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孔孟等早期儒家可持續發展思想形成之後，儒學對傳統中國社會的影响力日漸增强。漢代時期，儒學成为主流文化，成为当时社会的主導思想，所以孔子儒家的可持續發展思想才真正走向歷史舞臺，真正發揮其應有的作用。儘管孔子儒家可持續發展思想具有“通内外、貫天人”的特質，所追求的是“人自身内外、社會、人與自然、宇宙的和諧”[26]，具有极强的延展性，但是由於後世儒家面臨各時代的社會問題不同，所要解决的生存危機不同，所采取的方式和方法與孔孟等早期儒家自然不同。從傳世文獻的記載來看，後世儒家分别立足當下社會，對孔子儒家的可持續發展思想進行了發展，如對“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民胞物與”，以及“東海西海，心同理同”等思想的闡釋，以强化處理更遠、更廣層面的社會問題。
孔子弟子司馬牛曾不無憂慮地説：“人皆有兄弟，我獨亡。”同門子夏勸慰他説：“商聞之矣：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論語·顔淵》）孔門弟子“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一語的本意是結交志同道合的朋友，而孟子所提出的“五倫”之中亦有“朋友有信”。隨著人们交往範圍的擴大，只要是“有信”的個體、民族、國家，甚至國際聯盟，中國都可以將其視为“朋友”，即便是那些曾經有恩怨者，只要能真心結交中國，我们都將以“度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27]的姿態，視其为新的兄弟，新的朋友，新的夥伴。這種姿態是由中華文明的包容性决定的。這種包容性體现了中國在處理國際關係時的一種互助、友愛的情懷，对“四海之内”所有的國家和地區都能以“兄弟視之”。
後世儒家除擴展了兄弟關係之外，還將孔子儒家處理鄰里關係的智慧做了進一步發揮。孔子説：“里仁为美，擇不處仁，焉得知？”其還説：“德不孤，必有鄰。”（《論語·里仁》）朱熹解釋説：“鄰，猶親也。德不孤立，必以類應。故有德者，必有其類從之，如居之有鄰也。”[28]鄰里關係的和諧程度，關係著人们生活的品質和幸福指數，所以鄰里關係是人们務必要面對和處理好的社會關係之一。孔子儒家的這一智慧也對東亞地區産生了深遠的影响。中國人常説：“遠親不如近鄰。”韓國人常説：“鄰居好比堂兄弟。”二者在意思上是相通的，都是對孔子儒家鄰里關係的一種後世發展。其實，無論是中國的諺語“遠親不如近鄰”，還是韓國的諺語“鄰居好比堂兄弟”，都是人们用來處理鄰里之間雙邊關係、多邊關係的一種理念、一種傳統。
同時，孔子儒家在處理民族關係時，堅守著“近者悦，遠者來”（《論語·子路》）的原則，中國歷代中央政府都遵循孔子的教誨，盡可能地幫助與扶持邊遠地區民族的發展。在全球一體化的進程中，原來處在地球不同角落，甚至老死不相往來的民族，却由於科技的發展、交通的便利和文化的交流而交織在一起。如何處理全球各民族之間的關係，是一項擺在全人類面前的非常緊迫的歷史任務。中國著名社會學家費孝通先生在探討處理不同文化關係的问题時，所提出的“十六字”箴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29]，則給我们帶來新的啓示。所謂的“各美其美”，就是要求现有各民族都應樹立文化的自覺與自信意識，要善於發现與欣賞本民族文化的“美”，把它培育好、發展好、傳承好。所謂的“美人之美”，就是要善於發现與欣賞其他民族的文化之“美”，承認與尊重其他民族，特别是少數民族的生活習慣和文化傳統。所謂的“美美與共，天下大同”，就是要尊重民族文化的多樣性，這是實现文化共同繁榮的必然要求。
孔子儒家早已關注了天、地、人三才之道。孔子认为，只有把握中道，心中至誠，才能實现“贊天地之化育”，才可以“與天地參”（《禮記·中庸》）。這一問題涉及儒家哲學中极为核心的價值理念，後世的哲學家们似乎對此非常感興趣，有的學者不斷地探索人與萬物、人與自然之间的關係問題。其中，北宋時期的大儒張載在其《西銘》中提出“民胞物與”的思想。他説：“乾稱父，坤稱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30]當然，《西銘》的開篇所勾畫的宇宙本體論是“博愛和泛平等的理念”，還是“宗法模式”[31]，學術界還存在不小的争論，但毋庸置疑，“民胞物與”的思想對後世産生了深遠的影响，成为人们處理人與人、人與物，特别是人與自然之间关係的重要理念，對當前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具有重要的啓示意義。
南宋時期心學的奠基人陸九淵則提出處理现實世界的另一個命題，即“東海西海，心同理同”。他説：“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西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南海北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32]陸九淵的目的很明確，就是要應對當時盛行的道教和佛學帶給中華傳統文化的衝擊。他的這一思想，對加速儒、釋、道三教融通的進程具有重要的意義。與宋元時期相比，今天“地球村”的文化衝突更加複雜，問題更加尖鋭，特别是面對多元文明的碰撞，用怎樣的文明智慧突出重圍，就成为擺在人们面前的重要歷史使命。陸九淵的思路表明，每一種文化無論有著怎樣的獨特性，都是在應對當下社會出现的各類問題。正如《周易大傳》中所説：“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途。”[33]其實，世界上各民族、各文明的本質是相通的。既然如此，以孔子儒家为代表的中華文化與西方文化就是相通的，都藴含著解决人類社會問題的智慧，應當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視，以便更好地將其中解决社會發展問題的智慧運用到解决更大範圍、更廣闊空間的危機和衝突中去。
