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君臣接受的是孔子删《書》的传统观点

孔子删次《書》作《書序》之説，本是漢代至唐代學者的主流意見。清初君臣接受的是孔子删《書》這一傳統的説法。庫勒納、葉方藹奉敕撰《日講書經解義》，其書卷一解説“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勲，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於上下”文句云：“然功德极盛莫過於堯，究之帝堯之功本於德，帝堯之德主於敬，史臣首以欽之一字为言，實千古帝王心法之要，孔子删書斷自唐虞，其以此也與？”[25]此解説傳達的即是這種意見。有清一代，從今文學家到古文學家，对此多予以認同，似乎有意與官方的態度達成某種默契。

毛奇齡（1623—1716）主要針對閻若璩所作的《古文尚書疏證》，托名衛經，撰《古文尚書冤詞》，其目有十：一曰總論，二曰今文尚書，三曰古文尚書，四曰古文之冤始於朱氏，五曰古文之冤成於吴氏，六曰書篇題之冤，七曰書序之冤，八曰書小序之冤，九曰書詞之冤，十曰書字之冤。[26]其書卷二論及孔子與《書》之關係云：“至於百篇之序，則朱氏《經義考》謂：‘《周官》外史達書名於四方，知凡書必有序目題於方册。’其曰‘百篇’者，以孔書所序有百篇也，但百篇之名不始孔子。墨翟曰：‘昔周公旦朝讀《書》百篇。’揚雄曰：‘昔之説《書》者序以百。’則百篇之名與百篇之序自古有之。惟《漢志》云：‘孔子纂《書》，上斷於堯，下迄於秦，凡百篇而为之序。’《隋志》亦云：‘孔子删《書》，别为之序，各陳作者所由。’而大序曰：‘先君孔子，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下迄於周，舉其弘綱，撮其機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則直以删《書》序《書》盡属孔子。然而非誣者，以《周書》後起，下逮《秦誓》，斷非夫子以前書也。若春秋説題辭云‘《書》之言信而明，天地之情，帝王之功，凡百二十篇’，《尚書纬·璿璣鈐》云‘孔子求書，得黄帝玄孫帝魁之書，迄於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斷遠取近，定可以为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为《尚書》，十八篇为《中侯》，去三千一百二十篇’，此即漢末百兩篇之名之所始，要皆荒唐不足據者，惟百篇之序，則其序見在此，真夫子壁中書耳（馬融、鄭玄、王肅皆謂《小序》夫子所作）。”[27]顯然，毛奇齡認同孔子删《書》为百篇并作《書序》，但我们并没有從中發现新的論據，自然也没法把探討推向深入。

江聲（1721—1799）認同《尚書》之名为孔子所命名。江聲於孔穎達的《正義》中采録“鄭康成曰‘孔子尊而命之曰《尚書》，尚者，上也，尊而重之，若天書然，故曰《尚書》’”为注，其疏不認同“僞孔氏叙云‘伏生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江氏云：“案《墨子·明鬼篇》云‘《尚書》《夏書》，其次商周之書’，則《尚書》之名舊也。安得云伏生謂之？自是孔子命是名也。鄭説信然，僞孔非是。”[28]其宗鄭思想很明顯。江聲以为孔子編《書》百篇并作《書序》六十七篇。江聲對“尚書叙”注云：“叙，抒也，緒也，次也。抒渫作者之意見其端緒且次其篇弟，故曰叙。馬融、鄭康成皆以为孔子所作。”其疏云：“《釋名·言語篇》云‘叙，抒也，抒渫其實宣見之也’，《釋詁》云‘叙，緒也’，《説文·攴部》云‘叙，次弟也’。此‘叙’當兼此三誼，故云‘抒渫作者之意見其端緒’，此申抒與緒之誼也，合比諸篇而叙其先後之次弟，故云‘次其篇弟’，此申次誼也。馬融説見《正義》，《正義》且兼稱王肅同为此言。兹不及肅者，以肅之言無足輕重，據馬融二公足矣。知此叙是孔子所作者，《正義》以为依緯文而知之。今緯書亡，無從取證，然《史記》之文可考也。《史記·孔子世家》云‘叙《書傳》，上記唐虞之際，下至秦穆，編次其事’，是其明證矣。且孔子編《書》，欲以垂世立教，不申厥指，後學安所取衷？則孔子自不容不作叙。馬融之言，信而有徵者也。案《書》凡百篇，其間或二篇或三篇共叙，且有十一篇共叙，如《汨作》《九共》《稾餘》者，計其叙止六十有七。僞孔氏以此叙散入經中，各冠諸篇之首，其亡篇之叙，各以其次厠見存之間。據《釋文》云‘《汨作》等篇，其文皆亡，而叙與百篇之叙同編，故存’，又云‘馬、鄭之徒，百篇之叙總为一卷’，又《正義》云‘作叙者不敢厠於正經，故謙而聚於下’，然古《尚書》百篇之叙本别为一卷，總列於後，故此不總録於經後，從古也。”[29]江聲在《尚書集注音疏》中認为“六經皆孔子所定”，也明確“孔子所定《尚書》百篇”。[30]由此可見，江聲認为孔子为垂世立教編《書》百篇，不容不作叙；《書》凡百篇，其間或二篇或三篇共叙，且有十一篇共叙，如《汨作》《九共》《稾餘》者，計其叙止六十有七。

