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学刊第十辑：懷疑之途的歷程

繼承宋儒疑辨此問題的學者有朱鶴齡與朱彝尊等人。他们認同孔子編次或删次《書》之説，在孔子作《書序》這一問題上也持懷疑或否定的態度。這一看法到了廖平、康有为那裏得到了歪曲的發展，出现了孔子删定《書》二十八篇、《書序》为劉歆僞作的説法。

朱鶴齡（1606—1683）撰《尚書埤傳》。其書卷首“删次”條備列唐孔氏，以及程子、朱子等諸家關於孔子删次《書》之説。[2]其書卷一《虞書·堯典》中云：“按典、謨五篇，皆以‘曰若稽古’發端，蓋出於一人之手，恐難獨分。《堯典》为虞史所作，《堯典》篇末言舉舜事。伏生本又以《舜典》合为一篇，宜後人稱虞書也。唐、虞、夏雖曰異代，實相去不遠，而典、謨載堯、舜、禹、皋陶事皆曰稽古，其为夏啓以後史臣所作明矣。然亦必唐虞之時，自有紀載，夏史但修纂成篇耳。《春秋傳》多稱《夏書》，據所成也，孔子定为虞書，原所作也。”[3]又卷四《夏書·禹貢》中云：“孔疏當時水土既治，史即録此篇，其初必在虞書之内，蓋夏史抽入夏書，或仲尼始退其第。”[4]據此，朱鶴齡認同孔子删次《書》之説。

《尚書埤傳》“書序”條備列朱子、林之奇、蔡氏、鄒季友等諸家關於孔子與《書序》關係之説，曰：“《史記》盡引今文《書》二十八篇及僞《泰誓》一篇，并不引孔壁所增諸篇，是太史公未見孔壁《書》明矣，然却多引《小序》，雖亡篇之序亦有之，意西漢時自有百篇之序，故太史公見之，造僞書者亦見之，非專出於孔壁也。”[5]孔子是否作《書序》呢？朱鶴齡对此并未明確其態度，但指出百篇《書序》存在於太史公與造僞《泰誓》篇者之前。朱鶴齡云，百篇《書序》“非專出於孔壁”，則其以为孔壁中存有《書序》。

朱彝尊（1629—1709）以为孔子編次了《書》，“非有損益於其間，特序之而已”。其意即孔子并未增加或减少《尚書》之篇章，只是編次了《尚書》，使其内容有序而可讀。於《書序》，則“外史所以達四方者，其由來也古矣”，所以朱彝尊以为孔子未曾作《書序》。

具體而言，朱彝尊從具體内容上否定孔子删《書》説，并且認为，孔子編次《書》置《費誓》《秦誓》於末，也没有隱含什麼微言大義。針對説經者臆解“《書》何以終《費誓》《秦誓》”为“周之衰，孔子有望於魯矣，魯之衰，孔子有望於秦矣。聖人念焚書之酷，雖知不免，猶不能廢人事焉”，朱彝尊以为，這并非儒者之言。其據鄭玄注“《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達書名於四方”云“若《堯典》《禹貢》達此名，使知之。蓋書之名既達矣，又慮其久而昧其義也，乃命大行人九岁則諭書名”，以为百篇之書均为掌之外史而諭之行人，非孔子所得而芟夷翦截黜除之。朱彝尊以为：“謂芟夷翦截黜除之者，孔安國之序之文之僞也。”其云：“司馬遷稱孔子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而班固亦云序《書》則斷《堯典》。《書》也者，孔子非有損益於其間，特序之而已。”由此可見，朱彝尊的觀點是：孔子并未增損《尚書》，只是編次了该書。朱彝尊進一步分析：夏之《書》置《胤征》於末，周之《書》置《費誓》《秦誓》於末，不用覺得奇怪。周公作《多士》，載於《周書》，魯公作《費誓》，亦得載於《周書》，不用覺得奇怪。都是平淮徐之事，召穆公、程伯休父《江漢》《常武》之篇録於《詩》，故而《費誓》也可録於《書》。都是悔過之事，衛武公《賓之初筵》列於《小雅》，故而《秦誓》也可列於《周書》。假如以不值得奇怪之事却一定要説孔子有用心寄希望於周朝於魯國，這就是類似於讖緯之説了。秦國軍隊偷襲鄭國，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三百人，王孫滿譏其輕而無禮。秦繆公大概也聽説了其事，其作誓曰：“仡仡勇夫，射禦不違，我尚不欲。”可見有深深的悔恨之意，并非徒以違蹇叔为憾。“意其封殽尸而還，必告捷於天子而陳其誓辭，遂得掌於史而達之四方。”所以即使没法得知其詳細情形，也可據信這并非孔子有意以《秦誓》終《周書》。[6]朱彝尊根據《詩》《書》的編集體例，結合當時的官制，具體剖析了《書》之置《費誓》《秦誓》於末，并没有隱含孔子的微言大義。朱彝尊的這種認識，是沿著朱熹疑辨思路而來的。

