字子魚，亦是先秦孔氏家族中的佼佼者。《孔叢子》之《獨治》《問軍禮》《答問》《詰墨》諸篇中，記録了他的事蹟。如《獨治》篇中記：“子魚生於戰國之世，長於兵戎之間，然獨樂先王之道，講習不倦。”其友季則對其不合時宜的做法很不理解，疑而問之：“今先生淡泊世務，修無用之業，當身不蒙其榮，百姓不獲其力，竊为先生不取也。”孔鮒對曰：“武者可以進取，文者可以守成，今天下將擾擾焉，終必有所定。子修武以助之取，吾修文以助之守，不亦可乎？”可見孔鮒身逢亂世，却傾心家學，研治儒家經典，有修文之恒心，并對儒學抱有經世致用的堅定志向。其積极努力，終成深受時人器重的一代名儒賢士，有“通才足以干天下，博知足以慮無形”之譽。
在具體的學術傳承方面，孔鮒繼承了孔子重禮的思想，對各類禮制有著全面系統的瞭解。《孔叢子·獨治》篇中記載了孔鮒答陳涉所問社會倫理之禮，《孔叢子·問軍禮》篇中又記其答行軍出征之禮、命將出師之禮、將居軍中之禮。由此可見，他精通各種禮制，而其所言諸禮，不見於其他典籍，必是家學傳承。
特别值得稱道的是，孔鮒面對秦王焚書的命令，冒險藏書於壁中，保存了先人典籍，为孔氏家學的傳承賡續做出了重要貢獻。《孔叢子·獨治》篇中載：“陳餘謂子魚曰：‘秦將滅先王之籍，而子为書籍之主，其危矣。’子魚曰：‘……然顧有可懼者，必或求天下之書焚之，書不出則有禍。吾將先藏之，以待其求，求至無患矣。’”於是他將古文《尚書》《論語》《孝經》《禮》等儒家經典藏於祖堂夾壁之中，以待後世之求。[12]
陳寅恪先生言：“所謂士族者，其初并不專用其先代之高官厚禄为其惟一之表徵，而實家學及禮法等標異於其他諸姓。”其又云：“夫士族之特點既在其門风之優美，不同於凡庶，而優美之門风，實基於學業之因襲。”[13]這兩段論述都揭示了家學傳承、文化積澱對於一個家族的重要意義。其言雖是針對隋唐時期的士族而言的，但對於先秦時期的孔氏家族來説亦恰如其分。是時，孔子後裔雖積极入仕，但因儒學不为各諸侯國所用，孔氏家族的社會地位并不高。不过，家族内部學術傳衍不息，文化積澱深厚，深受時人贊譽。如趙王對孔子七代孫子順言：“寡人聞孔氏之世，自正考甫以來，儒林相繼，仲尼重之以大聖，自兹以降，世業不替，天下諸侯咸賓禮焉。先生承緒，作二國師，從古及今，載德流聲，未有若先生之家。”（《孔叢子·執節》）趙王從“三命兹益恭”（《史記·孔子世家》）的正考甫追述，尤重孔子所開啓的“世業不替”，對孔氏家族給予高度評價。由上文考述，我们亦可詳知：這一時期孔子後人孔伋（子思）、孔穿（子高）、孔謙（子順）、孔鮒（子魚）等忠實繼承和發展了孔子思想與儒家學説，詩禮相傳，著述立説，保存典籍，家族内已然形成了“儒林相繼”、學詩學禮的家學範式，使孔氏家族成为一個漸至顯赫的文化世家，“載德流聲”，为世人敬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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