王鳴盛（1722—1797）作《尚書後案》，其目的是發揮鄭康成一家之學。[31]王氏在《虞夏書序》中“昔在帝堯”後“案曰：鄭云‘書以堯为始’云云者，《史記·五帝本紀》云‘學者多稱五帝，尚矣，然《尚書》獨載堯以來’，是司馬遷發明孔子删《書》之意，以上古荒遠，略而不言，故獨從堯始，與鄭合也”[32]。其於鄭康成《書贊》“孔子撰《書》，乃尊而命之曰《尚書》，尚者，上也，蓋言若天書然”後“案曰：鄭云‘孔子尊而命之曰《尚書》者’，《尚書緯·璇璣鈐》云‘因而謂之《書》，加“尚”以尊之’，《墨子·明鬼篇》云‘《尚書》《夏書》，其次商、周之書’，則‘尚’字为孔子所加也，《僞孔》以为伏生始加‘尚’字，非也。鄭又云‘尚者，上也’，《論語》‘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以義为上”’，《孟子》‘尚論古之人’，趙岐注‘尚，上也’，《匡衡傳》‘治天下審所上’，是‘尚’‘上’通也，又云‘若天書然’者，如‘河出圖，洛出書’是也”[33]。此關於《書》之命名，與惠棟、江聲等看法一致，多引申鄭義。王氏又於“序孔子所作”後“案曰：鄭以序为孔子所作者，《史記·孔子世家》云‘孔子序《書》，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穆，編次其事，言其作意’，《儒林傳》云‘孔子奸七十餘君，自衛反魯，究觀古今篇籍，於是叙《書》則斷《堯典》’，劉歆《移博士書》説亦同也。《疏》引此文，以为馬、王皆云然，且申之云‘鄭知孔子作者，依緯文而知也’，《疏》又云‘作序者不敢厠於正經，故謙而聚於下’，然鄭、馬以序總为一卷附經後，是孔氏之書舊也。《疏》又云‘序者，緒述其事，鄭康成謂之贊者，以序不分散，避其序名，故謂之贊；贊者，明也，佐也，佐成序義’。《詩譜序》疏亦云‘《書》有孔子作序，故鄭避之謂之贊’。大約古書序目皆在後，今《説文》猶然，孔子序既在後，鄭贊必又在其後，《藝文志》經四十六卷謂古今文皆有者二十九卷，增多者十六卷，加序为四十六，鄭不注增多篇，則为卷必三十，故今亦仿其數也”[34]。由此可見，王鳴盛亦認为孔子删《書》（且書名为孔子所命）作《書序》之説。