關於《書序》，朱彝尊具列《書序》之作者諸説：劉歆、班固、馬融、鄭康成、王肅、魏徵、程顥、董銖諸儒以为孔子所作，林光朝、馬廷鸞認为是歷代史官轉相授受，金履祥以为是齊魯諸儒次第附會而作，朱熹以为《書序》绝非夫子之言、孔門之舊，所以九峰蔡氏作《書傳》，去掉了《書序》。朱彝尊進一步分析道：“按古者《書序》自为一篇，列於全書之後，故陸德明稱馬、鄭之徒，百篇之序總为一卷。至孔安國之《傳》出，始引《小序》分冠各篇之首，後人習而不察，遂謂伏生今文無《序》，《序》與孔氏《傳》并出。不知漢孝武時即有之，此史遷據以作夏、殷、周《本紀》，而馬氏於《書·小序》有注，見於陸氏《釋文》，又鄭氏注《周官》引《書序》文，以證保傅，故許謙云：‘鄭氏不見古文，而見百篇之序。’考馬、鄭《傳》《注》，本漆書古文，是孔《傳》未上之時，百篇之《序》先著於漢代，初不與安國之書同時而出也。自愚論之，《周官》外史之職掌達書名於四方，此《書》必有《序》，而今百篇之《序》，即外史所以達四方者，其由來也古矣。”[7]由此可見，朱彝尊從官制上切入而作以説明，以为孔子未作《書序》。當然，從其所云“《周官》外史之職掌達書名於四方，此《書》必有序”一句看來，這還是属於推測之辭。

廖平（1852—1932）、康有为（1858—1927）則認为孔子删定《書》为二十八篇，《書序》为劉歆的僞作。廖氏經學思想凡經六變。《辟劉篇》（又名《古學考》）與《知聖篇》为其經學二變時期之代表作，其中多論及孔子與六經的關係，其觀點對維新派領袖康有为影响很大。对於孔子與六經之關係，廖平之觀點甚为明確，認为“六經由孔子一人手定，無與於周公”。他説：“舊以《春秋》为孔作，《詩》《書》《易》《禮》則为文王为國史为周公之遺，以四經與《春秋》不類，使孔但作《春秋》，則四經當为舊制，必有異同。今一貫同原，知無新舊之異。《六經》垂教，不能參差；四代同文，必有一人手定可知。歆《移書》猶以經歸孔子；以後報怨，援周公以與孔子为敵，遂以《易》为文王周公作；《春秋》为魯史，《儀禮》出於周公，《書》为歷代史筆，《詩》國史所存，撏掇仲尼，致使潔身而去。東漢以後，雖曰治經，實則全祖歆説。”[8]他認为：“《六經》傳於孔子，與周公無干。”他説：“《六經》傳於孔子，實與周公無干。哀平以前，博士全祖孔子，不祖周公。劉歆《移書》亦全歸孔子。後來欲攻博士，故牽引周公以敵孔子，古文家説以經皆出周公是也。後人習聞其説，遂以周公孔子同祀學官，一为先聖，一为先師，此其誤也。古學以《詩》《書》《春秋》为國史，《周禮》《儀禮》为周公手定，《易爻辭》《爾雅》为周公作，五經全歸周公，不過傳於孔子，與劉歆《移書》相反，與作《六經》賢於堯舜之文不合，此當急正也。崔氏《考信録》已駁周公著作諸説。”[9]由此可見，对於孔子與《書》之關係，廖平以为，《書》为孔子所定。

