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学刊第十辑：古典与现代儒学的分类体系

自西學傳入以來，傳統儒學受到不同程度的衝擊，而其内部的分類體系自然也在新的時代下逐漸瓦解，作为傳統文化代表的儒學被分解为諸多新的學科，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蔡元培的《中國倫理學史》等一系列著作將儒學納入不同的现代學科體系之下。近代以來的儒學研究似乎不再關注儒學内部的分類，而更多的是從不同側面去討論儒學本身。這種新的轉變自然受到西方思潮的影响，但也與儒學從政治中脱身有著重要關係。儒學不再作为官方意识形態而存在，這也使得儒學在政治、經濟等方面的實踐維度逐漸消解，從而加深了儒學作为學術本身的獨立性。然而，獲得獨立發展的儒學缺少自身的主體性，儒學研究多遵循以往的歷史模式繼續前行，而缺乏一種作为學術主體的自觉意識。這多是緣於儒學地位的失落及學者们對“儒學”概念的不同解讀。可以説，我们儘管力圖保存古老的傳統文化，力圖重振儒學的輝煌，但對於重建怎樣的儒學這一問題，一直以來争訟不已。這也影响了我们對儒學分類問題的討論。毫無疑問，儒學要想在今天獲得新生，必須以開放積极的姿態適應當下的時代需要，古老的學科分類也并不應该成为儒學進步的阻礙。我们認为，一種科學有效的内部分類體系將有助於釐清圍繞著儒學所展開的諸多争論，而新的分類方法既要適應於當下儒學研究的事實本身，又要兼顧到儒學的歷史傳統。因此，我们把现時代的儒學分为元儒學、實踐儒學、文獻儒學三個類别，這三個類别又可以被統納於“大儒學”的概念之下。我们認为，這種分類一方面照顧了儒學自身的傳統，另一方面也適應了當下的學科類别。這三個類别又通過對立統一形成對大儒學的一種支撑。

元儒學，是以儒學自身为研究物件的反思性、批判性研究。它不再像傳統儒學那樣去探尋儒學思想的面目、挖掘儒學的實踐效用，而是僅僅運用概念、邏輯等分析手段對儒學本身及其内部的原則、根據加以批判與分析。如果説傳統儒學重在思想建構的話，那麼元儒學則是對這一思想建構的哲學性反思。關於這種“元儒學”的概念，唐昌黎、孟海貴曾撰文分析，認为元儒學的研究包含儒學的性質、規律、社會場、儒學觀等問題。[10]實際上，元儒學并非一個空洞無物的概念，當下儒學中的諸多研究都可歸於元儒學的類别中。早在民國時期，王國維就以《論性》《釋理》《原命》等相關文章对元儒學做了研究。王氏借用西方一些哲學的理念來對傳統儒學中的“理”“性”等概念詳加分析。其所做的分析是一種反思性的考察，是對儒學概念的一種反思與批判，而不是傳統式的内涵闡釋與思想論辯。譬如，王國維的《釋理》一文對儒學中的“理”這一概念做了分殊，認为儒學中的理“兼有理性與理由之二義，於是‘理’之解釋，不得不分为廣義的及狹義的二種”，又舉儒家之言，謂：“《孟子》曰：‘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程子曰：‘性即理也。’其對理之概念，雖於名學的價值外更賦以倫理學的價值，然就其視为心之作用時觀之，固指理性而言者也。”[11]無論王國維所論是否恰當，因为其對儒學概念的這種討論是反思與批判式的，所以都可以視为元儒學的範疇。這種元儒學的研究在當下也并非少數。比如，蒙培元的《中國哲學主體思維》是對儒學思維方式的反思，唐君毅的《中國哲學原論》是對“性”“道”等理念的還原。又比如，史華慈對孔子“仁”的討論重在考察“仁”的成立依據而非具體内涵。這種客觀性的哲學反思其實也是一種元儒學的探討，而後者則被我们視为實踐儒學的範疇。