段玉裁（1735—1815）著《古文尚書撰異》，其《書序》總为一卷，“依馬、鄭之舊”[35]。段玉裁以为，《書序》既存於官府，又流傳於民間。“按《書序》亦有古文今文之殊，《漢志》曰‘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此蓋今文二十八篇为二十八卷，又逸篇十六卷并《書序》得此數也。伏生教於齊魯之間，未知即用《書序》與否？而太史公臚舉，十取其八九，則漢時《書序》盛行，非俟孔安國也。假令孔壁有之，民間絶無，則亦猶逸篇十六卷絶無師説耳。馬、班安能采録？馬、鄭安能作注？以及妄人張霸安能竊以成百兩哉？《孔叢子》與《連叢子》皆僞書也，臧與安國書曰‘聞《尚書》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何圖古文乃有百篇耳’，學者因此語疑百篇序至孔安國乃出，然則其所云‘弟素以为《堯典》雜有《舜典》’，今果如所論者，豈亦可信乎？其亦惑矣！惟内外皆有之，是以《史記》記字時有同異……皆今文古文《尚書》之異也。”[36]由此大致可推測，段玉裁以为先秦即有《書序》，但未指明何人所作，《古文尚書撰異》尊依馬、鄭，或亦應認同馬、鄭之孔子删定《書》百篇并作序之説。

章學誠（1738—1801）以为，孔子編次了《書》但未删《書》，孔子以《書》教弟子。《文史通義·易教》云：“六經皆史也。古人不著書，古人未嘗離事言理，六經皆先王之政典也。”[37]其又曰：“若夫六經，皆先王得位行道，經緯世宙之蹟，而非托於空言。故夫子之聖，猶且述而不作。如其不知妄作，不特有擬聖之嫌，抑且蹈於僭竊王章之罪，可不慎歟！”[38]《書教》篇中指出，上古簡質，離結繩記事不遠，文字始興，“書取足以達微隱通形名而已”，“夫子叙而述之，取其疏通知遠，足以垂教矣”。[39]章學誠否認《逸周書》七十一篇为孔子所論百篇之餘，云：“勿論其書文氣不類，醇駁互見，即如《職方》《時訓》諸解，明用經記之文，《太子晋解》，明取春秋時事，其为外篇别記，不待繁言而决矣。而其中實有典言寶訓，識为先王誓誥之遺者，亦未必非百篇之逸旨，而不可遽为删略之餘也。”[40]夫子信而好古，若删去《書》，則不可謂之好古。《經解》篇中云：“三代之衰，治教既分，夫子生於東周，有德無位，懼先聖王法積道備，至於成周，無以續且續者而至於淪失也，於是取周公之典章，所以體天人之撰而存治化之蹟者，獨與其徒，相與申而明之。此六藝之所以雖失官守，而猶賴有師教也。”[41]據此可以看出，章學誠以为，孔子以《書》教弟子。章氏以为，諸子時代文字始有私家之言，不盡出於典章制度，是儒家之徒尊六藝为經的。[42]又云：“事有實據，而理無定形。故夫子之述六經，皆取先王典章，未嘗離事而著理。”[43]“六經初不尊稱，義取經綸为世法耳，六藝皆周公之政典，故立为經。夫子之聖，非遜周公，而《論語》諸篇不稱經者，以其非政典也。”[44]章學誠强調諸子之前無私門著述文字：“六藝非孔氏之書，乃《周官》之舊典也。《易》掌太卜，《書》藏外史，《禮》在宗伯，《樂》隸司樂，《詩》領太師，《春秋》存乎國史。夫子自謂述而不作，明乎官司失守，而師弟子之傳業，於是判焉。秦人禁偶語《詩》《書》，而云‘欲學法令者，以吏为師’。其弃《詩》《書》，非也。其曰‘以吏为師’，則猶官守學業合一之謂也。由秦人以吏为師之言，想見三代盛時，《禮》以宗伯为師，《樂》以司樂为師，《詩》以太師为師，《書》以外吏为師；三《易》《春秋》，亦若是則已矣。又安有私門之著述哉？”[45]章學誠這種諸子之前無私門著述文字的觀點與孔子編次了《書》但未删《書》的觀點是相適應的。

