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新制不用《儀禮》，亦不設學官，這一點没有他廢《春秋》的影响大，然亦遭致後世學者的批評。其中尤以朱熹为代表，朱熹在《乞修三禮札子》中講：“熙寧以來，王安石變亂舊制，廢罷《儀禮》，而獨存《禮記》之科，弃經任傳，遺本宗末，其失已甚。”[28]其《語類》中亦曰：“前此三禮同为一經，故有三禮學究。王介甫廢了《儀禮》，取《禮記》，某以此知其無識！”[29]
對此，首先要明白朱熹本人的禮學觀念。在對三禮的認識中，朱熹以《儀禮》为本經、《禮記》为傳，“《儀禮》，禮之根本，而《禮記》乃其枝葉。《禮記》乃秦漢上下諸儒解釋《儀禮》之書，又有他説附益於其間”[30]。《儀禮》是根本，《禮記》是後世解釋《儀禮》之書。對於《周禮》，朱熹也以之为周公制度之書，甚为看重，故他组織編撰《儀禮經傳通解》，也選取《周禮》中的内容編入經部，但整體上采取了《儀禮》十七篇的結構，而將《大戴》《小戴》諸禮作为“傳”附於經後。以此可知，《儀禮》在朱熹禮學中的地位了。正是這種觀念，决定了他對王安石罷《儀禮》的評價。
其次，要歷史地看《儀禮》的地位變化問題。在漢代時，《儀禮》十七篇一直都是經，《禮記》是傳，其後《周禮》興起。東漢末鄭玄为其作注時，而有“三禮”之名。魏晋以降，《禮記》的地位逐漸上升，北朝之時，“諸生盡通《小戴禮》，於《周禮》《儀禮》兼通者，十二三焉”[31]。由此，唐初選擇《五經正義》時，取《禮記》而黜《儀禮》并非没有緣故。宋初官方延續唐制，“三禮”并存，但隨著新經學的興起，《儀禮》學未受重視，這從《宋史·藝文志》幾無此時《儀禮》之著述，就可以看出它的式微。因此，王安石改制時，將其與《春秋》同罷，當時引起的争論不大。由此看來，朱熹所責者，也不能成为安石一人之過。
再次，從王安石的禮學觀念來考量。他特重《周禮》，對於《禮記》頗有非議，前已有論。他對於《儀禮》的態度，從目前所保留的資料來看，亦有所肯定。在《周禮義》中，他有多處援引《儀禮》以解經者，如《春官·大祝》之“辨九祭：……五曰振祭，六曰擩祭，七曰絶祭”，其解曰：“振祭，《儀禮》所謂‘取肝擩於醢，振祭’；擩祭，《儀禮》所謂‘取菹擩於醢，祭於豆間’；絶祭，《儀禮》所謂‘右取肺。左却手，執本坐，弗繚，右絶末，以祭’。”[32]《周禮》《儀禮》都是制度禮儀之書，但《周禮》所載制度更詳，這是其變法所急需的，故他更重《周禮》。他以《儀禮》解《周禮》，表明他也是認可《儀禮》之價值的。朱熹關於王安石典禮改革的一段叙述，或可以幫助我们理解這一問題。其言：
眼前事，才拈一件起來勘當著所在，便不成模樣。神宗嘗欲正此禮數，王安石答以先理會得學問了，這般事自有人出理會，遂止。如荆公門人陸農師自是煞能考禮，渠後來却自不曾用他。[33]
此是朱熹談到宋代朝廷的禮儀多不合禮數，講到神宗欲改革之事，王安石的回答頗代表其改革的一貫思路，即與學士大夫討論先王之法以措之天下，所以講學是第一位的。“理會得學問了”，能够培養出懂禮之士大夫，自然便會有人出來理會。陸農師即陸佃，为王安石的門人，尤其精於禮學，并著有《儀禮義》十七卷，尚有《禮記解》《禮象圖》等著作。新學的另一位代表人物陳祥道，亦精於禮學，有《注解儀禮》三十二卷，又有《禮例詳解》十卷、《禮書》一百五十卷。這可以看出當時新學之於禮學的研究成果，可惜大多已經佚失，唯陳祥道的《禮書》尚存。朱熹説“後來却自不曾用他”，是指陸佃而言的。事實上，典禮改制也是熙豐變法的重頭戲，新學之禮學在其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今保存在王安石《文集》中的《廟議》，就與熙寧五年的宗廟改制有關，而《議服》篇則與熙寧八年的國家服制相關[34]，從中可以看出王安石禮學的一個重要特點，此在朱熹的叙述中也可以看出來。其言：
古禮難行。後世苟有作者，必須酌古今之宜。……本朝陸農師之徒，大抵説禮都要先求其義。……若是如今古禮散失，百無一二存者，如何懸空於上面説義！是説得甚麼義？須是且將散失諸禮錯綜參考，令節文度數一一著實，方可推明其義。若錯綜得實，其義亦不待説而自明矣。[35]
