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锡国学专修馆的国学课程-《孔子学刊》

無錫國專在創辦之初定名为“無錫國學專修館”（以下简称“专修馆”）。就现有資料來看，專修館最初并無嚴格的課程設置。1920年《國學專修館招考師範生簡章》云：“畢業年限：三年畢業，專課本國經學、文學、理學，至第三年習公牘文字。”[13]簡章强調專課經學、文學、理學，但没有提供具體的課程設置和課時安排。專修館最初的教員只有唐文治和同門朱文熊二人，“唐文治親自为學生授課，每日一節，講授《論語》《孝經》《孟子》等。請朱文熊为教習，講授子學、文選及小學，并請陸景周为助教”[14]。唐文治講授的重點是經學，教材是《論語》《孝經》《孟子》等，至於“每日一節”時間是否固定、課時幾何，則不得而知。朱文熊講授的内容主要是理學、文學。錢仲聯回憶道：“朱叔子先生教理學是講張履祥、陸隴其的專集，講古文用《古文辭類纂》，講詩用《唐宋詩醇》，講諸子自編《莊子新義》。”[15]由此看來，唐文治和朱文熊開設的課程主要是經學、理學和文學。這貫徹了《無錫國學專修館學規》的主張[16]，只是没有嚴格的課程規定而已。

唐文治畢業於南菁書院，有人認为專修館時期的國專課程也承自南菁書院。國專畢業生陳振嶽便指出：“課程設置和教學方法，早期大致上是以書院作为模式，這與先生曾肄業於南菁書院有關。”[17]這個説法是否可信呢？要解答這個疑問，就必須先瞭解專修館的課程設置與教學方法以及所謂的“書院的模式”，然後才能進行判斷。最直接的辦法莫過於將專修館的課程與南菁書院的課程進行對比。

南菁書院也没有嚴格的課程設置，但規定了課程重點。南菁書院由時任江蘇學政的黄體芳創建於光緒八年（1882年）。次年，黄邀請張文虎就任院長，但只到任四個月，張即因疾歸里。1884年，黄禮聘黄以周繼任院長。1888年，新任學政王先謙增聘繆荃孫为院長，由黄以周主持經學，繆荃孫主持古學。由此可知，南菁書院的課程是以經學、古學为主的。録取學生亦以此为準繩：“每年正月，由學政分經、古兩場甄别録取。經學則性理附焉，古學則天文、算學、輿地、史論附焉。”[18]南菁书院畢業生趙椿年回憶道：“書院首次甄别……甄别經學，首選忘其为何人；古學題为《七洲洋賦》，劉葆真首列，其時尚名毓麟，後改可毅。”[19]由此可知，所謂的“古學”，主要就是古文辭章之學。南菁書院重視經學與古文辭章，而以理學作为經學的附属，以天文、算學、輿地、史論作为古學的附属。專修館也重視經學與文學，而以理學作为經學的附属，以《莊子》等作为文學的附属。就課程的重點而言，专修馆的確繼承了南菁書院的辦學旨趣。

然而，南菁書院重視經、古的辦學旨趣未能長期維持下去。1894年，龍湛霖繼溥良出任江蘇學政。他於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奏報書院肄業生員的奏摺中稱：

江陰舊有南菁書院，歸學政臣主政，爲通省舉貢生監肄業之所。其課程嚮分經義、詞章、算學三門。方今時事艱難，算學尤爲急務。臣到任後，於算學之中，分别電、化、光、重、汽機等門，飭在院諸生，即嚮以經義詞章名家者，亦必各兼一藝。[20]

可見，在龍湛霖任上，南菁書院已經進行課程改革。改革的重點是使從前附属於古學的算學獨立出來，并將其分为電、化、光、重、汽機等門，而且特别强調“算學尤为急務”，“即嚮以經義詞章名家者，亦必各兼一藝”。這實際上抬高了西學在課程中的比重和地位，同時改變了南菁書院創建時首重經學和古文詞章的旨趣。此外，龍湛霖對南菁書院的課程改革也明顯表现出調和“四部之學”與“七科之學”的努力。

