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土簡牘研究与意义：李均明先生访谈录》-孔子学刊第十辑

陳　霞　整理

《孔子學刊》（以下簡稱《學刊》）：非常感謝李先生接受我们的采訪！您長期致力於秦漢簡牘的整理與研究工作，在此一領域成果卓著。首先，請您給我们談談出土簡牘的研究现狀、發展預期等情况。

李均明先生（以下簡稱“李先生”）：迄今为止，全國出土簡牘已過百批次，總數在三十萬枚以上，内容豐富。就出土方式而言，除了傳統的墓葬及障隧傳置遺址出土者外，井窖出土，俗稱“井噴”者尤顯突出。井窖出土的地點主要分佈在以長沙为中心的湖南省全境，簡牘總數近二十萬枚，为此還專門成立了長沙市簡牘博物館及里耶秦簡博物館。再者，清華大學、北京大學、湖南大學嶽麓書院、安徽大學等陸續入藏戰國簡及秦簡，主要内容为先秦典籍，對研究先秦思想及文化有重大意義，因此掀起大學系統整理與研究簡牘的熱潮。復旦大學、武漢大學等展開與文博系統强强聯手、合作整理與研究簡牘的新局面。中國文化遺産研究院、中國社會科學院簡帛研究中心、中國中醫科學院、成都中醫藥大學等也有類似的舉措，獲得一定的成效。後浪推前浪，在大局推动下，20世紀七八十年代出土的批量較多的肩水金關漢簡、地灣漢簡陸續公布，馬王堆漢墓帛書再整理出版，懸泉漢簡及重新整理的銀雀山漢墓竹簡亦將分册公布。李學勤先生曾説：“隨著考古田野工作的開展，簡牘發现急劇增加，簡牘學的進步非常迅速，不僅成为一門國内外矚目的學科，而且産生進一步細化的趨向。由於簡牘大致可分为文書和書籍兩大類，具有各自的性質和特點，簡牘文書和簡牘書籍的研究现在已經逐漸形成獨立的學科分支，能够同時深入兩方面的學者为數不多。”今後，簡牘研究需要更寬廣的視野與更豐富的知識，分工亦將更細，尤其涉及自然科學史的領域，尚需更廣泛的合作才能将研究推向深入。中國科學院數學研究所介入清華簡《算表》的研究，中國中醫科學院、成都中醫藥大學參加四川成都天回醫簡的整理與研究，即代表了這一發展方向。

《學刊》：前些年出土的漢簡牘中，有不少官府文書。其中，有一些是法律類的，向我们展现了漢代社會的法制法規。那麼，這些法律類簡牘對於我们研究中國法制史有什麼重大意義呢？

李先生：涉及中國法制史的簡牘資料大致有三類：第一類是古書。如《包山楚簡》所録司法文書（非原始文本，已經摘録成書）之《集著》《集著言》《受期》《疋獄》，是研究楚國司法訴訟的珍貴資料。《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六）之《子産》篇涉及鄭國法制，對子産的法制思想有詳細的解説。《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九）之《成人》篇全面論述了戰國時期楚國的法制指導思想。以上三宗不失为中國法制溯源之珍寶，皆詳於史籍所載。第二類是律令條款。大宗者如雲夢睡虎地秦墓竹簡、龍崗秦墓竹簡、嶽麓書院藏秦簡、張家山漢墓竹簡及近期出土的湖北荆州胡家草場12號墓竹簡。條款種類包括律、令、科、品、式、約、法律答問等，大多未見於史籍。第三類是司法文書。其散見於各地出土的文書簡之中，大宗者如里耶秦簡、長沙走馬樓西漢簡及三國吴簡、嶽麓書院藏秦簡、居延漢簡、懸泉漢簡、肩水金關漢簡等。文書種類主要有爰書、舉書、解書、奏讞書、劾狀、鞫狀、辭狀等。其中，鞫狀是近年湖南益陽兔子山漢簡及長沙五一廣場東漢簡牘公布後才露出真容的，使我们瞭解到它的内涵不僅局限於史籍中所説的是審訊中的一個環節，而且涉及從舉劾、審訊、調查到論决的全過程。戰國、秦漢之際，正是中華法系形成與發展的重要時期，上述史料的發现使得人们對它的深入研究成为可能。例如，睡虎地秦簡的發现，使我们對秦代的法律體系有了比較全面的認識。再如，嶽麓書院藏秦簡所見，使我们以往關於是否有秦令存在的問題迎刃而解——该批秦簡中即有大量的秦令。又如，奏讞書的反復出现，使我们認識到中華法系是以成文法为主，又與判例法混合使用的法系。數量龐大的司法文書，給我们展现了複雜多變的司法環境及各個時期不盡相同的司法手段。秦律之嚴酷與漢中期以後禮法平衡的司法原則形成一定的反差。政法合一容易讓官員得心應手，從而嚴格監督、嚴懲職務犯罪，形成了鮮明的漢代司法特色。特定時期施行特殊政策，如長沙五一廣場東漢簡所見，逢災年糧食不足時，朝廷便頒布禁酒令，嚴禁釀酒及聚餐喝酒，違者將受重罰。東漢中期，由於自然災害等原因，移民流动頻繁，而當時的湖南地區自然及氣候條件較好，流入人口較多，五一廣場簡即見到朝廷頒布的法令，允許脱籍户口在流入地重新審報。針對時弊采取的措施，在簡牘所見司法實踐中是行之有效的。