崔述（1740—1816）認同孔子編次《書》，不同意删《書》之説。“傳云：郯子來朝，昭子問少皞名官，仲尼聞而學之。聖人好古如是。果有羲、農、黄帝之《書》傳後世，孔子得之，當如何愛護表章，肯無故而删之乎？《論》《孟》稱堯、舜，無一言及炎黄，則高辛氏以前無書明矣。古者以竹木为書，其作也難，其傳之也不易。孔子所得者止是，遂取以傳及閘人耳。非删之也。《世家》但云序《書》，無删《書》之文。《漢志》有《周書》七十餘篇，皆後人僞撰。”[46]崔氏於此辨删書。崔氏認为，孔子序《書》，但没删《書》。崔氏之理由为：一、有事實證明孔子有好古之性；二、《論語》《孟子》無言及删《書》之事；三、古者得書不易，推理出人對書應倍加珍惜；四、《史記·孔子世家》但云序《書》未言删《書》。但《漢志》書類有《周書》七十一篇，顔師古注引劉向之言“周時誥誓號令也，蓋孔子所論百篇之餘也”[47]，此處明言孔子删《書》。崔氏因之謂《周書》为後人僞撰，否定其説。

孫星衍（1753—1818）的《尚書今古文注疏》於《書序》第卅注引《史記》而疏之云：“史公説見《三代世表》，又説見《孔子世家》。以《序》为孔子作者，《漢書·藝文志》云：‘《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纂焉，上斷於堯，下訖於秦，凡百篇，而为之序，言其作意。’《儒林傳》云：‘孔子奸七十餘君，自衛反魯，究觀古今篇籍，於是叙《書》則斷《堯典》。’劉歆《移博士書》説亦同。是兩漢諸儒皆以《書序》为孔子所作也。”孫星衍推論出《書序》非孔子舊編之次：“《史記》所載《書序》有《大戊》篇目，今本脱之。而《僞傳》以《女鳩》《女方》为二篇，以就百篇之數，非也。當并二篇为一，增《大戊》。馬、鄭説見《書》疏。知孔子作者，疏以为依緯文而知之。《釋文》云：‘馬、鄭之徒，百篇之序總为一卷。’《書序》云作序者不敢厠於正經，故謙而聚於下。今《僞孔傳》以此《序》散入經中，各冠諸篇，非舊式也。”[48]孫星衍釋“序”为“作序”，認同兩漢諸儒皆以《書序》为孔子所作的观点，但以为《書序》非孔子舊編之次，據是而論，則孫星衍以为孔子作了《書序》。

宋翔鳳（1776—1860）認为，《史記·孔子世家》中“孔子序《書》”之“序”为“作《書序》”之義：“竊謂孔子序《書》，有數篇合为一篇者，如《堯典》、《舜典》及《大禹》、《皋陶謨》、《益稷》是也，有一篇分为數篇者，如《盤庚》《大誓》是也。”[49]在辨《金滕》諸相關篇章中，宋氏已明確認为孔子删次《書》：“而孔子序《書》，於誅紂則缺其文，於周公攝政，則微其辭，以見聖人處變非常異誼也。故儒者以二十八篇《尚書》为備，其諸知删《書》之意乎？”[50]此“序”當为“編次”之義。在辨“周公攝政者，相成王也”中，宋氏云：“孔子序《書》，正名之義實見明顯，而劉歆摭假王隸政之逸文，傅會周公攝政稱王。又以七年歸政之後，成王始稱元年，康成亦惑於其説，遷就不經之談，疑誤後來，不可不正。”[51]關於《蔡仲之命》《粊誓》《吕刑》《文侯之命》《秦誓》五篇之編次，宋翔鳳云：“孔子序五篇於書之終，中侯之文，究於霸免，所以戒後王制蠻夷式群侯，不可以不慎。”[52]宋翔鳳以为編次的先後也反映了孔子的微言大義。

