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及孔氏家族，史有可考且較为詳細的當從孔子算起，并且孔子對整個孔氏家族的影响又是空前的。孔子之先祖是殷商後裔、宋國貴族，直到六祖孔父嘉時，家族才開始有“孔”氏之稱，孔氏家族得以形成。在春秋社會流动、階層變化漸劇的歷史大背景下，舊貴族勢力沉浮不定，發展曲折。孔氏家族在孔子之前，代際多呈衰象，到孔子之時，父親叔梁紇早亡，家道中衰，他在少年時有過賤鄙的生活經歷，所謂“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論語·子罕》）。
從史料記載看，孔子之後，孔氏家族在先秦時期因孔伋、孔穿等人的不斷努力，多有起色，但數代單傳，人丁不旺，其在政治上的影响力亦較为微弱。然而這一時期孔子後裔们都以儒學为業、勤於治經，家族内部積澱了深厚的文化底藴。這無疑與孔子所開創的家學家风密不可分。
孔子首開私家講學之风，有教無類，廣收弟子“以《詩》《書》禮樂教”（《史記·孔子世家》）。同時，他也非常注重家庭教育，開啓家教傳統。他對其子孔鯉（字伯魚）的教誨，載於《論語·季氏》中：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聞斯二者。”
此處孔子要求兒子孔鯉學《詩》學禮，并闡明學《詩》学禮的重要意義：“不學《詩》，無以言。”“不學禮，無以立。”“趨庭”一詞亦因之被賦予特殊的含義，成为承受父教的代稱。《論語·陽貨》篇又載：
子謂伯魚：“女爲《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墻面而立也與。”
孔子又具體要求孔鯉研究《詩》之《周南》和《召南》，并指出如不學此兩篇，如同面壁而立，前不得行。這兩段記載，簡要而生动描述了孔子在家教子的情况，可謂我國古代士人家學的最佳寫照之一。
博學多才的孔子教育兒子學《詩》學禮，其對《詩》禮的重視與當時的社會環境密切相關。在孔子生活的時代中，作詩是卿士階層的必要素質之一。《詩經·鄘风·定之方中》曰：“卜云其吉。”《毛傳》云：“故建邦能命龜，田能施命，作器能銘，使能造命，升高能賦，師旅能誓，山川能説，喪紀能誄，祭祀能語。君子能此九者，可謂有德音，可以为大夫。”[3]孔穎達疏云：“升高能賦者，謂升高有所見，能为詩賦其形狀，鋪陳其事勢也。”[4]其中，“升高能賦”是士大夫的九項素質之一，即將升高所見所感賦为詩，以之表達情感。同時，引詩賦詩是貴族们進行社會交往的獨特環節，尤其是在一些政治、外交場合中，人们往往以詩言志，以詩傳意。《左傳·襄公二十七年》中記載：
齊慶封來聘，其車美。孟孫謂叔孫曰：“慶季之車，不亦美乎？”叔孫曰：“豹聞之，‘服美不稱，必以惡終’。美車何爲？”叔孫與慶封食，不敬。爲賦《相鼠》，亦不知也。[5]
齊國權臣慶封來魯，其車服華麗與身份地位不相稱，其言行舉止亦十分不恭敬，魯國叔孫穆子便为他賦詩《相鼠》，取義“人而無儀，不死何为”“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暗示耻笑羞辱，然慶封因不懂《詩》而渾然不知。故而孔子説“不學《詩》，無以言”，認为不學《詩》，就不知道在社交場合中如何運用語言來答對。他還多次談學《詩》的意義。如《論語·陽貨》中載：“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其認为《詩》可以“感發志意”“考見得失”，讓人“和而不流”“怨而不怒”，通“人倫之道”，又“足以資多識”。[6]
在《孔叢子·記義》[7]篇中，孔子還專門論《詩》之義：
孔子讀《詩》及《小雅》，喟然而嘆曰：“吾於《周南》《召南》見周道之所以盛也，於《柏舟》見匹夫執志之不可易也，於《淇奥》見學之可以爲君子也，於《考槃》見遁世之士而不悶也，於《木瓜》見苞苴之禮行也，於《緇衣》見好賢之心至也，於《鷄鳴》見古之君子不忘其敬也，於《伐檀》見賢者之先事後食也，於《蟋蟀》見陶唐儉德之大也，於《下泉》見亂世之思明君也，於《七月》見豳公之所以造周也，於《東山》見周公之先公而後私也，於《狼跋》見周公之遠志所以爲聖也，於《鹿鳴》見君臣之有禮也，於《彤弓》見有功之必報也，於《蓋羊》見善政之有應也，於《節南山》見忠臣之憂世也，於《寥莪》見孝子之思養也，於《楚茨》見孝子之思祭也，於《裳裳者華》見古之賢者世保其禄也，於《采菽》見古之明王所以敬諸侯也。
此處孔子闡述了《詩》之《周南》《召南》，以及《柏舟》等二十二篇的深刻思想内涵，并聯繫倫理道德發掘微言大義，把《詩經》當作道德修養的教科書。
“不學禮，無以立”亦與當時社會生活密切相關。孔子生活的時代，雖然已有禮壞樂崩之勢，但時人仍然十分重視禮。《左傳·昭公七年》記載的一件事即能説明：“三月，公如楚。鄭伯勞於師之梁。孟僖子为介，不能相儀。及楚，不能答郊勞。”魯大夫孟僖子陪昭公訪楚。路過鄭國時，面對鄭伯的慰勞，孟僖子“不能相儀”。到楚國，他又“不能答郊勞”。因此，他深为自己“不能相禮”而羞愧懊惱。回國後，他聽説有“能禮者”便從而問學。臨終前，孟僖子還闡發禮的重要意義，云“禮，人之干也。無禮，無以立”（《左傳·昭公七年》），并特别囑咐兩個兒子孟懿子和南宫敬叔“師事仲尼”學禮，以便能够“定其位”。這一時期，其他賢達人士亦頻繁强調禮的重要作用。如師服曰：“義以出禮，禮以體政。”（《左傳·桓公二年》）孟獻子云：“禮，身之干也。”（《左傳·成公十三年》）子太叔云：“禮，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左傳·昭公二十五年》）(www.xing528.com)
