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責臣”觀點的以孔門之中《論語》的編纂者为代表。《論語·八佾》中的前六段語録很明顯都是“責臣”的，更確切地説，是在責備魯國以季氏为代表的大家族僭越奢靡的行为：
3.1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3.2 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
3.3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3.4 林放問禮之本。子曰：“大哉問！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宁戚。”
3.5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3.6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
《論語》的編纂者將“夷狄之有君”放在這裏，就算不能説明孔子這句話乃是有感於季氏等三家“心中無君”的僭禮行为而發，也至少能説明編纂者同样認为孔子之意旨是在“責臣”。筆者也持“責臣”的觀點，原因是：
在“家天下”皇權專制的政治背景下，寄希望於“國君應當如何賢能”并不现實。如果諸多大臣很賢能，那麽國君即便資質平庸，國家也可能治理好。作为思想家的孔子當然也很明白這個道理，而且從孔子的生平、思想與言論來看，他并未明確反對“家天下”，也未多論各國諸侯的是非善惡，倒是經常評論作为大臣的周公、管仲、晏平仲、子産、臧文仲、柳下惠、季氏等人。因此，以周公为偶像的孔子，他的心裏自始至終都是將天下大治寄希望於賢臣身上的。反過來説，與“夷狄”相比，諸夏很不争氣，在孔子看來，主要的責任當然也是在臣而不在君。事實上，《論語》中的孔子并不是十分强調君主的治國才能，而是更加强調賢臣的安國之責與治國之才。比如：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爲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論語·泰伯》）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樊遲未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皋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論語·顔淵》）(www.xing528.com)
仲弓爲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捨諸？”（《論語·子路》）
子曰：“爲命，裨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修飾之，東里子産潤色之。”（《論語·憲問》）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孔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論語·憲問》）
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爲？”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毁於櫝中，是誰之過與？”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爲子孫憂。”孔子曰：“求！君子疾夫捨曰欲之而必爲之辭。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貧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而謀動干戈於邦内。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墻之内也。”（《論語·季氏》）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長沮曰：“夫執輿者爲誰？”子路曰：“爲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爲誰？”曰：“爲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輟。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論語·微子》）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蓧。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爲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殺鷄爲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論語·微子》）
這一點，我们從《論語·憲問》的一段語録中能够得到真切的體會：
陳成子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恒弑其君，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
此事發生於公元前481年，孔子七十一岁，已經臻於“從心所欲，不踰矩”之境，其中所説足可以代表孔子最根本、最成熟的想法。很明顯，孔子認为“臣弑其君”是絶不可容忍的大逆不道之事。因此，“沐浴而朝，請討之”，説明他認为自己是在做一件很神聖的事情；“君曰‘告夫三子’”，説明這時魯國之政在“三子”而不在國君；“之三子告，不可”，則明確表示不討伐齊國“是臣之錯而非君之錯”。面對這種無可奈何的事情，孔子只能以“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的反復陳詞來自我寬慰，同時昭告天下：一個諸侯國大夫應有的職責，不僅是治理本國，而且有責任與義務來維繫整個天下的倫理綱常。
一言以蔽之，當“家天下”已成不可逆轉之勢（“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苛求於君已成無奈之時（“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孔子自然而然就將希望都寄托在賢臣的身上。我们甚至可以説，在孔子看來，社稷安危、世风厚薄，“成也在臣，敗也在臣”[4]。（“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毁於櫝中，是誰之過與？”）那麼，難道對於一國治亂，國君就完全没有責任了嗎？孔子在“責臣”之時是否也包含有“責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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