湯勤福先生談中華禮制的變遷與現代價值

陳以鳳　整理

《孔子學刊》（以下簡稱《學刊》）：非常感謝湯先生接受我们的采訪。您在朱子學、魏晋南北朝史、宋史、中國史學史等方面素有精深、獨到的研究。近年來，您作为首席專家，領銜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中國禮制變遷及其现代價值研究”。我们孔子研究院於2017年成立了“禮樂文明研究中心”，對禮學研究极为關注與重視。湯先生能否先介紹一下這一項目具體的研究内容，以及目前的進展情况？

湯勤福先生（以下簡稱“湯先生”）：首先感謝貴刊的關注。您説我曾研究過朱子學、魏晋南北朝史、宋史、中國史學史，這没錯。但説我在這些方面有精深、獨到的研究，實不敢當。

我注意到貴院成立了“禮樂文明研究中心”，這是繼清華大學、浙江大學、中國人民大學諸禮學中心之後又一研究中華傳統禮制的重鎮，我深信貴院的“禮樂文明研究中心”將會取得巨大成就。

我領銜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是2012年獲得的，項目组成員十餘人。为了更好地進行研究，我们還聘請了五位專家當顧問。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課題於2018年11月正式結項。階段性成果較为豐富，共出版禮制專著三部、論文集四本，在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CSSCI）學術期刊上發表論文一百一十多篇，包括《中國社會科學》《歷史研究》《中國史研究》《文史》《文史哲》《中國哲學史》《學術月刊》等期刊。另外，相关文章还发表在《人民日報》《光明日報》《中國社會科學報》等報紙上。其中，《新華文摘》全文轉載三篇。提交的結項報告为五個子項目，共二百六十餘萬字。目前進入修改階段，我们争取早日將成果出版，以向學界求教。

正像您講的那樣，我们項目的題目是“中國禮制變遷及其现代價值研究”，按照我個人的理解，主要是解决兩個大問題：一是中華傳統禮制是如何變遷的，其原因或者説變遷的动力何在；二是中華傳統禮制的现代價值，即如何從中汲取有现代價值的部分來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服務。

中華傳統禮制如何變遷的問題，在課題研究中應當辯證地對待。衆所周知，中華傳統禮制中涉及的具體禮儀极其廣泛，數量巨大，所以不可能對它们的變遷過程一一做出詳細研討。因此，我们認为不應當糾纏在細枝末節上，而是要抓住一些典型的禮儀來展開研討，探研這些禮儀變遷與傳統中國之間的内在關係，探索它们變遷過程中與國家政治、民衆生活之間的關係，找出它们在社會變化過程中的某些規律，分析它们在傳統中國中的作用、意義以及正反兩個方面的影响。只有這樣，才能體现出研究這個課題的意義所在，才能説清楚中華傳統禮制變遷的大致規律。此課題以四個子項目的篇幅來研究中華傳統禮制的變遷。

歷來研究者按照王朝興亡的綫索來研討中華傳統禮制的變遷，分为先秦至明清六大塊。我们認为，中華傳統禮制變遷誠然與王朝興亡有一定的關係，但禮制演化有著自己的規律，不能等同於王朝興亡。

我们認为，禮是人（或集團、國家）與人（或集團、國家）之間各種交往的規範與準則。禮制便是由權力機構頒布的有關各種交往的規範與準則。基於此，我们提出，古代中國的禮制變遷可劃分为四個時期，分别为前禮制時期、王國禮制時期、王權禮制時期、集權禮制時期，每個時期大致還可分为若干階段。四個時期前後相隨，但後一時期的某些禮儀在前一時期中已經孕育與發展。當然，中國在進入近代社會後，那種適應封建專制統治的集權禮制在某些時期曾經死灰復燃，但它畢竟已經是强弩之末了，也受到衆多思想家的批判與唾弃。

