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春秋》考辨成果

熙寧四年的科舉新制，除了“七經”的檢擇，後世争論最为激烈的便是王安石廢黜了《春秋》與《儀禮》。首先來看第一個問題，即關於王安石“詆《春秋》为斷爛朝報”的説法。关於這一點，《宋史·王安石傳》中言之鑿鑿，明陳邦瞻的《紀事本末》中記之詳細：

熙寧四年二月丁巳，更定科舉法……王安石又謂：“孔子作《春秋》，實垂世立教之大典，當時游、夏不能贊一詞。自經秦火，煨燼無存。漢求遺書，而一時儒者附會以邀厚賞。自今觀之，一如斷爛朝報，决非仲尼之筆也。《儀禮》亦然。請自今經筵毋以進講，學校毋以設官，貢舉毋以取士。”[16]

以此處來看，王安石認为孔子是作過《春秋》的，为“垂世立教之大典”。但他以为經秦始皇焚書之後，孔子所作之《春秋》已經毁壞。现存的《春秋》或許經過漢儒的附會，“一如斷爛朝報，决非仲尼之筆”，於是改制不以《春秋》取士，亦不立學官。事實上，在王安石當政期間，《春秋》一直都没有被立於學宫。由此，這引起了當時反對新法者的攻擊。司馬光謂其黜《春秋》而尊《孟子》，正是“廢六藝而尊百家”。蘇轍進一步抨擊王安石詆毁《春秋》，其《春秋集解引》曰：

近歲王介甫以宰相解經，行之於世。至《春秋》漫不能通，則詆以爲斷爛朝報，使天下士不得復學。嗚呼！孔子之遺言而凌滅至此，非獨介甫之妄，亦諸儒講解不明之過也。[17]

蘇轍以为王安石不能通《春秋》，遂詆之为“斷爛朝報”。蘇氏自言《集解》作於熙寧年間，積十餘年方才完成。由此可知，王安石“詆《春秋》”的説法，熙寧時可能就已經在流行了。其後，胡安國作《春秋傳》也以为王安石詆《春秋》。

南宋時，這種説法又有了另外的版本。周麟之为孫覺《春秋經解》所作之《後跋》中云：“初，王荆公欲釋《春秋》以行於天下，而莘老之傳已出，一見而有惎心，自知不復能出其右，遂詆聖經而廢之曰‘此斷爛朝報也’。”[18]周麟之大概生活於南宋高宗時。《跋》中“先君为之言”之語，似此説早已流行，然已不可考。此説之妄，清李紱辨之詳，見其作《書周麟之〈孫氏春秋傳〉後序》。[19]孫覺《經解》作於元豐年後，謂安石見其書而廢《春秋》，殊無道理，不過逞其詆毁之情罷了。

可見“斷爛朝報”之説，官書、私書皆有言之，似乎證據鑿鑿。但按諸史料，宋時就有为王安石辯護者。南宋學者林竹溪的《鬳齋學記》有云：

和靖曰：“介甫未嘗廢《春秋》，廢《春秋》以爲斷爛朝報，皆後來無忌憚者托介甫之言也。韓玉汝之子宗文，字求仁，嘗上介甫書請六經之旨，介甫皆答之，獨於《春秋》曰：‘此經比他經尤難，蓋三傳皆不足信也。’”和靖去荆公未遠，其言如此，甚公。今人皆以“斷爛朝報”爲荆公罪，冤矣！然亦荆公有以招之。[20]

林氏所引之和靖即是尹焞，为二程弟子。和靖認为“斷爛朝報”之説为後人托安石之口，非真为王安石之語。他所引韓求仁問六經事，俱見於王安石《文集》，其言有：“至於《春秋》三傳，既不足信，故於諸經尤为難知。辱問不果答，亦冀有以亮之。”[21]與上和靖語者相同，可見其語不妄。同为程門高弟的楊時一生极力批判王安石學術，然至於王安石廢《春秋》，則曰：

熙寧之初，崇儒尊經，訓迪多士，以爲三傳異同，無所考正。於六經尤爲難知，故《春秋》不列學官，非廢而不用也。而士方急於科舉之習，遂闕而不講，可惜哉！[22]

