闕里聖蹟圖|孔子学刊第十辑

孔廟聖蹟殿《聖蹟之圖》七、八石刻有張應登的《聖圖殿記》，開篇便説：

闕里故有《聖蹟圖》若干幅，在棗梨，奈何不以貞瑉壽，亦散在各廡，奈何不殿列而嚴奉之。巡按御史何出光，覽而念動，裒郡邑四千緡，辟廟後之隙，爲聖圖殿圖，片片入石，爲久遠不磨計。知曲阜事、六十一代孫弘復，實肩厥役舉工。

這裏提出一個孔廟聖蹟殿石刻《聖蹟圖》的底本問題。也就是説，在萬曆二十年之前，曲阜就已經有木版《聖蹟圖》。

這一説法在吴嘉謨的《孔聖家語圖》中得到證明。《孔聖家語圖》成書於萬曆十七年，吴嘉謨自序：

歲丁亥（1587年），余師澹所楊公奉册魯藩，過闕里謁孔林，獲所傳《聖蹟圖》，歸而授予覽之，生平行概具見於繪帙中，昔日群侯卿大夫之所接，弟子之所游，展册輒了了。

其於是將《聖蹟圖》與《孔子家語》合刻在一起。吴嘉謨的《孔聖家語圖》中有《聖蹟圖》四十幅，因为是書頁插圖式，所以在構圖上與手卷等横式構圖多有不同，但依然能看出其來源於何珣增補本。

吴嘉謨的老師楊士經在曲阜得到的是《聖蹟圖》的木版刻印本，那麼闕里所藏的《聖蹟圖》木版是怎麼來的呢？2017年，北京大學出版社影印出版了明嘉靖戊申（1548年）沈藩的刻本《孔子聖蹟圖》，圖後所附鄧文質的《聖蹟圖跋》給我们提供了綫索。鄧文質的《聖蹟圖跋》原文如下：(www.xing528.com)

天生宣甫以寄斯道，諒非偶然。自昔群聖固皆異於衆人，矧夫子尤異於群聖者，豈無異蹟之可紀哉。甬東張中丞，即夫子誕生之始，迄葬祭之終，釐爲懿圖，凡若干而序贊之。吉府賢王復加增益，至三十有九。雖未能悉紀夫子神明之蹟，而其顛末概可見矣。江都尹公才實宣聖雲裔，偶有得其善本，喟然嘆曰：“先祖聖蹟反有賴藩王、都憲與之襄成，顧予係出正宗，仰承祖訓，領鄉書而宰大邑，詎敢惜俸資不爲先德侈哉。”遂綉梓而行，而白予紀其事。予嘉其有敬祖光宗意，遂書以韙之。正德元年春三月朔旦，賜進士第中憲大夫知直隸揚州府事前南京刑部郎中鄱陽鄧文質跋。

鄧文質（1462—1536），字汝中，號文溪，綽號鄧八斤。饒州府鄱陽縣（今江西鄱陽县）人，明弘治三年（1490年）庚戌科錢福榜進士，官至揚州知府、廣西副使。有文名。鄧文質在跋中追述了《聖蹟圖》創始於張楷、增補於吉藩（誤，實为何珣）的歷史，記述了孔子後裔孔公才得到吉藩刻本，“喟然嘆曰：‘先祖聖蹟反有賴藩王、都憲與之襄成，顧予係出正宗，仰承祖訓，領鄉書而宰大邑，詎敢惜俸資不为先德侈哉。’遂綉梓而行”。也就是説，大名鼎鼎的明正德元年（1506）《孔子聖蹟圖》（已佚）的真正的版主應该是孔子後裔孔公才。

孔公才（1458—1533），字羲文（或誤作“希文”），號野舟，孔聖五十八代孫，防西户，成化癸卯（1483年）舉人，官至山西按察使僉事。吕元善的《聖門志》，正德《大同府志》，嘉靖《和州志》，萬曆《和州志》，康熙《江都縣志》、《孔子世家譜》中都有孔公才的事蹟記録。陳鎬的《闕里志》卷一四中有墓志銘。孔繼汾的《闕里文獻考》卷九〇“子孫著聞者”第十五至十八記載最为簡明扼要，移録如下：

公才字羲文，先聖五十八代孫，父謳，見世職知縣聞簡傳。公才，謳第三子也。明成化十九年舉於鄉，初知江都縣，正德二年内擢兵部車駕司主事。時劉瑾竊政，百寮承順意旨，綱紀大壞，公才耻隨衆俯仰，自請外補，改大名府通判，尋知和州。九年，流賊入境，州將閉城自衛，公才厲聲曰：“如此其如城外生靈何？”乃疾令開門，放男女數萬人以入。又率民兵捍禦之，境内晏然。民爲立生祠祀之。明年升山西按察使僉事，兼理大同兵備。大同越處關外，時有虜患，仕者多詭避其地，公才受命即赴，至則繕城隍，飭武備，屹然稱北門鎖鑰。朝廷録邊功，多優賜。後致仕歸，年七十六卒於家。

明正德元年，孔公才初仕揚州府江都縣，有感於《孔子聖蹟圖》成書於張楷、吉藩等外姓之手，奮力捐出自己的俸禄，在江都縣刻繪了《聖蹟圖》，當時的揚州知府鄧文質为其題寫了跋文。正德元年《聖蹟圖》的版主自然是孔公才。後孔公才致仕歸鄉，很可能將木版帶回到了曲阜，獻給了孔府。“嘉靖戊申（1548年）春孟吉旦，潞庠姚生正貢之期西還，得《聖迹圖》一册，謁予以獻”（朱胤栘《刻孔夫子聖蹟圖跋》），於是才有了流傳至今的《聖蹟圖》沈藩刻本。我们有理由推測，孔公才正德元年本《聖蹟圖》正是散在兩廡的舊本之一，是明萬曆二十年孔廟聖蹟殿石刻的底本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