劉逢禄（1776—1829）著《書序述聞》一卷（卷三二一），以“謹案”的形式闡述其觀點，并散入《尚書今古文集解》（卷三二二至三五二）相關篇章内容中。其中多有論及孔子與《尚書》之關係的内容，劉逢禄認同孔子删次《書》。其於“堯典第一”下“謹案《禮·大學》引作《帝典》，《堯典》《帝典》異序同篇，三代史臣之舊，非始於孔子也”[53]。其於《堯典》“曰若稽古”下“謹案孔子序三統之書，首《夏書》，唐虞者，夏之三統也。則‘曰若稽古’四字當是孔子尊加之辭，或周史所加”[54]。其於《酒誥》“王若曰”下“謹案馬以为後録書者加之，是也，後世孔子慮後世有周公攝政稱王之邪説，别嫌明疑而加也”[55]。其於《顧命》“群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王釋冕反喪服”下“又案先王既大斂……孔子特取其訓戒之詞耳，殆未達於節哀順變因時制宜之義矣”[56]。其於《費誓》“魯人三郊三遂峙乃芻茭無敢不多女則有大刑”下“謹案……孔子序《書》百篇，皆三代廢興之大政，於侯國之書，惟《粊誓》《秦誓》二篇”[57]。其於《文侯之命》“王若曰父羲和”下“謹案馬本《書序》《周書》四十篇，東周之書惟《文侯之命》《秦誓》二篇而已。合而讀之，一为孱弱之音，一为發憤之氣，興亡之象昭昭也。……序《書》何取焉？取其悔過之意，深美閎約，遺厥孫謀，將以霸繼王也。《詩》《書》皆由正而之變，《詩》四言始文王之盛而終於《商頌》，志先世之亡以为戒，《書》三科述二帝三王之業而終於《文侯之命》《秦誓》，志秦以狄道代周，以霸統繼帝王，變之极也，《春秋》撥亂反正始元終麟，由极變而正之也，其为致太平之正，經垂萬世之法戒，一也”[58]。於此可見，劉逢禄以为，孔子在删次《書》的過程中還增添了藴含微言大義的詞句。(www.xing528.com)

劉逢禄似認同《書序》为孔子所作，其引録太史公、馬、鄭之論“太史公説‘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紀元年，正時月日，蓋其詳哉。至於序《尚書》則略，無年月，或頗有，然多缺，不可録，故疑則傳疑，蓋其慎也’，又説‘孔子序《書》，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穆，編次其事’。馬、鄭皆曰‘《書序》孔子所作’”後“謹案馬、鄭本合为一篇，東晋本各冠篇首。今依鄭次序，其與《史記》、東晋本異者，附考於下”。劉逢禄於此以“序”为“作序”之義，對孔子作《書序》之説并未表示異議。

龔自珍（1792—1841）發揮“六經皆史”之觀點，認为孔子未作《尚書》而是删定《尚書》百篇。其在“古史鈎沉論二”中云：“周之世官大者史。史之外無有語言焉，史之外無有文字焉，史之外無有人倫品目焉。史存而周存，史亡而周亡。……是故儒者言六經，經之名，周之東有之。夫六經者，周史之宗子也。《易》也者，卜筮之史也；《書》也者，記言之史也；《春秋》也者，記动之史也；《风》也者，史所采於民，而編之竹帛，付之司樂者也。《雅》《頌》也者，史所采於士大夫也。《禮》也者，一代之律令，史職藏之故府，而時以詔王者也。小學也者，外史達於四方，瞽史諭之賓客之所为也。”[59]在“六經正名”中，他説：“孔子之未生，天下有六經久矣。莊周《天運篇》曰：‘孔子曰：“某以六經奸七十君而不用。”’《記》曰：‘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有《易》《書》《詩》《禮》《樂》《春秋》之教。”’孔子所睹《易》《書》《詩》，後世知之矣。”[60]其又説：“孔子未生，先有六經；仲尼既生，自明不作；仲尼曷嘗率弟子使筆其言以自制經哉？”[61]這就明確地表達了孔子未曾作六經的意見，則《尚書》也非孔子所作。

那麼，龔自珍认为，孔子與《尚書》之關係如何呢？在“古史鈎沉論二”中，龔氏说：“周之東，其史官大罪四，小罪四，其大功三，小功三。”“帝魁以降，百篇權與，孔子削之，十倍是儲，雖頗闕不具，資糧有餘，史之大功一。”[62]“夫功罪之際，存亡之會也，絶續之交。天生孔子不後周，不先周也，存亡續絶，俾樞紐也。史有其官而亡其人，有其籍而亡其統，史統替夷，孔統修也，史無孔，雖美何待？孔無史，雖聖曷庸？由斯以誤，罪大亦可掩，功大亦可蒙也。”[63]龔氏又在“古史鈎沉論三”中云：“姬周之衰，七十子之三四傳，或口稱《易》《書》《詩》《春秋》，不皆著竹帛，故《易》《書》《詩》《春秋》之文多異。”[64]由此可見，龔自珍以为孔子删定《書》百篇，孔子弟子在傳授的過程中因为口授而導致不少文字之異。