我们第一個子課題分别討論了前禮制時期、王國禮制時期和王權禮制時期，其後以三個子課題的分量來深入研討集權禮制時期。這是因为基於封建專制主義政治之上的集權禮制對後世的影响极大，至今仍有著不可忽視的重要作用，所以有必要加大研究力度。最後一個子課題則是價值研究。其實，學界對中華傳統禮制的具體問題或某一具體禮儀的研究興趣盎然，然而真正從學理層面加以研究的十分罕見，至於對中華傳統禮制的现代價值的判斷則基本處於闕如狀態。我们從理論價值與實踐價值兩個方面對此進行了初步研討。理論價值主要分析了中國古代禮學思想及其演變的過程，探討了這些禮學思想對當時及後世的影响與價值。實踐價值分为變遷論、價值論、功能論和重建禮儀之邦四個方面。

雖然我们已經完成了初稿，但由於我個人能力有限，書稿仍存在著一些問題，這些問題有待於深入思考與修正。這是此課題研究的大致情况。

《學刊》：謝謝您对課題情况的介紹。提及中國的禮制，我们大多會想到周禮、孔子等。春秋末年，孔子對三代禮制損之益之，有志於從周復禮。您如何看待禮制變遷背景下孔子與禮的關係？

湯先生：首先，應當强調的是，孔子是人不是神。是神，則會導致對他頂禮膜拜，以孔子是非为是非；是人，那麼我们就可以歷史地來看待孔子的思想觀點，可以更加理性地分析其思想觀點的正誤優劣。十多年前，我曾應出版社之約寫過一本小册子，名叫《論語選評》，其中涉及孔子思想的内容頗多。此書數年前還收入另一叢書重印過。

孔子生活在春秋末年的歷史大动蕩時期。在這個時期中，周王室已經式微，周天子威望掃地，號令不出成周，諸侯坐大争霸，各自为政。社會激烈地變动使王權禮制受到极大的挑戰，舊有的禮制規範已被衝破缺口，新的禮制體系正在萌芽。孔子出身、成長於舊貴族家族，熟讀古代典籍，自然熟稔西周以來的王權禮制的基本發展情况。他對當時“禮崩樂壞”的现象深表不滿，所以身體力行，为重新建構禮制秩序而努力。

對孔子與禮的關係，學界觀點分歧較大，有認为孔子是維護落後的舊禮制體系的，也有認为孔子是以損益的觀點來對待禮制變革的。當然，大家都找到一些資料來證實自己的觀點，孰是孰非可以再深入討論。

我對孔子有關禮的論述的基本看法是：他是一位理想主義者，强調禮制對國家穩定的重要性，所以對當時各種僭越禮制的行为深表不滿。孔子説：“克己復禮为仁。”有的學者從政治層面上來解説此語，將它作为孔子思想保守、試圖恢復三代之禮、復古倒退的重要根據。實際上，孔子在構建社會制度方面并非一個思想保守、復古倒退的學者，而是一位怀有理想主義的思想家。首先，“克己復禮为仁”是承襲古籍而來的。《左傳》載孔子之語：“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克己”指追求自我道德的完善，顯然是一種理想人格的體现。“復禮”的“復”是什麼意思极为關鍵。我認为，“復”是“返回”的意思，也可以解釋成“符合”，但絶非“恢復”之意。“克己復禮为仁”是説，用道德修養的克己手段使自己的行为“返回”到符合禮的規範上去，這就體现了“仁”。由此，孔子才緊接著説：“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其次，“克己復禮为仁”不存在“克己”就能恢復三代之禮的問題，因为不論克己不克己，禮制都是客觀的“存在”，不可能由於某些人的道德修養而退回到三代去。因此，孔子説：“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意思是説，如果天下之人都進行道德上的修養而返回到禮的規範上去，那麼整個社會就會趨向於“仁”，理想社會就會出现了。這種社會被孔子稱为“有道”社會。孔子説“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正是這個意思。

顯然，孔子以仁釋禮，指出：“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他强調“不學禮，無以立”，指出禮是为培養理想的道德人格服務的。如此，禮就超越了具體的典章制度與儀式規範，與孔子提倡的仁學思想密切聯繫在一起。因此，我認为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與禮，而非僅一個“仁”字。孔子認为禮對各種道德規範极为重要，對德性倫理起到一種規範與制衡的作用。他説：“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葸，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由此可見，孔子把禮内化於儒學的本質當中去了。後世儒家學者之所以对仁與禮津津樂道，與孔子這種觀點密切相關。

