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萬曆二十年孔廟聖蹟殿石刻为增舊本所未有而成。張應登的《聖圖殿記》中云：
閲歲壬辰十月朔，應登按部而來，釋奠告成以妥靈也。仍商之弘復，增舊圖所未有者，如克復傳顔、孝經傳曾，道統正脉，不可不兩圖之也；父母合葬、詩禮趨庭，孝慈大節，不可不兩圖之也；登東山，憩大通岩，登泰山，與顔子望吴閶門，行樂之著者，不可不兩圖之也；廟爲杏壇故址，植檜手澤猶存，聖林并列三隴，子貢植檜交萃，不可不兩圖之也。共增定爲百十二圖。
也就是説，張應登來後又新增了八幅，而且新增八幅的理由也書寫得非常明白。“克復傳顔、孝經傳曾”對應现存聖蹟殿石刻中的“克復傳顔”和“孝經傳曾”，“父母合葬、詩禮趨庭”對應现存聖蹟殿石刻中的“合葬於防”和“過庭詩禮”，“廟为杏壇故址，植檜手澤猶存，聖林并列三隴，子貢植檜交萃”對應现存聖蹟殿石刻中的“杏壇植檜”和“三隴植檜”，“登泰山，與顔子望吴閶門”對應现存聖蹟殿石刻中的“望吴門馬”。唯獨“登東山，憩大通岩”在现存聖蹟殿石刻中找不到對應的圖畫。
《孟子·盡心上》中載：“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東山有兩説：一説为今山东平邑縣的蒙山，古時蒙山也叫“東蒙”，又叫“東山”，山頂有“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碑。一説为今山東曲阜市南面鄒城市南之嶧山。嶧山之陽大通岩有“孔子教授生徒處”，岩之上方刻“真儒境”“聖賢遺像”，西岩下有“孔子燕居處”，山之東峰有“小魯臺”，石壁上刻“孔子登臨處”“觀東山小魯”等字。無論是從孟子所表達的境界，還是從傳説古蹟勝景来看，“登東山，憩大通岩”都應该是《聖蹟圖》必收之圖。
但是，现存聖蹟殿石刻《聖蹟圖》一百一十二幅中確實没有“登東山，憩大通岩”图。是不是只是張應登序跋之説，原石刻中就没有此圖呢？也不對。有人作證説明見過此圖。戚學標（1742—1824）的《鶴泉文抄續選》（清嘉慶十八年刻本）卷五“至聖像記”中記載：
聖蹟殿五間，藏聖像及聖蹟圖諸石刻……聖蹟圖先係木刻，不知何人所繪，明巡按御史何出光鏤之於石。萬曆間按察使某增爲百十二圖。如登東山息大通谷、登泰山與顔子望吴閶門，悉圖之。繪手即拙，漫無考據。開卷數頁，即紀聖人入平仲學，不可存也。
顯然，戚學標見過“望吴門馬”、“入平仲學”和“登東山息大通谷”。戚學標，字翰芳，號鶴泉，太平縣澤國（今浙江温嶺市澤國鎮）人。清乾隆三十年（1765年）拔貢。乾隆四十二年，掌教縣城鶴鳴書院。次年，應曲阜孔繼涵邀聘，至孔府任教，直至乾隆四十六年中進士。戚學標任孔府教席多年，所言可信度相當高。
如此，我们只能推測现存聖蹟殿石刻已非萬曆二十年之初，其後曾經過重新繪製或改訂。有以下資料可为佐證。吴振棫（1792—1870）的《養吉齋餘録》卷六中記載：(www.xing528.com)
雍正二年（1724年），衍聖公孔傳鐸疏言：孔子聖蹟圖像，唐吴道子畫，石刻年久漸磨泐，會聖殿災，遂毁。聞原任四川巡撫能泰家藏有圖像，使人求之，因得全板送曲阜。乞御制序文冠之卷首，以垂永久。世宗允所請，親灑宸翰賜之。[3]
但是我们在现在的聖蹟殿中也没有找到雍正親題的“孔子聖蹟圖像”。王培荀（1783—？）在《鄉園憶舊録》中回憶：
闕里舊有《聖蹟圖》刻板，明巡按何出光於廟後更建聖圖殿刻石，監道張應登復增之，共一百十二圖。今存七十二圖。圖中器物多三代以後之制，如車駕牛，有兩轅，且設席棚，坐有墩、有案，案上列俎豆，未免失考。[4]
如果説道光時期只存七十二幅圖，那麼现在所見的一百一十二幅圖自然是後來增補的。但推測只能是推測，尚無確證。孔廟聖蹟殿自明萬曆二十年創建以來，康熙、雍正、乾隆、嘉慶、同治年間都有大小不等的維修，但聖迹圖石刻没有任何修改或重繪《聖蹟圖》的記録。至於为什麼没有或者是删除了“登東山，憩大通岩”之图，至今還是一個未解之謎。
另外，就聖蹟殿石刻《聖蹟圖》的創作年代，山東曲阜文物管理委員會孔繁銀在《孔子聖蹟圖簡介》中説：
原石刻120幅。它是我國明代的作品，始作於明弘治十六年，到嘉靖年間繼續增補充實，直到萬曆二十年才全部完成。[5]
開始創作年代指定为明弘治十六年（1503年），但不知根據何在。日本學者佐藤一好在1995年就對此提出過疑問，至今没有明確的答案。[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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