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学刊第十辑：儒学的可持续发展源头

孟子將孔子譽为“集大成”（《孟子·萬章下》）者，即集此前中華文明之大成，并成为中國歷代學者们的共識。如柳詒徵先生評價説：“孔子者，中國文化之中心也。無孔子則無中國文化。自孔子以前數千年之文化，賴孔子而傳；自孔子以後數千年之文化，賴孔子而開。”[5]錢穆先生説：“孔子为中國歷史上第一大聖人。在孔子以前，中國歷史文化當已有兩千五百年以上之積累，而孔子集其大成。在孔子以後，中國歷史文化又復有兩千五百年以上之演進，而孔子開其新統。在此五千多年，中國歷史進程之指示，中國文化理想之建立，具有最深影响最大貢獻者，殆無人堪與孔子相比倫。”[6]因为孔子以及他所創立的儒學在中華文明中具有特殊地位和重要作用，所以人们在探討中華文明的可持續發展理念時，多將源頭指向孔子，指向孔子所創立的儒學。

由於受到近代以來疑古思潮的深刻影响，不少學者對孔子之前中國數千年文明的成果予以否認，認为上古時期處於茫昧無稽的野蠻狀態中；或許是孔子儒學的影响的確很大，學者们在尋求中華文明可持續發展的源頭時，徑直指向了孔子儒學。其實，正如錢穆先生所説，孔子之前中華文明已有至少兩千五百年的積澱，而且早就擺脱了野蠻與蒙昧，進展到了文明的狀態。换句話説，早在“傳説時期”的三皇五帝時代，中國就開始出现國際上通行的文明標準：城市、文字、青銅器以及大型宗教禮儀性建築等。結合傳世文獻和出土文獻，學術界展開了深入的研究。儘管中國上古社會的真實狀况還有待地下考古發现的佐證，但考古發现已證明中國有五千年文明的説法是基本可以采信的。现在考古學中所謂的“龍山文化”時期正與儒家心目中的五帝時期大體一致，所以孔子儒家心目中的五帝聖王都應有著真實的歷史素地。

既然如此，中華文明，特别是中華可持續發展的理念也應與上古時期的事件密切相關。正如《漢書·藝文志》中所説：“《易》曰：‘宓戲氏仰觀象於天，俯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顔師古注解説：“《下繫》之辭也。鳥獸之文，謂其蹟在地者。宓讀與伏同。”[7]正如顔氏所説，這段話出自《周易·繫辭下傅》。有學者注解説：“此章言聖人製器尚象之事。（此章論述包犧作八卦及其觀象製器之事。）”[8]儘管有學者對這段文字的真實性提出質疑[9]，但中華文明起源於包犧氏等上古聖王仰觀天象、俯察地理等説法應是有其歷史依據的。因此，以此为哲學基礎而産生的孔子儒學自然是以“觀物”为基礎的。

與西方注重“看”的现象學相比，中華文明特别是儒家文化更注重“觀”的现象學，而且一切文化的産生大約都是“觀”的結果。正如黄玉順先生所説：“在漢語所表達的中國人的思想中，顯而易見，我们的一切‘觀念’，皆出於‘觀’：觀念是‘念’，念出於‘觀’。然而在中國思想中，‘觀’有兩層不同的意義：一是‘觀物’，是有所觀之觀；二是‘觀無’，是無所觀之觀。”[10]孔子儒家特别注重“觀物”，并從中領悟萬物的奥秘。《孔子家語·三恕篇》接連三次記載了孔子師徒對“物”的觀察：“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欹器焉。”“孔子觀於東流之水。”“子貢觀於魯廟之北堂。”楊朝明先生評論説：“從行文风格看，都是孔子以器物为物，論説修身治國的道理。‘欹器’‘東流之水’‘魯廟之北堂’在孔子心目中都具備了灵性和德行，表明孔子儒家具有仁愛萬物的思想情懷。”[11]應该説，孔子儒家的善“觀”思想對中國此後的文化傳統産生了深遠的影响。(www.xing528.com)

以觀水为例，中國先秦時期的哲人们似乎都對“觀水”情有獨鍾，用子貢的話説就是“君子所見大水，必觀焉”（《孔子家語·三恕篇》）。傳世的典籍文獻中，有不少與孔子儒家“觀水”相關的記載，最著名的當数《論語·子罕》中所載的：“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捨晝夜。’”《孟子·離婁下》中則記孟子曰：“原泉混混，不捨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爾。苟为無本，七八月之间雨集，溝澮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故聲聞過情，君子耻之。”老子的《道德經》中説：“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争。”《莊子·刻意篇》則説：“水之性，不雜則清，莫动則平；鬱閉而不流，亦不能清；天德之象也。”先秦時期的孔孟儒學和老莊道學都强調“觀水”，而所得的結論則各不相同。孔孟闡釋與關注的是水的道義與堅韌，老莊闡釋與關注的是水的無为與柔韌，但他们都從“觀水”中獲得東流之水的氣象。

當然，在包犧氏“觀物”作八卦之後，中華先民们基本繼承他的“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周易·繫辭上傅》）思想，對“觀物”有著特殊的情愫。他们順天應人，進而确定了中華文明的發展方向。以華夏族人文始祖黄帝为例，孔子評價説：“黄帝者……始垂衣裳，作为黼黻。治民以順天地之紀，知幽明之故，達生死存亡之説。播時百穀，嘗味草木，仁厚及於鳥獸昆蟲。考日月星辰，勞耳目，勤心力，用水火財物以生民。”[12]經過歷代聖賢的觀察，至周文王時期，人们就逐漸掌握了自然、天地、萬物的運行規律，得出“天道尚左，日月西移；地道尚右，水道東流；人道尚中，耳目役心”（《逸周書·武順解》）的結論。清代學者陳逢衡解釋説：“天左旋，故尚左。日月西移，則右行也。地右旋，故尚右。水道東流，則左行也，此亦回環之義。人得大地之中以生，故尚中，中者，天地之心，亦即人之所以为心也。”[13]

從包犧氏作八卦開始，到周代時期掌握自然、天地和萬物的規律，中華上古文明形成了完備的思想體系。傳世文獻的記載表明，《易經》經歷從包犧氏到周文王之漫長的時間才得以形成體系，孔子序《易傳》則標誌著《周易》經傳體系的最終完成，即《漢書·藝文志》中所説的“《易》道深矣，人更三聖，世歷三古”。廖明春先生評論説：“《周易》在中國傳統典籍中是最有特色的，也可以説是東方神秘主義的代表作。……在古人看來，‘《易》道廣大，無所不包’，《周易》及其易學，囊括了天、地、人間的一切知識，是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總匯。可以説，《周易》的思維模式、人生哲學、象數理論，深深地影响甚至支配了中國乃至中國文化圈内各國人的思維習慣、人生態度。”[14]《易學》對中華文明乃至整個東方文明的影响是多方面的，而由包犧氏觀物而“作八卦”的思維方式，則决定著人们對“天地位，萬物育”（《禮記·中庸》）之規律的探索，同時也决定著中華文明是一種可持續發展的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