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儒学分类：孔子学刊第十辑

人们在现實中遇到某些困境時，常常從自身以往的經歷中尋求解决之道；一個國家遭遇危機時，也常常借助古人的智慧來拯救時弊。探討當下儒學的分類，自然也離不開對古典時期儒學分類的考察。這種考察之所以必要，是因为未曾中斷其發展的儒學自創始之初便有了分類的傳統。

可以説，儒學的分類自儒學産生時就存在了。《論語·先進》中載：“德行：顔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德行、言語、政事、文學的分類也被後世稱为“孔門四科”。除此之外，《詩》《書》《禮》《樂》《易》《春秋》也被用於當時的教學實踐中，被稱为“六藝”并成为人们研習的學科。如果説“六藝”仍具有較多的政治色彩與社會功能的話，那麼“孔門四科”則基本上代表了儒學内部最早的分類，儘管這種分類仍不免與政治事務相關聯。錢穆先生對此加以闡述曰：“孔子門下有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四科。言語如今言外交，外交政事属政治科，文學則如今人在書本上傳授知識。但孔門所授，乃有最高的人生大道德行一科。子夏列文學科，孔子教之曰：‘汝为君子儒，毋为小人儒。’則治文學科者，仍必上通於德行。子路長治軍，冉有擅理財，公西華熟嫻外交禮節，各就其才性所近，可以各專一業。但冉有为季孫氏家宰，为之理財，使季孫氏富於周公，此已違背了政治大道。孔子告其門人曰：‘冉有非吾徒，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但季孫氏也只能用冉有代他理財，若要用冉有來幫他弑君，冉有也不为。所以冉有還算是孔門之徒，還得列於政事科。至於德行一科，尤是孔門之最高科。如顔淵，用之則行，捨之則藏，學了滿身本領，若使違背於道，寧肯藏而不用也。可見在孔門教義中，道義遠重於職業。”[4]可見，儒學對於傳統六藝之學的突破主要在於增加了道德的維度，并使之成为儒門中的宗旨。然而，先秦時期道德意識的發展仍是依靠政治來推动的，儘管道德是作为儒家的主要議題而存在的，但它本身并没有成为一門獨立的學問或被反思的客觀物件，而更多的是起到一種政治或宗教上的功能，并用在人自身内在品性的修養上。譬如《論語·为政》中載：“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論語·子路》中載：“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因此，在先秦儒學中，内部的分類仍不具有今天學科類别的意義，而更多的是一種實踐層面的分别；即使是作为内在性的道德也是在實踐意義上存在的，而不是今天所謂學科上的指謂。

可以説，早期儒學的分類并未獲得一種獨立的意義，而總是與時代、政治密切相關。這種相關性在秦漢乃至唐宋時期一直存在著，并成为我们今天考察當時儒學分類的主要路徑。漢代的儒學在皇權的支持下於經學層面獲得极大發展，此時期的儒學分類大多能以經而論。漢武帝設置五經博士，《詩》《書》《禮》《易》《春秋》成为時人研究學習的主要經典，各經相習成學，并發展成为此後數百年儒學的主要分類模式。[5]然而，隨著經學的式微及佛教的傳入，經學在唐代時已經由諸多門類趨於統一。孔穎達的《五經正義》可以説为保證儒學的延續提供了有力的支撑，而新的分類體系在宋代時才得以展開其面目。

宋儒對儒學的貢獻可以説是將儒學從外在的以經分類轉为内在的以理分殊，儒學的分類又重新獲得其内在的面向。程頤謂：(www.xing528.com)

古之學者一，今之學者三，異端不與焉。一曰文章之學，二曰訓詁之學，三曰儒者之學。欲趨道，捨儒者之學不可。[6]

其所謂的“儒者之學”，實則是義理之學，即我们今天所謂的“宋學”。程頤所推崇的儒者之學是對經典義理性的解釋，而其所謂的“訓詁之學”是指漢學對經典的訓詁考證一類，而“文章之學”則是辭章藻飾的學問。我们看到，程頤對儒學的分類已經不再遵循以經分類的傳統，而是重新以學問的内在性加以分殊，儘管這種内在性更多的是指解經方式或治學門徑上的差異。這種分類也被後世學者加以繼承與闡發，清代桐城派文人姚鼐在《述庵文鈔序》中謂：“鼐嘗論學問之事有三端焉：曰義理也，考證也，文章也。”[7]曾國藩則又增加了經濟一科，以與孔門四科相對應：“为學之術有四：曰義理，曰考據，曰辭章，曰經濟。義理者，在孔門为德行之科，今世目为宋學者也。考據者，在孔門为文學之科，今世目为漢學者也。辭章者，在孔門为言語之科，從古藝文及今世制義詩賦皆是也。經濟者，在孔門为政事之科，前代典禮、政書，及當世掌故皆是也。”[8]其實，曾國藩這種對舉并不十分嚴格。後世的義理之學多是指學問之事，是對經典的義理性闡釋。在孔子那裏，德行則是一種實踐活动，且這種實踐活动并不是經由對道理的闡釋論説達成的，而必須在生活中切實地加以實踐。義理、考據、辭章等分類模式成为宋以後古典時期儒學的主要分類模式。儘管曾國藩等人試圖將這種分類與早期的孔門四科加以聯繫，但從宋明以來儒者對義理之學的重視來看，道德已獲得其在學問上的獨立地位，而不僅是一種實踐活动。這種從實踐到學問的轉變，也可以説代表了古典時期儒學分類的基本發展形態。[9]

從實踐意義上的分類轉为學問意義上的分類，這可以説是古典時期儒學分類的變遷軌蹟。但是這種從實踐到學問的轉變，仍不能説是徹底的，實踐面向的附著使得古典時期的儒學分類體系在现代新的學科觀念下必然遭遇新的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