楊氏所言與尹氏相同，皆以为熙寧新制因为“三傳”不足信，經之意又難解，所以不列學官。這裏當然不能説楊時为王安石辯護，但從其語氣中可見，他似乎是認同這種做法的。其後所言“非廢而不用也”，是指講學者更應该努力講求其大義。(www.xing528.com)

尹焞、楊時的説法頗为可取。至清初，又有李紱、蔡上翔相繼为安石辯解，亦援引二氏为證。[23]然對於“斷爛朝報”之説，李紱又有新的考證：

斷爛朝報之説，嘗聞之先達，謂見於《臨汝間書》。蓋病解經者，非詆經也。荆公嘗自爲《春秋左氏解》十卷，言言精核。辨左氏爲戰國時人，其明驗十有一事。自來治經者未之能及。其高第弟子陸農師佃、龔深甫原，并治《春秋》。陸著《春秋後傳》，龔著《春秋解》，遇疑難者輒目爲闕文。荆公笑謂闕文若如此之多，則《春秋》乃斷爛朝報矣。[24]

據此言，則安石“斷爛朝報”之論是針對陸、龔解《春秋》动輒闕文的情况而發的，非有詆經之意。據李紱言，此段出於《臨汝間書》，为南宋李壁所作，李壁是作《王荆文公詩箋注》之人。其注最为翔實，頗为熟識安石典故，所以其言极为可信。可惜此書已佚，李紱之説已不可考。

“斷爛朝報”可能確實出於安石之口，李紱所言與《紀事本末》所載皆有可能。對於《春秋》三傳，蔡上翔言其“不信傳而亦不盡廢傳”，得之。[25]前揭李紱言“荆公嘗自为《春秋左氏解》十卷”，也可見到他對《春秋》確實有過研究，否則也不會斷然對韓求仁講“於諸經尤为難知”。

另解《春秋》不信“三傳”，也是得當時學界的风氣。宋初孫復、胡瑗、歐陽修等人講《春秋》，皆是如此。故安石對韓氏直接講“至於《春秋》三傳，既不足信”，已經將其設置为一個前提了。正因此，楊時才能够認同安石不立《春秋》的做法，兩者在這一點上是共同的。并且，安石认为，《春秋》也是合乎“先王之法度”的，但因“三傳異同，無所考正”[26]，所以不立於學官，楊時之言得之。

如果從王安石對變法的整體設計來看，或許就可以幫助我们更進一步地理解其用意。新法极为重視學校與科舉的改制，是希望借助於這一機構的改革，培養出具有變法精神的士大夫，與他一起致力於使整個國家、社會朝向正確的，即合乎“義理”的方向發展。這樣對經典的選擇不僅要以“先王之法度”为標準，也要能够達到培養士人的目的方可。陸佃的《答崔子方秀才書》中云：

若夫荆公不爲《春秋》，蓋嘗聞之矣。公曰：“三經所以造士，《春秋》非造士之書也。學者求經當自近者始。學得《詩》，然後學《書》；學得《書》，然後學《禮》。三者備，《春秋》其通矣。故《詩》《書》執《禮》，子所雅言，《春秋》罕言以此。”[27]

這是陸佃轉述安石之語，只是講《春秋》非造士之書，主要是因为士學習經典應该有一個次序，所謂由近及遠，《詩》《書》《禮》依次而學。《答韓求仁書》中有“能盡於《詩》《書》《論語》之言”，則《易》之藴自然得知，與此論正相互發明。學得《詩》《書》《禮》《春秋》之義自然明白，這是一種辯護，但其内在原因可能還是《春秋》難懂，所以不能達到“造士”的目的。

由此可知，王安石確實懷疑過《春秋》一經的地位，也説過“斷爛朝報”一類的話。他叙述“孔子作《春秋》”的説法，或許與他尊孟的態度有關，因为這個説法恰出於《孟子》。他虽然没有辦法否定孟子之言，但又不信现存之《春秋》版本，故斷为漢儒所附會，這種説法是极为勉强的。并且，這也不能改變他疑經的事實。他以後世流傳之《春秋》为附會，正是其義理難明，“三傳”亦不足信，不能以之“造士”，故不立學官，在於取謹慎的態度。司馬光、蘇轍等人謂其詆毁聖經，則非學術之正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