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傳統的正統論都與现實問題密切相關。而且，它具有兩面性，時而作为評價和判斷每個歷史時代的準繩發揮作用，時而作为美化當權者統治的现實政治工具發揮作用。君主的作为也與此相關，而對君主的作为進行的极其嚴格而又正義的道德評判由來已久。這作为中國史學家们的優良傳統，誠然是不容忽視的。[1]到了近代，梁啓超以對自己所處時代的全面認識为基礎批判道：“中國史家之謬，未有過於論正統者也。”他强調真正的正統在於民，而非君主。故而他認为，正統的標準應在於“國”，捨弃“國”、以君主個人为標準，或捨弃國民、只從君主一人那裏考證正統的歸属是很愚蠢的，這樣做只會毒害天下。同時他説，包括夷狄和禪讓在内的篡奪者，以及盗賊是無法擁有正統地位的。[2]
梁啓超對正統論的批判，從王夫之［明萬曆四十七年（1619年）至清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那裏已可見端倪。當然，在王夫之的正統論中，他没有像梁啓超一樣將“（國）民”置於正統的中心，但他以對自己所属時代的認識为基礎，對過去的正統論表现出强烈的批判態度。[3]這種批判態度是以對“治亂”的理解所持有的深邃洞察力为基礎的，即更加现實地瞭解歷史發展的過程，從而提出“離合”和“治亂”的觀點并貫穿一致。故而王夫之説所謂的“統”，最基本的含義为“合而不離，續而不絶”。但察看三代以後的歷史可知，天下或分裂或被隔絶，“統”的必要充分條件之“合而并之”“因而續之”無法得到滿足，因此，现有的正統論毫無立足之據，故王夫之对其进行批判，這種討論本身是實属虚無的。
同時，依王夫之所見，所謂的“統”，以匡正義而得之。以此觀念为根據，他主張因天下并非只为一姓而存在，故天命若有變，一姓的存廢則無關緊要，實踐“天下为公”反而應为第一要義。且王夫之强調，“正”與“不正”是因人而定的，治世與亂世是由天來定的，具體的歷史變化是“包括人在内”的多種原因引發的。可想而知，王夫之的這種主張與司馬遷“究天人之際”的命題是一脉相承的。此外，王夫之認为，治亂循環的根本原因在於事物内部藴含的對立勢力，譬如陰和陽、动和静的相互作用與對立。同時，因亂中有治，故可因時而治；治中有亂，故隨時都會變得混亂。[4]毋庸置疑，王夫之的上述主張正源於此種認識。(www.xing528.com)
如是觀之，王夫之對现有正統論的批判發展成为確立“道統=儒者之統”這一命題的强烈信念。因此，本文主要考察“道統”出现的背景和意義所具有的復合性，并關注前面提到的批判正統論所具有的现實意義：首先，以對“正”“統”的理解方式为根據，考察對統治物件——民的觀察視角和君子小人論；其次，以此为根據來瞭解现實政治和君主的“治統”和“儒者之統”，即“道統”所具有的歷史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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