廖平進一步認为：“二十八篇为全《書》。”其贊同的是周宇仁的觀點。其云：“周宇仁據《大傳》文，主博士‘二十八篇为備’之説。予初不以为然，以古書引用者甚多，不能以佚文以非《書》；及考《百篇書序》，然後悟周説为是。如《大傳》言‘五誥’，孟子引《湯誥》不在五誥中，蓋孔子所筆削为經者實二十八篇，其餘即孔論之餘，劉向云：‘周時誥誓號令。’是也。及讀牟默人《同文尚書小傳序》，力主此説，以二十八篇为孔子删定本，餘存尚多，即《藝文志》之《周書》七十一篇也。其《百篇序證案》，以百篇出於衛宏賈逵，蓋聖作之經不應亡佚過半，且既經筆削則聖經也。”廖平以为：“孟子於《武成》取二三策，以为原文則可；聖經則何以尚待孟子甄别，當亦非所敢言。”廖平推崇孔子至於無以復加的地步，以为孔子編定了《書》二十八篇，是一個完整的體系，所謂：“《書》分帝、王、周公、四嶽，二十八篇各有起文，互相照應，其文已足，不能多加一篇；以義理事證包括無遺，不能於外再有所補。”廖平以为：“《百篇序》本古文家仿張霸而作，孱入《史記》，以为徵信。”廖平認定《書序》为劉歆的僞作，云：“考張霸《百兩篇》備録經文，其僞顯著。劉歆欲攻博士經不全，故本其書作《序》，有《序》無經，不示人以瑕；《序》襲《百兩》，非《百兩》襲《序》。《毛序》出於謝；《書序》則劉歆所为，以百篇立名，憤博士‘二十八篇为備’之説耳。”[10]

对於孔子與六經的關係，廖平在《知聖篇》中亦多有論述，這自然包括了孔子與《尚書》的關係：廖平以为六藝为孔子受命制作，包含著孔子的微言大義。“帝王見諸事實，孔子徒托空言，六藝即其典籍制度。與會六部，則例相同。素王一義为六經之根株綱領，此義一立，則群經皆有統宗，互相啓發，針芥相投。自失此義，則形體分裂，南北背馳，六經無復一家之言。”[11]

廖平以为，六經皆孔子所作，但又不可直接説作，故而托言曰述。其云：“然使實为天子，則當見諸施行，今但空存其説於六經，即所謂‘不敢作’也。孔子惟托空言，故履辨作、述。蓋天命孔子不能不作，然有德無位，不能實見施行，則以所作者存空言於六經，托之帝王，为復古反本之説。與局外言，則以为反古；與弟子商榷，特留制作之意。總之，孔子實作也，不可徑言作，故托於述。所云‘述而不作’，自辨於作也；‘不知而作，無是’，‘天下有道，庶人不議’，自任乎作也。意有隱顯，故言不一端，且實不作，又何須以述自明乎。”[12](www.xing528.com)

廖平又批駁孔子删定六經之説，以論定六經为孔子所作：“竊以作者謂聖，述者謂賢，使皆舊文，則孔子之修六經，不過如今之評文選詩，縱其選擇精審，亦不謂選者遠過作者。”

廖平以为，天下萬世獨宗孔子與孔子弟子尊崇孔子为“生民未有”者，正説明孔子制作六經之功勞大。其云：“今既明明參用四代，祖述堯舜，集群聖之大成，垂萬世之定制，而猶僅以守府録舊目之，豈有合乎？夫既曰四代，則不能株守周家；既曰損益、折衷，則非僅繕寫成案亦明矣。”[13]“孔子統集群聖之成，以定六藝之制，則六藝自为一人之制，而與帝王殊。故弟子據此以为‘賢於堯舜者遠’，實見六藝美善，非古所有。”[14]

廖平以为“孔子六經微意俱同”，可以看出六經是孔子制作之功：“《詩》，为天；《書》，为人；《春秋》，王伯；《禮》附《書》；《樂》附《詩》，皆取舊文而潤色之，非僅删定而已。故《尚書》所言堯、舜，夏、殷，禮制全與《春秋》相同。今《尚書》、三家《詩》諸書可證也。又《書》有四代之文，俗以为有沿革，乃《大傳》無異同，有大小之分，無沿革之異。唐虞禮制，下與《春秋》相符，正孔子述作六藝之大例。”[15]

廖平解釋孔子筆削、翻改舊文之緣由为“定一尊以示遵守，亦情勢之所必然”。其云：“孔子修六藝以为後世法，考三王、俟百世，見之載記，亦人心所同信者也。然洪荒初開，禮制實为簡陋，即茅茨、土芥、大羹、玄酒等類，若於文備之世，傳以为法，不惟宜俗不合，且啓人輕薄古昔之心。是‘帝典’不能實録其事，亦一定之勢也。夫禮家議禮，易滋聚訟，既折衷於聖人，後世猶多齟齬。今使《尚書》實録四代之文，事多沿革，每當廷議，各持一端，則一國三公，何所適成？孔子不能不定一尊以示遵守，亦情勢之所必然也。既文質之迥殊，又沿革之互異，必欲斟酌美善，垂範後王，沉思默會，代为孔子籌劃，則其筆削之故，有不待辯而自明者矣。”[16]