孔子是一位理想主義者，所以为創立儒學和建立夢寐以求的理想社會而奮鬥了一生。他認为上古三代是理想社會的典範，故而顯得有些保守。不過，他所能見到的文獻資料實在有限，對上古三代的認識是模糊的。他説：“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這是明確的證據。顯然，孔子對上古三代的具體情况瞭解得并不透徹，也不全面，而以此得出上古三代是理想社會的結果只能是烏托邦的幻想。

然而，孔子又確實具有某些“超前意識”，不少見解遠遠高於同時代的學者甚至後世的學者，而且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内起著作用。正因为此，孔子思想本身就有被“神化”的條件與可能。在古代中國中，孔子被神化正與此有關。(www.xing528.com)

不過，孔子畢竟是生活在两千五百多年前的思想家，他的言論只能是當時社會的反映。從總體上説，孔子思想只有在類似的社會條件下才能起作用。也就是説，孔子思想不可能傳之萬代皆为準，因为隨著時代條件的變化，任何一種思想不可能完全適應後世的各種變遷，都可能被淘汰出局。從理論上説，孔子整體思想是無法永久地流傳下去的，只能是某些思想因素融入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傳統中去，才能被後人繼承和發揚。

《學刊》：剛才您提到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與禮。錢穆先生向美國學者鄧爾麟談及中國文化的特點時，曾説：“要瞭解中國文化，必須站到更高來看到中國之心。中國的核心思想就是‘禮’。”您是否認同這一觀點？又是如何理解“禮”在中華文明中的地位的？

湯先生：錢穆先生的觀點可以認同。除錢先生外，費孝通、余英時等先生都有相似的觀點或説法。其實，中華傳統禮制源遠流長、綿延不絶，是中華文明的重要内容和載體，在歷史上對於增强中華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起到了重要而且關鍵的作用。衆所周知，中華民族傳統文化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便是儒家文化，它對中華民族傅統文化的發展起到极其關鍵的作用，而儒家文化又恰恰是中華傳統禮制的指導思想。因此，從這一情况出發，可以説中華文化的核心思想是禮文化。儒家在古代中國影响极大，以儒家思想为基礎的禮制延續了數千年。因此，從這一角度看，稱中國的核心思想为“禮”是無可非議的。其實，古代中國的其他思想派别也多少論述到禮儀問題。陸建華寫過《先秦諸子禮學研究》一書，討論了道家、儒家、法家、墨家的禮觀念。後世佛、道兩教也有一些相關論述，乃至佛、道兩教的某些禮儀還融入中華傳統禮制之中。因此，從這些歷史基本情况來分析，錢先生的這種觀點是有其史料基礎的，不是泛泛地空發議論。可以毫不誇張地説，不理解中華傳統禮制是不可能達到認識中華文明目的的。另外，中華傳統禮制在歷史上起著教化的重要作用，無論是對皇親國戚還是貴族官員，乃至對芸芸衆生來説，禮制教育貫穿他们的一生，影响著他们的一舉一动，古人的所言所行無不以禮來加以判别，那麼説中國的核心思想是“禮”也是可以理解或説贊同的。