魏源（1794—1857）有《書古微》，其作是書之目的：“所以發明西漢《尚書》今古文之微言大義而辟東漢馬、鄭古文之鑿空無師傳也。”[65]其微言大義源自伏生師徒，伏生師徒源自七十子，七十子源自孔子；孔子通過整理《書》寄寓其思想。因此，孔子删《書》之説，魏氏多言及之。例如，《周誥分年集證》中云：“夫子删《書》，止見魯國所藏記言之史，而未見周室所藏記事之文。”[66]“甫刑發微”中又云：“夫子删《書》，斷自唐虞，人自不始自唐虞，始自顓頊絶地天之通乎？……夫子删《書》始自唐虞，以人治不復以天治，雖天地亦不能不聽其自變。”[67]

陳喬樅（1809—1869）尊《尚書》为“聖經”，也認同孔子整理《書》作《書序》百篇之説。其云：“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纂焉，上斷自《堯典》，下訖於《秦誓》，凡百篇而为之序。斯固唐、虞、夏、商、周歷代之典而百王之大經大法所昭垂於萬世者也。”[68]是亦認同劉歆、班固之意見。陳氏喬樅於《堯典序》後引録《論衡·須頌篇》孔子作《書序》之文，在其後“案《史記·五帝本紀》云‘學者多稱五帝，尚矣，然《尚書》獨載堯以來’，是司馬遷明孔子删《書》之意，以上古荒遠，略而不言，故獨從《堯典》始也。《書正義》引鄭康成云‘《書》以堯为始，獨云“昔在”，使若無先之典然也’，與《史記》説合。鄭注又云‘堯尊如故，舜攝其事’，舜之美事在於堯時并見。《孔疏》言‘鄭以“慎惟五典”以下皆叙堯老舜攝之事，篇名《堯典》而紀舜事，故特解之’。喬樅謂《論衡》以‘欽明文思’以下为孔子所言者，蓋指《堯典序》，《書序》實孔子所作也。據《論衡》則今文序‘聰明’作‘欽明’为異耳”[69]。則陳氏同樣認为《書序》为孔子所作。

皮錫瑞（1850—1908）极力維護孔子於《尚書》的“著作權”，主要是通過論述孔子與“六經”的關係來體现的：“經學開闢時代，斷自孔子删定‘六經’为始。孔子以前，不得有經；猶之李耳既出，始著五千之言；釋迦未生，不傳七佛之論也。”皮錫瑞以为，《易》《春秋》《詩》《書》《周禮》《儀禮》等經過孔子的删定而寄托了微言大義才能稱为經。其云：“古《詩》三千篇，《書》三千二百四十篇，雖卷帙繁多，而未經删定，未必篇篇有義可为法戒。”“觀‘孺悲學士喪禮於孔子，《士喪禮》於是乎書’，則十七篇亦自孔子始定；猶之删《詩》为三百篇，删《書》为百篇，皆經孔子手定而後列於經也。”[70]皮錫瑞又指出，“六經”为孔子垂教萬世的教科書：“讀孔子所作之經，當知孔子作‘六經’之旨。孔子有帝王之德而無帝王之位，晚年知道之不行，退而删定‘六經’，以教萬世。其微言大義實可为萬世之準則。後之为人君者，必遵孔子之教，乃足以治一國；所謂‘循之則治，違之則亂’。後之为士大夫者，亦必遵孔子之教，乃足以治一身；所謂‘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此萬世之公言，非一人之私論也。孔子之教何在？即在所作‘六經’之内。故孔子为萬世師表，‘六經’即萬世教科書。”[71]顯然，皮錫瑞认为，經學始於孔子删定“六經”。其書未經删定，不能稱經；其書經孔子删定後，才“有義可为法戒”，才能稱为經。自然，作为重要一經的《尚書》，經孔子這一删定，“篇篇有義可为法戒”。孔子删定“六經”的目的，即貫注其微言大義以教萬世。此所謂的“經世致用”。因此，在孔子與《尚書》的關係方面，皮錫瑞以为，孔子删過《書》，《書》中貫注著孔子的微言大義，孔子以《書》教萬世。