康有为在其著作《新學僞經考》中認为：孔子論定《尚書》凡二十八篇；《書序》非孔子所作，为劉歆僞撰，與廖平的觀點一致。在“史記經説足證僞經考第二”中，針對“若謂孔子傳《書》只二十八篇，則《史記》所引《書》篇名，《禮記》《左傳》《國語》《孟子》《管子》《墨子》《尚書大傳》所引《書》篇名，非歟”的疑問，康有为以为，孔子所論定《書》凡二十八篇，其他則是孔子所未定之《書》，就如同《春秋》與《詩》一樣，有制作之《春秋》，有未修之《春秋》，有删定之《詩》，有已删之《逸詩》。因有“血流漂杵”之虐，後之孟子都不信《武成》，先之孔子當然不肯選取此篇。现所見雜引於《禮記》、《左傳》、諸子之《逸詩》三百餘條，人人皆知其非三百五篇之《詩》，則《史記》及諸傳記所引之《書》，也不可闌入孔子所定二十八篇之列。“不疑《逸詩》，而疑删《書》，是知二五而不知十也。且《湯誓》为今學，而《墨子》引之为《湯説》，凡三條，則百篇所無之名矣。如以‘説’为文誤，不應三條皆誤。如以为異篇，何以《書序》無之？此類之疑尚多，不能悉數。其詳見《書序辨僞》。二十八篇中，如《堯典》《禹貢》《洪範》《無逸》等文，經緯人天，試問《史記》《湯誥》《太誓》之文，厠於其間，能相稱否？《漢志》之《周書》七十一篇，如《世俘解》之为《武成》等類，其或有孔子已删之《書》存焉，而史遷取之歟？”故而康有为論定：“孔子定本之《書》，伏生傳二十八篇，無數十篇之亡，亦無百篇之《序》。”[17]在“書序辨僞第十三”中，康有为云：“《尚書》二十八篇，为孔子删定大法，一亂於《太誓》，再亂於張霸，三亂於劉歆，四亂於王肅。然張、王之僞，人皆知之，《太誓》後得，人亦知之。若劉歆僞古文，二千年無人知之者。然劉歆之作僞，近儒劉逢禄、邵懿辰亦漸疑之，《書序》之为歆僞，更無人知之者矣。”[18]在此章節中，康有为作“辨孔子《書》只二十八篇”，有“辨《今文尚書》無序”，“辨秦漢經傳諸子引《書》篇名，皆孔子不修之《書》”，“辨《尚書大傳》内《九共》諸篇，亦孔子不修之《書》”，“辨《史記》所載篇目，乃《書序》襲《史記》，非《史記》采《書序》”，等等諸辨。從標題上，我们即可以得到其有關孔子與《尚書》關係的觀點。康氏又具體論述伏生所傳《尚書》二十八篇为孔子所作：“《堯典》《皋陶謨》《弃稷謨》《禹貢》《洪範》，皆孔子大經大法所存。其文辭自《堯典》光被四表，格於上下；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協和萬邦；暘穀、幽都；南訛、朔易。《禹貢》之既修太原，至於岳陽，覃懷底績，至於衛漳；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四海會同，六府孔修，四事交正，皆整麗諧雅，與《易·乾坤卦》辭‘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時乘’，‘雲從龍，风從虎，聖人作，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略同，皆純乎孔子之文也。况《堯典》制度巡狩語辭與《王制》全同，《洪範》五行與《春秋》災異全同，故为孔子作也。其殷《盤》、周《誥》、《吕刑》聱牙之字句，容據舊文为底草，而大道皆同，全經孔子點竄，故亦为孔子之作。”[19]