關於“禮”在中華文明中的地位問題，其實上文已經談到了一些。當然，我還可以進一步來加以説明。中華傳統禮制在中華文明中的地位是由其本身的特點决定的。我曾經發表過一篇名为《中華傳統禮制的主要特性及其當代價值》的文章，文中概括出中華傳統禮制的幾個特點。第一是歷史傳承性。中華傳統禮制是中華先民世代相傳、處世立道的重要準則與精神升華的結晶。在歷史發展進程中，人與人、族與族、國與國之間交往與聯繫的前提便是規範各自的行为。中華各民族在數千年的文明演進中，逐漸明白并認同這一準則，從而服膺中華傳統禮制，達到諸族和融、共同發展的目的。歷史傳承性證實了中華傳統禮制是一種與中華民族同生共長、傳承久遠并發揮過積极作用的優秀文化傳統。第二是民族認同性。中華傳統禮制是中華民族的共同的珍貴財富，是民族認同的標誌。古代中國，儘管有些少數民族政權在某一時段内對中華傳統禮制不理解乃至排斥，但最終實行民族和解的措施，采納了中華傳統禮制，回歸中華一體，促進了社會進步與經濟發展。中華民族發展的歷史充分證實，采納中華傳統禮制是實现民族和解與促進社會發展的重要前提。第三是地域普適性。古代中國，各族人民大多有各自相對固定的生活區域和不同的語言、習俗，但在相互交往中，相對先進的漢民族文化與禮制無疑對少數民族有著深刻與廣泛的影响，各民族均認同并遵循中華傳統禮制的規範，從而實现了中華一體的融合。中華傳統禮制是在中華大地上茁壯成長起來的，是從中原地區逐漸向四周擴散的，從而遍及中華大地，使民庶有禮可依，有據可循。就此而言，中華傳統禮制在中華大地上曾属於普遍適用的重要的制度。第四是體系開放性。中華傳統禮制從來不是一個封閉的、排他的體系，而是一個開放的體系。中華傳統禮制是從中原諸族的风俗、習俗中逐漸孕育并吸納周邊諸族一些因素成熟起來的，進而形成國家層面的行为規範與道德要求。在此演化過程中，一些少數民族的禮俗也逐漸融入這一體系之中，促進其日益成熟。到了清末民初，西方文明進入中國社會，中華傳統禮制又在一定程度上吸納了西方禮儀，更加豐富了自身的内涵。顯然，中華傳統禮制能够包容不同文明、不同文化的因素，調整自身體系結構，充實升華、開拓創新，從而流傳數千年而不衰。第五是異質包容性。異質包容性與體系開放性相輔相成。中華傳統禮制在發展過程中，吸納異質文化中的合理因素，减少了文化衝突，就能實现并存共榮，而固執己見、排斥異質文化則會導致不良後果。如康熙貶視西方禮儀，排斥外來文明，實行閉關鎖國，雍正、乾隆繼而行之，最終使清王朝孤立於世界發展潮流之外而受辱於西方列强，這一前車之鑒值得我们認真吸取。第六是道德實踐性。中華傳統禮制不僅是國家制度，而且是一種为人處世的道德規範。實際上，中華傳統禮制注重道德修養與道德實踐，是一種文化軟實力，起到了鑄塑道德人格、凝聚人心、推進社會和諧有序發展的重要作用。

顯而易見，中華傳統禮制對中華文明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有著其他文化因素不可替代的地位，并且對中華文明有著深遠的歷史意義與重大的现實價值。

概而言之，歷史傳承性奠定了中華傳統禮制作为民族文化的地位；民族認同性與地域普適性體现了其流傳於中華大地的扎實的歷史依據，是反對民族分裂主義的思想武器；體系開放性和異質包容性决定了中華傳統禮制能够在當今世界多元文化格局中繼續生存并發展；道德實踐性則是唤醒國人禮義之心的精神动力，并能服務於當今社會。

《學刊》：《禮記·禮器》中講“禮者，時为大”。今天，中華傳統禮制如何秉承“時为大”之精神，與時俱進地向前發展？

湯先生：如前所説，中華禮制源遠流長、綿延不絶，是中華文明的重要内容和載體，對增强中華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中華傳統禮制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隨著時代變遷而不斷變化的。《禮記·禮器》中所講的“禮者，時为大”，恰恰概括出中華傳統禮制與時俱進的特點。正是這種特點，决定了中華傳統禮制在歷史上能够不斷地調整、進化。

作为一種制度，中華傳統禮制在歷史上曾为各種政權服務。在封建社會中，它强調尊尊親親、維護封建等級制度，包含一些糟粕。然而毋庸置疑的是，中華傳統禮制能够與時俱進、吐故納新，不斷改革與變遷。孔子的“損益”論，《禮記》中的“時为大”，都是在强調中華傳統禮制與時俱進的改革原則。適時變革是中華传统禮制演進的重要原則，這使它成为與中華民族同生共長、傳承久遠的文化傳統。

