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責君”觀點的以楊樹達先生为代表。他在《論語疏證》中先引用《春秋》中關於邲之戰、鷄父之戰、柏莒之戰、黄池之會的記載，然後按曰：
有君謂有賢君也，邲之戰，楚莊王動合乎禮，晋變而爲夷狄，楚變而爲君子。鷄父之戰，中國爲新夷狄，而吴少進。柏莒之戰，吴王闔廬憂中國而攘夷狄。黄池之會，吴王夫差藉成周以尊天王。楚與吴，皆《春秋》向所目爲夷狄者也。孔子生當昭定哀之世，楚莊之事，所聞也。闔廬、夫差之事，所親見也。安得不有夷狄有君諸夏亡君之嘆哉！《春秋》之義，夷狄進於中國，則中國之。中國而爲夷狄，則夷狄之。蓋孔子於夷夏之界，不以血統種族及地理與其他條件爲準，而以行爲爲准。[3]
楊先生這種解釋可謂有理有據，而且能將文義解釋得非常具體——“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這句話就是“夷狄之有賢君，不如諸夏之亡賢君也”的意思，雖然包含“責夏”之意於其中，但主旨是“責君”。筆者根據對《論語》經文的貫通理解，發现這種解釋并不符合孔子的本意，原因是：
第一，如司馬遷所言：“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史記·太史公自序》）孔子身處這樣一個禮崩樂壞的時代，他所憂患的乃是整個社會的道德敗壞、世风日下——“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辯之不早辯也。”（《周易·坤卦·文言傳》）正所謂“大厦將傾，獨木難支”，諸夏之所以不如夷狄，是因为所有的知識分子都有責任，絶不僅僅是缺少“賢君”而已。他明確地説：“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論語·八佾》）“能以禮讓为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为國，如禮何？”（《論語·里仁》）他認为最根本的原因在於每個人（主要是各國大臣）内心的仁義不足，以至於僭篡無禮。(www.xing528.com)
第二，孔子为人温良恭儉、性情仁厚，應该不會説“諸夏無賢君”這麼剛愎獨斷、刻薄傲慢的話。而且，從功利的角度來説，他正是想挽救“諸夏不如夷狄”的頽勢，才坚持游説各國的君主施行仁政，去“道之以德，齊之以禮”（《論語·为政》）的。他如果對“諸夏”的國君都抱著這種悲觀的、對立的態度與情緒，又何必“知其不可而为之”“纍纍若喪家之狗”去自取其辱呢？綜觀孔子生平與《論語》全文，我们可以很明顯地看到孔子在潜意識裏對君主充滿了信心與恭敬：“事君盡禮，人以为諂也。”（《論語·八佾》）“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論語·子罕》）“陳成子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論語·憲問》）“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君在，踧踖如也，與與如也。”（《論語·鄉黨》）“君命召，不俟駕行矣。”（《論語·鄉黨》）……試問，這樣的一位仁厚、温恭、尊君的孔子，怎麼會説出“諸夏無賢君”那麽自大、獨斷的話來呢？
由此可見，孔子的這句話并不是在責備諸夏之君，那麼，是在責備諸夏之臣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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