《學刊》：大量的秦漢簡牘中，有許多是發现出土於甘肅、新疆這些西北地區的。西北地區地處中國邊疆，是秦皇漢武建立過文治武功的地方，又是絲綢之路和中西交通的重要通道。可想而知，這批漢簡具有重要的價值。請您談談漢簡所反映的西北地區的文明狀况如何？

李先生：西北漢簡很早就聞名於世，經久不衰，它为研究该地區的古代文明提供了翔實的史料。其中，核心資料是居延漢簡（包括肩水金關漢簡）及敦煌懸泉漢簡。居延漢簡是研究漢代屯戍制度無可替代的史料。屯戍制度促進了中原地區與邊疆地區的交流，保障了漢朝邊塞的安寧與繁榮。居延漢簡出土於額濟納河沿岸多個地點，涉及多層級機構，所見的文書種類是迄今已出土的簡牘中最多的，研究中國古代的文書及檔案離不開这些简牘。居延漢簡所反映的烽火信號及郵書傳遞系統是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烽火信號包括烽、表、苣、積薪等。烽是立體的信號標識物，改變了過去把烽等同於明代長城狼煙的觀點；表是信號旗，都是用於白晝的，開啓了用信號進行遠距離通信的先河。敦煌懸泉漢簡出土於傳置遺址，數量有三萬餘枚，有字簡兩萬多枚，为西北漢簡中批量最多的，保存了大量的交通郵驛資料，是研究絲綢之路、中外關係的极佳資料。無獨有偶，居延漢簡及懸泉漢簡中都發现了絲綢之路部分路段的道路里程的内容，展示了漢代從長安到河西敦煌的路程，清晰記載了漢代絲綢之路驛傳設置和路綫。葛承雍歸納其基本走向是：“東面始於西漢的首都長安（今西安），經咸陽，一條路沿涇河而上，經固原、景泰進入河西走廊，路途短但缺水，補給難；另一條路沿渭水西行，經隴西、金城（今蘭州）進入河西走廊，沿河西走廊西行，經武威、張掖、酒泉，再西行即到咽喉之地敦煌。由敦煌出玉門關或陽關，穿過白龍堆到羅布泊地區的樓蘭。長安至敦煌的路途按照漢簡分为京畿段、安定段、武威段、張掖段、酒泉段和敦煌段等六段路綫。”懸泉置地當属絲路要衝，負責接待朝廷官吏和各國使者。簡文所見西域都護控制下的小國有樓蘭（鄯善）、且末、小宛、精絶、扜彌、渠勒、于闐、蒲犁、皮山、大宛、莎車、疏勒、烏孫、姑墨、温宿、龜慈、侖頭、渠犁、危須、焉耆、孤胡、山國、車師等。其中，關於烏孫的資料尤为具體而生动。與西域都護以外的大月氏、康居、祭越等国家的往來也有記載。王子今的《漢代河西市場的織品——出土漢簡資料與遺址發掘收穫相結合的絲綢之路考察》一文，結合出土漢簡資料與遺址發掘收穫展示了漢武帝打通西域後絲綢之路貿易的情况。文中引用簡牘所見“貰賣”與“貰買”之數量，可看到布料交易多者達“二千七百九十七匹九尺六寸五分”，價值“六十萬八千四百”钱。布料如此之多，無疑为批量交易而非個人日常所用。文中亦談到河西織品運輸的績效規定和時限要求、衣橐的封緘等。(www.xing528.com)