孔子自己十分重視禮。他曾説：“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葸，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論語·泰伯》）一個人即使己經具備了恭敬、謹慎、勇猛、正直等優良品性，仍需禮來加以規範，避免出现勞、葸、亂、絞等不良现象。孔子説：“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論語·雍也》）君子博學矣，又能以禮約束之，方可不畔道。子路問成人。孔子説：“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为成人矣。”（《論語·憲問》）孔子心目中的成人，不僅身集知、不欲、勇、藝等優良品格，而且需要禮樂的教育和熏陶。總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孔子一直在强調人的生活須臾難離“禮”的規範與約束，否則即使具有好的氣質、品格也得不到完美的呈现，故而説“不學禮，無以立”。
孔子教學主張“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論語·八佾》）。衆所周知，禮樂不可分。在孔子眼里，《詩》與禮樂亦存在着密切關係。其云：“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禮記·孔子閑居》）《詩》與禮樂之間是一種相輔相成、相融互动的關係，即如學者所言：“《詩》不是脱離禮而孤立存在的文本，其依托於禮以介入日常生活；禮也不是没有詩樂藝術形式的抽象説教，其依托於《詩》實现了藝術化。”[8]司馬遷曰：“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儀。”（《史記·孔子世家》）可見孔子删《詩》，亦以“可施於禮儀”作为標準，注重詩禮結合。
再從《詩》與禮二者分属關係上看：《詩》以豐富的文化知識涵養道德、陶冶性情，以理情性；禮則以行为舉止展现著人倫規範，以謹節文；詩禮之教又凸顯著知識與實踐的統一，意在將内心的仁德修養與外在的禮儀規範有機結合。是以，孔子家教强調學《詩》學禮亦是重視内外兼修，知行合一，培養文質彬彬的君子，滲透著他對後人的人生規劃。
孔子親自教導兒子孔鯉學《詩》禮、通儒術，并明示詩禮之教的深刻内涵，在家族内部創立了讀《詩》習禮的學術傳統。
史載显示，孔子對其孫孔伋（字子思）也進行了諄諄教導。《孔叢子》之《記問》篇中記載了不少孔子與子思的對話，即是明證。如云：
子思問於夫子曰：“爲人君者，莫不知任賢之逸也，而不能用賢，何故？”子曰：“非不欲也。所以官人失能者，由於不明也。其君以譽爲賞，以毁爲罰，賢者不居焉。”
子思問於夫子曰：“亟聞夫子之詔，正俗化民之政，莫善於禮樂也。管子任法以治齊，而天下稱仁焉，是法與禮樂異用而同功也，何必但禮樂哉？”子曰：“堯舜之化，百世不輟，仁義之風遠也。管仲任法，身死則法息，嚴而寡恩也。若管仲之知，足以定法。材非管仲而專任法，終必亂成矣。”
子思問於夫子曰：“物有形類，事有真僞，必審之，奚由？”子曰：“由乎心。心之精神是謂聖，推數究理，不以物疑。周其所察，聖人難諸。”
子思向孔子請教了如何用賢、禮樂治國和任法治國的異同以及“心”“聖”二者在認識上的作用等問題。當然，上述記載或許經過後人潤色，但子思曾問學於孔子，又見於其他記載，應無需質疑。如《孔叢子·雜訓》中載子思答子上曰：“吾昔從夫子於郯遇程子於塗，傾蓋而語，終日而别，命子路將束帛贈焉。”《韓詩外傳》《説苑》《孔子家語》中也有相似記載，可見子思確曾隨於夫子身旁。因此，孔子對子思亦必有家教，《記問》篇所記，當有可信者。
又《孔叢子·記問》載：
夫子閑居，喟然而嘆。子思再拜請曰：“意子孫不修，將忝祖乎？羨堯、舜之道，恨不及乎？”夫子曰：“爾孺子，安知吾志？”子思對曰：“伋於進膳，亟聞夫子之教：‘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是謂不肖。’伋每思之，所以大恐而不懈也。”夫子忻然笑曰：“然乎，吾無憂矣。世不廢業，其克昌乎！”
此中生动描繪了孔子由“喟然而嘆”到“吾無憂矣”的心境變化。透過祖孫的對話我们可知，其實孔子是有意培養後人繼承家族學術以及傳經弘儒的事業的，但當時或因其子伯魚早逝，其孫子思年幼，故“喟然而嘆”。當子思向孔子表明自己繼承祖業、不懈進取的心志時，孔子則为後繼有人、“世不廢業”而忻然無憂。由孔子所創的孔氏家學感召力之大在其草創之初已顯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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