朱熹所謂“古禮難行。後世苟有作者，必須酌古今之宜”，正是整個宋代禮學所面臨的問題。王安石重“義理”學，故其弟子陸佃作《儀禮義》，重在闡釋義理，然後以此義理斟酌古今之宜推行之。這種方法，朱熹稱为“先求其義”，并頗有不滿。這種方式雖出自朱熹之口，但也可以代表王安石禮學的基本態度，從其《廟議》中即可以看出：
准中書門下奏，准治平四年閏三月八日敕，遷僖祖廟主藏之夾室。臣等聞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先王廟祀之制，有疏而無絶，有遠而無遺。商、周之王，斷自稷、契以下者，非絶嚳以上遺之，以其自有本統承之故也。若夫尊卑之位，先後之序，則子孫雖齊聖有功，不得以加其祖考，天下萬世之通道也。竊以本朝自僖祖以上，世次不可得而知，則僖祖有廟，與稷、契疑無以異。今毁其廟而藏其主夾室，替祖考之尊，而下附於子孫，殆非所以順祖宗孝心事亡如事存之義。求之前載，雖或有然，考合於經，乃無成憲，因情制禮，實在聖時。[36]
可見，王安石并非屑屑於禮數的考證，而是“先求其義”，然後推之以行事。“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先王廟祀之制，有疏而無絶，有遠而無遺。”這一句話將“廟祀之制”所含之義理講出。“有疏而無絶，有遠而無遺。”此一句話更是對立廟原則的精妙概括。其然後援引商、周之制为證，又推而之於宋代以言變革。《儀禮》所載多是具體儀則，王安石并非否定它的價值，只是變法本於義理，又因其難懂，不能用來造士，故暫時擱置罷了。
綜上所述，“先王之法度”是王安石變法關注的核心，也是檢擇經典文本的内在理路。他以孔子为“先王之法度”的集大成者，孟子为傳承者。經學有造士的目的，對此，他推崇《詩》、《書》以及《論語》，而懷疑《春秋》已經被漢儒篡改，不能體现聖人删削之意，故廢而不用。王安石的禮學觀念頗为複雜，但基本上也是與其變法的精神相應的。《周禮》一經固然是王安石改制的依據，为其所重視。他對《禮記》《儀禮》都有質疑，但不廢前者，正與他以禮學“先求其義”的變革精神相關。無論如何，王安石還是因为自己對《春秋》《儀禮》的懷疑所以廢黜了其經的地位，對後來經學的發展産生了很大的影响。
（編輯：陳以鳳）
[1]本文为國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多卷本《宋明理學史》”（17ZDA013）的阶段性成果。
[2]這一問題的考辯，可參看王書華：《王安石詆〈春秋〉为“斷爛朝報”之考辯》，《社會科學論壇》2005年第10期；周淑萍：《王安石“不列〈春秋〉於學官”釋疑》，《西安電子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4年第1期。
[3]一般而言，“十三經”的注疏學體系在宋初完成。如瀧熊之助謂：“十三經宋初即已成立，而其名確出现於神宗之後，具體已經不可考。其開始合刻，在宋末，此曰‘十行本’。此‘十行本’，經元至明，明正德中，其版尚在。至清阮元參照從來諸刻本加以校正，增入《經典釋文》，及自著《十三經注疏校勘記》刊行之，是为諸本中最可信之善本。”（瀧熊之助：《中國經學史概説》，陳清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42，第264頁）
[4]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二二〇，北京：中華書局，2004，第5334頁。
[5]其中有“某生十二年而學，學十四年矣”，可知此是在王安石二十六岁左右，其剛結束淮南簽判的職務。［參見王安石：《與祖擇之書》，載《臨川先生文集》卷七七，《王安石全集》（下簡稱《全集》）第7册，王水照主編，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7，第1371頁］
[6]王安石：《國风解》，載《王文公文集》卷三〇，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第351頁。
[7]黄以周等輯注《續資治通鑒長編拾補》卷三下，顧吉辰點校，北京：中華書局，2004，第134頁。
[8]王安石：《周禮義序》，載《臨川先生文集》卷八四，《全集》第7册，第1478頁。