《學刊》：根據先生目前的研究，您認为簡牘中有儒學價值的是哪些？還可以從哪些方面促進儒學的研究？

李先生：簡牘中有儒學價值的資料很多，大宗者如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上海博物館藏楚簡、湖北郭店楚簡、山東臨沂銀雀山漢簡、安徽阜陽雙古堆漢簡、河北定縣漢簡等。相關研究已經很多，大多按照傳統的思路進行，不僅重視儒家與其他諸家的區别，而且對儒家各派的分野也試圖搞得更加清楚，這無疑有益於研究的深入。但對儒家與諸家的相互影响乃至交融重視不够，而這恰恰是出土簡牘能補缺最多的。清華大學藏戰國簡所見儒墨交融及漢初竹簡所見儒道合流，便可説明無任何學説及流派是一成不變的。清華大學藏戰國簡《邦家之政》以孔子的名義論説，主要觀點亦符合儒家思想，却不乏墨家主張，試舉三點：一是有鮮明的節儉觀。簡文云：“宫室小卑以迫，其器小而粹，其禮菲，其味不齊。”“其喪薄而哀。”其主張宫室卑小、器物簡樸、食物簡單、禮儀實用、薄葬思哀，尤其後二者與儒家主張不盡合拍。典型者如儒家很重視喪祭之禮，程式複雜，而《邦家之政》却傾向於墨家之薄葬，所於“其喪薄而哀”。雖然未至其薄葬程度，却無疑已經偏離了儒家正統而偏向墨家。二是主張選賢。簡文見“其位授能而不外”，“其君子文而情”，“弟子不轉遠人，不納謀夫”，與《墨子》之《尚賢》三篇詳述選賢使能的必要性一致。當然還有其保守的部分，如《邦家之政》的尚賢雖然也稱得上不拘一格，却是不徹底的。簡文云：“其君執棟，父兄與於終要。”由於血緣的關係，對父兄是特殊照顧的，重要的軍國大事還是由家族掌控的。墨子則不同，《尚賢中》云：“故古者聖王，甚尊尚賢，而任使能，不黨父兄，不偏貴富，不嬖顔色。賢者，舉而上之，富而貴之，以为官長。”三是宣傳民本。利益分配是民本的基礎，簡文云“其分也均而不貪”，主張普遍施惠於民。這種均分思想也與墨子的主張吻合。《尚同中》云：“分財不敢不均。”反之，如《尚賢中》云：“貪於政者，不能分人以事；厚於貨者，不能分人以禄……使斷獄則不中，分財則不均，與謀事不得，舉事不成，入守不固，出誅不强。”荀子的主張與其相左。《荀子·王制》云：“分均則不偏，势齊則不壹，衆齊則不使。有天有地，而上下有差；明王始立，而處國有制。”類此種種，表明各家之間并没有絶對的界限。荀子把儒者大體分为大儒、雅儒、俗儒三類。他所描述的俗儒表现，包括“其言議談説已無異於墨子矣”，則《邦家之政》所代表的當为根植於民衆，主張簡樸生活、公平分配乃至社會和諧，與墨家有更多交融的儒者。漢初主張“無为”，道家思想無疑占據優勢地位，但各派的共存交融從來也没有停止過，馬王堆漢墓帛書中所見最为典型。馬王堆帛書中可見如《老子》甲、乙本，北京大學藏西漢竹簡中亦見《老子》凡二百余簡（或時當景帝時期），反映的無疑是道家的理論，與時代潮流吻合。此外，其中却不乏與儒家相關的思想，如帛書《五行》提出“仁、義、禮、智、聖”五德説，引起過熱烈的討論，可與1993年湖北荆門郭店楚簡《五行》相比對，説明它與儒家的子思、孟軻相關。各家交融的痕蹟更是隨處可見。帛書《黄帝書》雖然仍属黄老之學，但亦如學者所云：“其思想正是属於司馬談所論的‘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的黄老學派。”帛書《明君》为寫給國君的奏書，闡述賢君治國的要務，融合了儒、法等諸家的思想。郭店楚簡及馬王堆漢墓簡牘所見儒、道兩家典籍并存的信息，透露出戰國至漢初儒、道乃至諸家和平共處的事實；又有學者比對，發现今本《老子》許多與儒家對立的内容，在郭店楚簡《老子》中并不存在，因此主張重新審視早期儒家與道家的關係。隨葬於漢文帝十五年（前164年）的安徽阜陽雙古堆1號漢墓1號木牘正、背存篇題四十七條，如《子曰北方有獸》《衛人醢子路》等，多與孔子及門人有關。《莊子》約二十片，有傳本《内篇》中的《逍遥遊》《人間世》，《外篇》中的《駢拇》《在宥》等，以及《雜篇》中的《徐無鬼》《外物》《讓王》《天下》等内容，亦是儒、道并存的。直到隨葬於漢宣帝五鳳三年（前55年）的《論語》《儒家者言》等於河北定縣八角廊40號漢墓出土，其中的内容才顯示出儒家經典占優勢的局面。