實踐儒學，區别於元儒學。如果説後者是以純粹的理論为物件的話，那麼前者所關注的就在於人的行为實踐活动。儒學中有關道德、宗教、政治等問題的思想均属於實踐儒學的範疇。可以説，儒學本身即是一種實踐之學，儒學自誕生之時起就是一種教人成德成人的實踐性學問。正如陳來所言：“儒家哲學思想的特點是：突出人的實踐智慧，而不突出思辨的理論智慧；儒家的實踐智慧始終是强調以道德为基礎，從不脱離德性；同時，又突出體现在重視修身成己的向度，亦即個人内心的全面自我轉化；最後，儒學哲學思想總是强調實踐智慧必須化为實踐的行动，達到知行合一的境界。”[12]但是，也不能因此就把當下的儒學全部納入實踐儒學的範疇下，我们此處對實踐儒學的定義是在與元儒學的對立意義上而言的。因此可以説，實踐儒學具有更多的傳統特色，當下所言的“政治儒學”“心性儒學”，乃至“宗教儒學”都是對儒學中有關人類實踐活动的討論，也都在實踐儒學的層面得以彰顯其價值。其實，實踐儒學自身内部的分類已經如我们上文所言，呈现出政治儒學、道德儒學等研究領域層面的不同。譬如，對孟子性善論内涵的討論，即可視为道德儒學的範疇；對孟子仁政思想的考察，則属於政治儒學的範疇。實踐儒學區别於元儒學的地方并不僅僅在研究物件的不同，更重要的是思考問題方式的不同。比如，同樣是對儒學人性論的考察，元儒學的討論多是對人性論内部“仁”“性”等概念的客觀反思，譬如王國維對“性”所做的哲學反思；實踐儒學則對這些概念的内涵加以重新建構乃至轉化，比如牟宗三由對儒學人性論的考察建構起一道德的形上學。可以説，實踐儒學不同於元儒學那種純粹客觀的哲學反思，而是積极地建構属於當下的解釋或應用體系。

文獻儒學，則是對儒學文獻的整理、考證等語言文字性的考察。文獻儒學來源於經學傳統，漢代的經學與清代的考證之學都可以説是文獻儒學的不同形態。當下的文獻儒學主要是對儒學原始文獻的整理，比如傳統注解性的楊朝明的《論語詮解》、考鏡源流性的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系列、新出土文獻整理成果李零的《郭店楚簡校讀記》等。文獻儒學的價值一方面在於保存儒學的原始文獻，另一方面在於試圖提供一種理解儒學思想的文獻學進路。前者的價值不難理解，後者的努力也發揮著自身的效用。比如，梁濤的《郭店竹簡與思孟學派》即以出土文獻为依據加深了對思孟學派的研究。又比如，郝大維、安樂哲論孔子之“仁”：(www.xing528.com)

“仁”基本上是一個整合的過程，這可從“二”和“人”合成“仁”字這一點表明。只有通過主體之間的交流，在群體的環境中才能達到“仁”。孔子認爲，人的本質的發展只有在人類世界中才有可能。[13]

其對孔子“仁”的解釋便是求諸語言文字的訓詁，并由此闡發其背後的哲學思想的。另外，一些對儒學史的書寫也可以納入文獻儒學的範疇中。儘管其中可能涉及一些元儒學或實踐儒學的討論，但在整體上仍可以説是對儒學歷史文獻的整理。可以説，儘管文獻儒學在當下的研究中多是處於文獻學的研究範疇，但其對我们理解儒學思想是一種不可缺少的有力支撑。古老的考證傳統在现代儒學研究中仍有著足够的生命力。

另外，需要説明的是，儘管我们將當下的儒學分为元儒學、實踐儒學、文獻儒學三類，但這并不代表著它们在具體的儒學討論中是各自不相關的。三者在一些問題的討論上彼此難以割裂開來，這主要源於儒學本身的複雜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