[9]王安石：《答徐絳書》，載《臨川先生文集》卷七三，《全集》第6册，第1302頁。
[10]王安石：《答韓求仁書》，載《臨川先生文集》卷七二，《全集》第6册，第1293頁。
[11]王安石：《禮記發明》，《全集》第1册，第155頁。
[12]王安石：《性論》，載《附録一：臨川先生文集佚文》，《全集》第7册，第1828頁。
[13]“司徒修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齊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養耆老以致孝，恤孤獨以逮不足，上賢以崇德，簡不肖以絀惡。”［鄭玄注《王制第五》，載《禮記正義》卷一九，孔穎達疏，吕友仁整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2011.12重印），第545頁］(www.xing528.com)
[14]王安石：《夫子賢於堯舜》，載《臨川先生文集》卷六七，《全集》第6册，第1212頁。
[15]此處取朱維錚先生的觀點。（見氏著《中國經學史十講》，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2，第23頁）
[16]《學校科舉之制》，《宋史紀事本末》卷三八，第371頁。
[17]蘇轍：《蘇氏春秋集解·引》，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1頁。
[18]《孫氏春秋經解·後跋》，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1頁。
[19]轉引自蔡上翔《王荆公年譜考略》卷一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第175頁。
[20]轉引自黄宗羲、全祖望《荆公新學略》，載《宋元學案》卷九八，北京：中華書局，1986，第3251頁。
[21]王安石：《答韓求仁書》，載《臨川先生文集》卷七二，《全集》第6册，第1297頁。
[22]楊時：《孫先生春秋傳序》，載《楊時集》卷二五，北京：中華書局，2018，第677頁。
[23]蔡上翔：《荆公不信〈春秋〉辨》，載《王荆公年譜考略》卷一一，第170-174頁。
[24]李紱：《書周麟之〈孫氏春秋傳後序〉》，轉引自蔡上翔《王荆公年譜考略》，第175頁。
[25]蔡上翔於此考辯甚詳。（參見《荆公不信〈春秋〉辨》，載《王荆公年譜考略》卷一一，第171頁）
[26]李紱提出另外一種説法，以为安石廢《春秋》，其實是“廢三傳”，因为即使唐代以後所頒布的也只是“三傳”，并不存在一個《春秋》。安石以为“三傳不足信”，廢除之也就是應该的。（蔡上翔：《王荆公年譜考略》卷一一，第175頁）
[27]陸佃：《答崔子方秀才書》，載《陶山集》卷一二，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12頁。
[28]朱熹：《乞修三禮札子》，載《朱子全書》第2册，朱杰人等主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第25頁。
[29]朱熹：《朱子語類》卷八三，載《朱子全書》第17册，第2871頁。
[30]朱熹：《朱子語類》卷八四，載《朱子全書》第17册，第2888頁。
[31]皮錫瑞：《經學歷史》，北京：中華書局，2004，第133頁。
[32]王安石：《周官新義》卷一一，載《全集》第3册，第372頁。
[33]《朱子語類》卷八七，第2990頁。
[34]改制之時間的考證，參見李德身：《王安石詩文繫年》，西安：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第238頁。
[35]朱熹：《朱子語類》卷八四，載《朱子全書》第17册，第2877頁。
[36]王安石：《廟議札子》，載《臨川先生文集》卷四二，《全集》第6册，第80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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