若將其與專修館時期的國專對比，顯然可見唐文治遵循的是南菁書院早期的課程，而不是後期增設西學之後的課程。不但如此，專修館的古文詞章課程完全排除了天文、算學、輿地等附属内容，而附属於經學的理學課程則得到更多的强調。

這就出现了一個耐人尋味的問題：唐文治此前積极提倡新式教育并被譽为中國工科教育的先驅[21]，後來却致力於維護純粹的“國學”教育而且不接受西學的混合。這是为什麼呢？(www.xing528.com)

其實，唐文治原本并不反對中西學混合。1899年，他曾主張：“今日之勢，與其使西學淆亂吾中學，而士林被塗炭之災；何若使中學囊括乎西學，斯吾道尚不至於有絶滅之懼。”[22]上文提到，唐文治秉持的是晚清學堂“中體西用”的辦學理念。该理念即試圖“使中學囊括乎西學”，對於“中體”的强調實際上就是要求一切西學科目都必須以中學为基礎或前提。從這一理念出發，晚清學堂采用的都是中西混合課程。郵傳部上海高等實業學堂也是如此。1908年，唐文治在郵傳部上海高等實業學堂增設國文科，并要求鐵路、電機、郵政、航海等各專科學生都必修國文科。前面説過，唐文治增設的“國文”科實則兼賅“四部之學”。這種課程設置顯然以“四部之學”为主導，并試圖兼容“七科之學”，實質就是唐文治所説的“使中學囊括乎西學”。可見，唐文治在容受“七科之學”一點上，起初采取的原是進取的姿態。

民國建立後，教育當局在教育政策上采取了一種越來越激進的反傳統立場。民國元年（1912年）廢除大學經學科[23]，并廢除小學讀經科[24]。如此一來，在教育體制内從容調和“四部之學”與“七科之學”的寬鬆環境已經不復存在。這就迫使唐文治對於“七科之學”轉而采取一種保守的姿態。在上述反傳統的教育政策下，如果再倡導“使中學囊括乎西學”，那麽顯然已經不切實際；他只能退而求其次，在最低限度上要求保存“中學”。为此，他竭力呼籲教育當局愛護本國文化：

自西學東漸，恂愗之士，穎異標新，以爲從事科學，我國文字即可置之無足重輕之數，用是十餘年來各處學校國文一科，大都摭拾陳腐，日就膚淺，苟長此因循，我國固有之國粹行將蕩焉無存，再歷十餘年，將求一能文者而不可得。曾子曰：“出辭氣，斯遠鄙倍矣。”國既多鄙倍之辭，安得不滋鄙倍之行？科學之進步尚不可知，而先淘汰本國之文化，深可痛也！[25]

又如：

某生而進言曰：“弟子既聞命矣。我校創設於十年以前，樹風號純樸，其於國文翹勤以求之，罔敢存菲薄之志。第今者歐化東漸，科學掞張，舉凡兵、農、法、數、聲、光、化、電之學，靡不肇胚佉盧，有識之士方將特辟徑塗，改從象寄。先生獨提而倡之，毋乃左歟？”文治曰：“籲！子誤矣。夫木之輪囷而夭矯者，本也；水之潏汩而噴薄者，源也。生民之類，自弃其國學未有不亡者也。子獨不觀夫歐洲諸國乎？其競進於文明者，則其國家、其人類强焉存焉；反是，則其國家、其人類弱焉息焉滅焉。”[26]

由以上兩則引文可知，唐文治入民國後越來越注重國學教育。這不是説他轉而排斥“七科之學”，或自改故步，不再提倡工科教育，而是他盱衡時局，覺得在當時激進的反傳統风氣之下，保存國學比提倡科學尤为根本，也尤为當務之急。他认为，如果國學不存，則如木失其本，水失其源，國家將多鄙倍之辭與滋鄙倍之行，引進科學也將無補於衰亡。1920年，唐文治辭去上海工業專門學校校長職務，轉而參與創辦無錫國學專修館，致力於國學教育，可以如是理解；專修館的課程設置轉而采取傳統書院模式，竭力保守傳統的“四部之學”，也可以如是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