在我看來，“時为大”充分説明中華先哲们孜孜以求地追尋著禮儀的内在精神。就禮而言，有外在形式，即禮儀；有内在精神，即禮義。中華先哲们并非只講究“進退周旋，威儀抑抑”的形式，而且注重探求其内在精神之實質。孔子説：“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顯然，孔子追尋的是禮儀形式背後之精神，這也就是《禮記·郊特牲》中所説的“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尊其義”就是追求道德境界、强調道德踐履。中華先哲们堅持知禮行禮、知行合一，追求高尚的道德境界，無疑體现出當時的主流價值觀。

時至今日，“時为大”仍然有著啓迪意義。我们既不能以中華傳統禮制源自古代社會，强調貴賤等級、帶有濃厚的封建属性而全盤否定它，也不能以中華傳統禮制曾在歷史上起過積极作用而抱殘守缺，不思改易。這兩種傾向都不利於發掘中華傳統禮制精華，不可能正確發揮其为當今社會服務的作用。因此，正確的做法是對中華傳統禮制進行仔細辨析，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使其涅槃重生，發揮其應有的作用。

《學刊》：您説的“仔細辨析，取其精華，去其糟粕”，是不是您的大作《中華傳統禮制内在價值及其现代轉化》中所談到的“剥離中華傳統禮制的封建質核”的意思？如果是，那麼如何發掘中華傳統禮制中具有生命力的恒久價值，如何利用中華智慧創建適合當今社會的禮儀價值新體系？普通民衆豐富的禮儀實踐在其中又起到什麼樣的作用？

湯先生：您提到了我與葛金芳教授合作的論文的主要觀點，即要剥離中華傳統禮制的封建質核，發掘中華傳統禮制中具有生命力的恒久價值，强調禮儀對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仍然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這也是我们研究中華傳統禮制的目的所在。

所謂的“剥離中華傳統禮制的封建質核”，是基於中華傳統禮制發展的歷史背景而言的。前面説過，中華傳統禮制自出现以来就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隨著時代的變遷而變遷的，這可以從歷代禮制的具體實施中清楚地看出来。實際上，我们把中華傳統禮制分为四個時期，也想説明中華傳統禮制在變遷著。王國禮制與王權禮制時期的禮儀，到集權禮制時期許多已經被抛弃，有些則做了重大變革。集權禮制時期延續两千多年，在這期間，禮儀也多有變化，而且它離當今社會最近，影响也最直接。我们平時所説的“中華傳統禮制”，主要是指集權禮制。同時，無論是在歷史上還是在當代社會中，學者们對其看法有著天壤之别，所以需要認真研究與辨析。

在我看來，集權禮制是適合農業經濟社會的。它以儒家思想作为其指導思想，以封建專制主義政體作为其政治基礎，以大一統作为目的，集權禮制成熟的形態是五禮制度。其實，只要看一下正史中的“禮志”部分，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出集權禮制確實是为封建帝王服務的專制主義的禮制形態，與“朕即國家”“乾綱獨攬”的專制君主體制緊密結合，所以禮典中大部分内容是有關帝王、家属以及高級官僚的，唐宋之後才略有涉及下層官員及普通民衆。從具體禮儀形式來看，集權禮制也是維護以皇帝为首的封建專制集團利益、維護封建等級制度的。顯然，這種集權禮制是为封建政權服務的，自然體现出它的封建属性，所以我们没有必要延續這些帶有濃厚封建色彩的禮儀形式，需要剥離這種禮制的封建質核。舉例來説，封建政權許多禮儀是为了彰顯其政權的合法性、顯现其等級制度的合理性的。比如，郊祀祭天便是其中最为重要的重大禮儀之一，當今社會肯定已經不再需要郊祀祭天這種禮儀了。又如，隋代之後官員見皇帝，要行叩拜禮并舞蹈，以此來表達對皇上的尊崇，區分出貴賤等級，這種叩拜與舞蹈儀節顯然是與當今社會格格不入的。類似的例子不勝枚舉。