綜上所述，孔子儒家汲取上古歷代聖賢“觀物”、“時中”和“仁愛”等可持續發展的智慧，其目標是實现他们的“大同”思想。這一思想的思路是以“修身”和“内求”为基礎的，也就是《大學》開篇所講的“明明德”、“新民”和“止於至善”[34]。社會發展的最終的目的是達到人與人、鄰里與鄰里、民族與民族、國家與國家，甚至是人類社會與自然界之间的一種“至善”的狀態，不僅使人類歷史中出现的困惑迎刃而解，而且使我们當下社會中所出现的生態危機、環境危機、能源危機等逐漸被化解。正因如此，世界將化解人類生存危机的希望寄托在世界的東方，寄托在以孔子为代表的中華文明中，期冀借助孔子的智慧，使全人類能更和平、更和睦地生活在一起，能像兄弟一樣“兄友弟恭”，能像鄰居一樣“互有走动”，能像同姓宗族一樣“和睦相處”。正因如此，我们今天在處理民族之間、鄰國之間以及更大範圍内的國際問題時，理應不分民族大小、國家强弱、距離遠近，都應以中華傳統的兄弟之道構建起民族和睦、睦鄰友好和天下一家的新秩序、新格局。
（編輯：劉文劍）
[1]趙新正：《儒家思想與可持續發展》，《河南社會科學》2000年第5期。
[2]崔文奎、趙顯微：《儒家可持續發展思想的根據》，《科學技術與辯證法》1999年第3期。
[3]楊波、楊亞西：《儒家文化與可持續發展》，《北京理工大學學報》2006年第3期。
[4]鄧彦斐、徐雷、徐久平：《儒家倫理思想與新常態下的可持續發展論略》，《孔子研究》2017年第4期。
[5]柳詒徵：《中國文化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第236頁。
[6]錢穆：《孔子傳·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第1頁。
[7]班固：《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第1704頁。
[8]周振甫：《周易譯注》，北京：中華書局，1991，第257頁。
[9]金景芳、吕紹剛二先生認为：“包犧氏王天下而作八卦這一段話值得懷疑，很可能出於後人竄入，不是《繫辭傳》原文。關於包犧氏，不見於儒家經典而只見於《莊子》、《管子》和《淮南子》。説包犧氏作八卦，實難徵信。”（《周易全解》，吉林：吉林大學出版社，1989，第514頁）
[10]黄玉順：《論“觀物”與“觀無”——儒學與现象學的一種融通》，《四川大學學報》2006年第4期。
[11]楊朝明、宋立林：《孔子家語通解》，濟南：齊魯書社，2009年，第95-96頁。
[12]楊朝明、宋立林：《孔子家語通解》，第275頁。
[13]黄懷信、張懋鎔、田旭東：《逸周書匯校集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第326頁。
[14]廖名春：《〈周易〉經傳十五講》，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第1頁。(www.xing528.com)
[15]［英］貢布里希：《寫給大家的簡明世界史：從古代到现代》，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3，第84頁。
[16]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北京：中華書局，1983，第99頁。
[17]程樹德：《論語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90，第490頁。
[18]朱熹：《四書章句集注》，第19頁。
[19]李鍌：《孟子高級讀解》，福州：海峽文藝出版社，2009，第33頁。
[20]劉夏：《孔子仁愛思想内涵及现實意義》，《傳承》2008年第11期。
[21]喬清舉：《澤及草木 恩至水土：儒家生態文化》，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2011，第10頁。
[22]孫希旦撰《禮記集解》，沈嘯寰、王星賢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89，第1215頁。
[23]楊朝明、宋立林：《孔子家語通解》，第363-364頁。
[24]朱熹：《四書章句集注》，第131頁。
[25]趙新正：《儒家思想與可持續發展》，《河南社會科學》2000年第5期。
[26]崔文奎、趙顯微：《儒家可持續發展思想的根據》，《科學技術與辯證法》1999年第3期。
[27]這句詩出自魯迅的《題三義塔》（1933年），原詩为：“奔霆飛熛殲人子，敗井頽垣剩餓鳩。偶值大心離火宅，終遺高塔念瀛洲。精禽夢覺仍銜石，鬥士誠堅共抗流。度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28]朱熹：《四書章句集注》，第131頁。
[29]費孝通：《“美美與共”與人類文明》（上），《群言》2005年第1期。
[30]張載：《張横渠先生文集》卷一，正誼堂全書本。
[31]何炳棣：《儒家宗法模式的宇宙本體論——從張載的〈西銘〉談起》，《哲學研究》1998年第12期。
[32]陸九淵：《陸九淵集》，北京：中華書局，1980，第483頁。
[33]高亨：《周易大傳今注》，济南：齊魯書社，1979，第1頁。
[34]《大學》開篇講：“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於至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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