康有为解説《論衡·須頌》中“問：説《書》者‘欽明文思’以下，誰所言也？曰：篇家也。篇家誰也？孔子也。然則孔子鴻筆之人也。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也。鴻筆之奮，蓋斯時也”文句云：“説《書》自‘欽明文思’以下，《堯典》直至《秦誓》，言全書也。直指为孔子，稱为鴻筆，著作於自衛反魯之時，言之鑿鑿如此。仲任頗雜古學，何以得此？蓋今學家所傳授，故微言時露。今得以考知《書》全为孔子所作，賴有此條，仲任亦可謂有非常之大功也。存此，可謂《尚書》为孔子所作之鐵案。”[20]其解釋《孟子·滕文公上》中“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如保赤子，此言何謂也？’”文句，以为：“‘古之人如保赤子’，在今《書·康誥》中。考墨子动稱三代聖王文、武，动引《書》，則《康誥》亦墨者公有之物，斷不肯割歸之於儒。夷子欲援儒入墨，以其道治其身，以彼教之《書》説人必不見聽，引儒書以折儒乃相服。然則二十八篇之中《康誥》，夷子稱为儒者之道，與彼墨教無關，雖为文武之道，實是儒者之道。以此推之，二十八篇皆儒書，皆孔子所作至明。若夫墨子所引之《書》，乃墨子所删定，與孔子雖同名而選本各殊；即有篇章辭句取材偶同，而各明其道，亦自大相反。”康有为詳細舉例論證，以为：“孔、墨之引《書》雖同，其各自選材成篇絶不相同。知墨子自作一書，則知孔子之自作一書矣，對勘可明。”[21]

在《孔子改制考》一書中，康有为同樣明確地認为《六經》为孔子所作，并專論《書》为孔子所作。在卷九“孔子創儒教改制考”中，康氏認为《六經》为孔子所作，其證據來自《春秋緯·説題辭》《春秋緯·演孔圖》《論衡·對作》《孝經·鈎命訣》《孝經·援神契》《孝經緯》《孟子·騰文公》《禮記·雜記》《淮南子·泛論訓》《白虎通·五經》《後漢書·張衡傳》《論衡·問孔》《論衡·遣告》《論衡·别通》等。康有为以为：“秦漢諸子，無不以《六經》为孔子所作者。《書》言稽古，使为當時之史筆，則無古可稽。中國開於大禹，當夏時必有征伐之威加於外夷者，故世以中國为中夏，亦如秦、漢、唐之世交涉於外國者多，故雖稱中國为大秦、为漢人、为唐人也。當舜之時，禹未立國，安得有夏？而《舜典》有‘蠻夷猾夏’之語。合此二條觀之，《書》非聖人所作何人所作哉？然則諸經亦莫不然矣。”[22]康有为認为孔子作經以改制，今傳今文《尚書》二十八篇为孔子所作。在卷十“《六經》皆孔子改制所作考”中，康氏更明確了其觀點：“孔子为教主，为神明聖王，配天地，育萬物，無人、無事、無義不圍範於孔子大道中，乃所以为生民未有之大成至聖也！……《六經》皆孔子所作也，漢以前之説莫不然也。學者知《六經》为孔子所作，然後孔子之为大聖，为教主，範圍萬世而獨稱尊者，乃可明也。知孔子为教主，《六經》为孔子所作，然後知孔子撥亂世致太平之功，凡有血氣者，皆日被其殊功大德，而不可忘也。漢前舊説猶有存者，披録而發明之，拯墜日於虞淵，洗霿霧於千載，庶幾大道復明，聖文益昭焉。”康有为區别“經”“傳”“記”“説”，以为孔子所手作六藝为經，如釋家佛所説为經一樣：“孔子所作謂之經，弟子所述謂之傳，又謂之記，弟子後學輾轉所口傳謂之説。凡漢前傳經者無異論。故惟《詩》《書》《禮》《樂》《易》《春秋》六藝为孔子所手作，故得謂之經。如釋家佛所説为經，禪師所説为論也。弟子所作，無敢僭稱者。”“《六經》文辭雖孔子新作，而書名實沿舊俗之名，蓋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欲國人所共尊而易信從也。”[23]

其實，康有为論孔子與《尚書》之關係，其論證并不可取，結論也并不重要；其觀點的價值似乎不在學術思想方面。康有为論證的弊病在於先有一個为政治改革服務的觀點，再组織材料去證明此觀點的正確性，比附臆斷較为明顯。無怪乎朱維錚先生論及《新學僞經考》的意義時説，“不過，就思想史論思想史，那麼我们仍可承認，康有为儘管并非卓越的學者，《新學僞經考》儘管缺乏學術的意義，却仍具有歷史的意義。”[24]這也可以視作康有为論孔子與《尚書》之關係的意義説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