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卦爻辞的产生时代

廖名春先生在其論文《從語言的比較論〈周易〉本經成書的時代》中提出，《周易》的部分卦爻辭産生於殷末周初。[6]韓高年在《〈周易〉卦爻辭所見商代貞人考》中提出，卦爻辭中記録了許多貞人的名字，如安、永、蔑、居、旅、艱、小、大等。其中，貞人永、旅、大之名也見於商代甲骨卜辭中。永是武丁時代賓组卜人，旅是祖甲時代出组尹群卜人，大師祖庚出组貞人。其結論是《周易》初編於商周之際，且利用了商代卜筮記録。[7]

《周易》也有一部分卦爻辭産生於兩周之際。張崇琛在《〈詩經·小雅〉與〈周易·卦爻辭〉的憂患意識》中提出，《詩經·小雅》與《周易·卦爻辭》之間有著某些相似之处。從思想内容上來説，這種相似主要表现为强烈的憂患意識。《訟·上九》云：“或鍚之鞶帶，終朝三褫之。”這説明國君無能，委任官職也是混亂不堪、變化無常的，以致一天之内三賜三奪。君臣昏亂，朝政不修，整個國家就像繋在一根柔弱的苞草或桑枝上一樣危險。因此，卦爻辭的作者不得不痛心疾首地喊出：“其亡其亡，繫于苞桑。”（《否·九五》）面對朝政的现狀，貴族们不是“齎咨涕洟”（《萃·上六》），就是趕快隱遁起來，《遁》卦所表现的就是貴族的隱遁思想。《蠱·上九》則索性提出了“不事王侯，高尚其事”的口號。由此可見，當時的人们對朝政已經完全喪失了信心。《蹇·六二》所反映的是王臣處境的艱難：“王臣蹇蹇，匪躬之故。”王臣處境非常艰難，但并不是他咎由自取，而是周圍環境所迫。最後作者提出，鑒於《周易·卦爻辭》與《詩经·小雅》在憂患意識方面的相似，兩者的製作年代當不會相去太遠，具體地説，或在西周厲宣之際，决不會晚到幽王或平王東遷之時。[8]

牛鴻恩先生在其論文《論〈周易〉卦爻辭編定的年代》中比較了《周易》卦爻辭中的短歌與《詩經》中的詩句，發现《周易》卦爻辭中的一些短歌采自《詩經》，或者化用《詩经》句，或者受《詩经》意啓發，提出今本《周易》并非西周筮書，而是春秋時期的改編本，即《左傳》所説的《易象》。它在昭公二年（前540年）已經編定或者已經基本編定，編定者为魯國太史。[9]

陸侃如先生在其論文《論卦爻辭的年代》中提出：“《周頌》，我们相信它是周初的韻文。《大誥》，我们或許可以假定它是周初的散文。然而，明白曉暢的卦爻辭，與佶屈聱牙的《周頌》《大誥》對看起來，似難令人相信它们是同一時期的作品。”其根據有三：一是《周易》卦爻辭與公元前8世紀的詩句相襲，《周易》卦爻辭的年代很難説是商周之際，若假定在東周，則可能性較大；二是《周易》卦爻辭在公元前6世紀初年尚無定本；三是《周易》卦爻辭含有公元前5世紀的語法。因此，陸先生認为《周易》卦爻辭約在東周中年寫定。[10](www.xing528.com)

這樣看來，今本《周易》有部分卦爻辭來自商朝後期和周初，其周初的編寫者采用了商代的卜筮記録。《周易》也有部分卦爻辭來自西周幽王、携王、平王之時，卦爻辭中所表现的政治混亂局面和憂患意識，反映的可能是西周幽王、携王、平王之時的社會狀况。[11]《周易》卦爻辭的最後編定者可能是春秋後期魯國的太史。他们借鑒了《詩經》中的一些詩句的表達方法，創作了一些帶有歌謡性質的卦爻辭編入《周易》中。此類卦爻辭我们在今本《周易》中依然可见。

可見，《周易》卦爻辭的製作經歷了從商末周初到春秋後期五百多年的時間，其製作者是西周和春秋時代的卜筮之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