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責臣”+“責君”=“責夏”，持“責夏”觀點的以朱熹为代表：
程子曰：“夷狄且有君長，不如諸夏之僭亂，反無上下之分也。”尹氏曰：“孔子傷時之亂而嘆之也。亡，非實亡也，雖有之，不能盡其道爾。”[5]
問：“‘夷狄之有君’一章，程氏注似專責在下者陷無君之罪，尹氏注似專責在上者不能盡爲君之道，何如？”曰：“只是一意。皆是説上下僭亂，不能盡君臣之道，如無君也。”[6]
元人所著《四書辨疑》中曰：“有君者，有其君者也。如言有無父之心、有無君之心，亡字當準此義为説。亡君者，亡其君者也。蓋謂夷狄尊奉君命，而有上下之分，是为有其君矣。諸夏蔑弃君命，而無上下之分，是为亡其君矣。此夫子傷時亂而嘆之矣。”程樹德在《論語集釋》中引用後認为此説“似可從”[7]。事實上，“責夏”的觀點在中國古代《論語》的注釋中乃是主流，因为按照儒家“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論語·顔淵》）、“不在其位，不謀其政”（《論語·憲問》）等基本觀念，説到“責君”，“責臣”自是題中之義。既然可以放下“为尊者諱”而明言責君，那麽群臣又焉能免責？同樣，説到“責臣”，“責君”自然不言而喻，既然連君主從全國範圍内挑選出來的群臣都不是“有德者居高位”而尸居素餐、無禮寡義，那麽世襲而來的“君主”難道個個都是天生就德才兼備、不犯過錯的聖人？這一點在以下幾章中有鮮明的表现：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論語·顔淵》）
季康子患盗，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論語·顔淵》）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論語·顔淵》）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論語·八佾》）(www.xing528.com)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論語·顔淵》）
按照儒家自上而下的“王化—风化”觀念與自内而外的“成己—成人”之學，“責君”應该先於“責臣”，“臣不臣”的根源在於“君不君”，“父不父，子不子”的根源在於“君不君，臣不臣”，所以《論語》引用堯、舜的話説：“天之歷數在爾躬。”“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論語·堯曰》）然而，孔子之時，夏、商、周幾千年的“家天下”早已成为不可逆轉的專制政體。孔子基本上接受了這一现實，他并不像孟子那樣“非君”，那樣熱切地向往堯舜禹時代“公天下”的禪讓制度。這從以下兩段語録中可知：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説，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論語·陽貨》）
佛肸召，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論語·陽貨》）
孔子帶著冒天下之大不韙、横眉冷對千夫指的勇氣應公山弗擾、佛肸之召，并非出於像孟子那樣的革命激情。表面上看，孔子似乎有一顆“天下为公”之心而并不執著於效忠某君；但實際上，他在潜意識裏，早已接受了“家天下”的無奈现實。他認为自己能做的，就是“磨而不磷”“涅而不緇”的潔身自好與“如有用我者，吾其为東周乎！”的曲綫救國。孔子追求的最高目標乃是成为像周公一樣的“賢臣”，而不是像堯舜禹一樣的“賢君”。因此，我们不能將“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這句話理解为“責諸夏無賢君”，而只能理解为含攝著“責君”的“責臣”，“責臣”才是主旨。
《論語·八佾》載：“或問禘之説。子曰：‘不知也。知其説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禘为王者之大祭，天子可用，而諸侯不可用。孔子這句話應當也是有感於三家僭禮而發的，同時推其所從來，認为魯國因周公之後而襲用天子所賜之重祭，可謂導致季氏八佾舞於庭、三家以《雍》徹等大夫“僭禮”的始作俑者，對成王賜周公重祭而周公受之、歷代魯君襲之這幾件“非禮”的事情做了含蓄的批評。歷代魯君皆为周之臣，三家为魯之臣。歸根結底，這句話還是重在“責臣”而非“責君”。因此，筆者以为，孔子的本意，雖然也可以説是在包括“責臣”與“責君”於其中的“責夏”，乃是對諸夏僭亂、不能盡君臣之道而傷時浩嘆，且隱含著“在上者不能盡为君之道”的“責君”，但其主旨還是在“責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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