皮錫瑞再三致意於此觀點，在《經學通論》中同樣有所體现。其序云：“經學不明，則孔子不尊；孔子不得其位，無功業表見，晚定六經以教萬世。尊之者以为萬世師表，自天子以至於士庶莫不讀孔子之書，奉孔子之教。天子得之以治天下，士庶得之以治一身，有捨此而無以自立者。此孔子所以賢於堯、舜，为生民所未有，其功皆在删定六經。”其又述及《經學通論》之大旨，申述六經“微言”中藴含著孔子之“大義”：“錫瑞竊以为尊孔必先明經，前編《經學歷史》以授生徒，猶恐語焉不詳，學者未能窺治經之門徑，更纂《經學通論》以備參考。大旨以为一當知經为孔子所定，孔子以前不得有經；二當知漢初去古未遠，以为孔子作經説必有據；三當知後漢古文説出，乃尊周公以抑孔子；四當知晋宋以下專信古文《尚書》《毛詩》《周官》《左傳》，而大義微言不彰；五當知宋元經學雖衰，而不信古文諸書，亦有特見；六當知國朝經學復盛，乾嘉以後，治今文者猶能窺見聖經微旨。執此六義以治諸經，乃知孔子为萬世師表之尊，正以其有萬世不易之經，經之大義微言，亦甚明。”[72]由此觀之，皮錫瑞言孔子删定《尚書》，貫注著一代宗師的大義微言，其所謂“删定”，就不僅僅是對《尚書》資料的删汰、編次，則此“删定”之意，就有“作”的意義了。故而皮錫瑞也説孔子“作”六經。

在《經學通論》的《書經》部分中，其也談到《書序》作者的問題。“西漢馬、班皆云‘孔子序《書》’。東漢馬、鄭皆云‘《書序》，孔子所作’。《論衡·須頌篇》曰：‘問説《書》者“欽明文思”以下，誰所言也？’曰：‘篇家也。’‘篇家者誰也？’‘孔子也。’陳喬樅謂‘《論衡》從“欽明文思”以下，为孔子所言者，蓋指《堯典》序《書序》，實孔子所作也’。據此則《書序》孔子作。”[73]由此可見，皮錫瑞也認为孔子为《書序》的作者。在其《今文尚書考證·書序》篇中，皮錫瑞反復阐明孔子作《書序》之説。

章炳麟（1869—1936）認为，孔子删定《尚書》百篇。其在《國故論衡·原經》中云：“問者曰：經不悉官書，今世説今文者，以六經为孔子作，豈不然哉？應之曰：經不悉官書，官書亦不悉稱經（史籀篇世本之属），《易》《詩》《書》《禮》《樂》《春秋》者，本官書，又得經名。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明其亡變改。其次《春秋》，以魯史記为本，猶馮依左丘明；左丘明者，魯大史見藝文志。然則聖不空作，因當官之文。《春秋》《孝經》，名實固殊焉（《春秋》稱經從其本名，《孝經》稱經從施易之名）。”[74]其又説：“《春秋》所以獨貴者，自仲尼以上，《尚書》則闊略無年次，百國春秋之志，復散亂不循凡例，又亦藏之故府，不下庶人，國亡則人與事偕絶。……令仲尼不次《春秋》，今雖欲觀定哀之世，求王伯之蹟，尚荒忽如草昧。夫發金匱之藏，被之萌庶，令人人不忘前王，自仲尼、左丘明始。且蒼頡徒造字耳，百官以治，萬民以察，後世猶蒙其澤，况於年歷晻昧，行事不彰，獨有一人抽而示之，以詒後嗣，令遷、固得持續其蹟，訖於今兹，則耳孫小子耿耿不能忘先代，然後民無携志，國有與立，實仲尼、左丘明之賜。”[75]其在《明解故上》中云：“孔子録《詩》有四始，《雅》《頌》各得其所，删《尚書》为百篇，而首《堯典》，亦善校者已。其次比核文字者，興子夏讀三豕渡河以为己亥。劉向父子總治《七略》，入者出之，出者入之，竊其原始，极其短長，此即與正考父孔子何異？辨次衆本，定異書，理僞亂，至於殺青可寫，復與子夏同流，故校讎之業廣矣。”[76]是則章炳麟認为孔子删定《尚書》百篇，孔子對《尚書》的整理，即如後世劉向父子對衆書的整理一樣，是進行了校讎工作。章氏於此似視孔子为文獻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