但是，中華傳統禮制中又包含著許多有價值的内容。它不但具有長久的生命力，而且完全可以轉化为當今社會所用。這不是我的發明，王家范先生早就提出中華傳統禮制中具有“最能凸现中國對人類文化恒久追求的普遍性價值有所貢獻的部分”。事實上，中華民族自古就有禮仪之邦的美譽。在古代社會中，禮儀是中華先民尊崇的生活方式，禮義是中華先民追求的精神價值，禮中藴含著中華先民的生命經驗和生活智慧，值得我们認真汲取，值得我们在構建新時期禮儀價值體系中借鑒。孔子稱頌那些能够修身立德、行禮律己的道德高尚的前代聖賢，反復强調“不學禮，無以立”。因此，知禮行禮、知行合一，追求高尚的道德境界，體现出中華先民的主流價值觀，起到了塑造道德人格、促進社會和諧穩定的重要作用。由此可見，中華傳統禮制確實可以成为構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資源。然而對中華傳統禮制的汲取與借鑒，不能亦步亦趨地模仿，而必須經過现代化轉换，既守望本土傳統，又以现代化为標準審視、轉换并汲取古典文化精義，使其在新的時代條件下獲得新生。其原因是十分清楚的：中華傳統禮制中浸潤著封建專制的因素，它起源於傳統的農業文明，只適應於古代中國農耕社會；當代中國則已進入工業文明之門，中華傳統禮制顯然已不能完全適應於這種社會的變革，所以只有作现代化轉换才能焕發其青春。關於這個問題，我與葛金芳教授合寫的文章中論述得十分詳細，可以參看。

關於普通民衆的禮儀實踐問題，其實它需要辯證地看待。如果説“禮源於俗”，此“俗”字有來自民間的意思，那麽可以説民間才是真正藴藏著禮儀的場所。從歷史上看，許多禮儀也來自民間，在普通民衆中行用，只是它们被“官方”認可後才列入禮典，成为禮制的组成部分。因而可以肯定地説，普通民衆豐富的禮儀實踐是禮制的源泉之一，古代是如此，现代自然也不會例外。同時，普通民衆的禮儀實踐有一定的盲目性，需要加以疏導并正確地引導，這樣才會使民間禮儀走上一條正確的道路。比如説，民間祭祀中有鬼神迷信一類，這就需要加以疏導，讓民衆自己有所覺悟，這樣才能根絶鬼神迷信祭祀。某些祭祀含有積极因素，則可鼓勵乃至推廣。比如，湖南瀘溪縣岩門村康氏家族以忠孝傳家，每年六月第一個巳日有白帝祭祀。祭祀對象是古代康氏三兄弟，他们为國征戰，獲勝回朝後得知老母病危，於是三兄弟歷盡千辛萬苦返回家鄉为母送終。三兄弟去世後被朝廷追封为白帝。儘管此事为傳説，難以考證，但它是講忠孝之道的，康氏家族至今仍祭祀之。我認为這是完全應该予以承認并加以宣揚的，因为为國征戰是忠，为母送終是孝，忠孝是中國古代傳承下來的重要美德。又如，著名學者王力先生是廣西博白縣金圭塘人氏，王氏家族崇禮重教的家风傳承久遠。至今王氏家族在宗祠中祭祀祖先時，會講王力先生刻苦治學終成一代大家的事蹟，同時又趁祭祖之際，對同族優異學子進行奬勵，宣導崇禮重教之家风，宣揚愛國敬業之精神。這樣的宗族祭祀已經導入现代觀念，無疑也值得推崇和提倡。實際上，當今社會中一些地方有不少類似的禮儀在行用著，值得我们去發掘，因为這些禮儀有著深厚的群衆基礎，它對於提升國人的道德水平，培育德才兼備的人才，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改善社會风氣，凝聚中華兒女为實现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構建新時期禮儀體系有著极为重要的參考價值與作用。

（編輯：陳　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