《學刊》：我们看到網上評價簡牘文獻説，從公元前17世紀到公元4世紀的两千多年間，被稱为簡牘時代。两千多年間，中國的歷史文化得以保存，中國的古代典籍得以傳世，中華民族的智慧和知識得以繼承与弘揚，是竹木簡牘作为書寫材料和文字載體承擔了這一歷史重任。由此可見，簡牘研究具有重要的意義。那麼，請您談談先秦、秦漢出土文獻對於認識中華文明有哪些價值？

李先生：這個話題太大了，只談一點感想。除地理位置、氣候因素等自然條件外，政治、經濟、文化因素構成的社會條件决定了中華文明源遠流長。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未曾間斷傳承的古代文明。考古發掘顯示：以二里頭为代表的文化類型開啓了夏、商、周三代文明的先河，加之北方的草原文化、諸如三星堆之類的西南文化，這些文化类型構成了多元一體的格局。甲骨文開始展现了迄今能直接看到的文字記載，而後金文、簡牘帛書、碑刻乃至紙質文獻大量出土，文字演變的脉絡非常清晰，同時提供了許多文化信息，展现了中國傳統文化體系的鮮明特徵。特别是從清華大學、安徽大學、上海博物館藏戰國竹簡及郭店楚簡中，我们能看到先秦諸子的論説，百家争鳴，百花齊放，直到西漢中期儒家才定於一尊。不過這時候的儒家已非孔孟時代的儒家，而是融合了諸家之長的新儒家，隨後也隨著歷史的發展而演變。中國傳統文化呈现出鮮明的世俗特徵，其對天道公理的執著造就了牢固的信仰體系，約束著人们的行为。中國传统文化因素中的哲學思想已經有過很多的討論，此不贅述。值得一提的是，在當今世界中仍然别具一格的中華美食及中华醫学也是一脉相承的古老傳統。馬王堆漢墓出土了許多記載菜肴的竹简。從遣册所記可知，當時的食物種類繁多，飲食結構複雜。主食有稻食、麥食、黄粢食、白粢食、粔籹、僕、卵等，副食有肉食、瓜果蔬菜等。其中，肉食包括羊、牛、豬、狗、馬、兔、鹿、野鷄、野鴨、雁、鷓鴣、鶴、麻雀、天鵝、布谷鳥及鯽魚、鱖魚、鮍魚、白魚、鯉魚、魴魚、鰸魚、泥鰍等。蔬菜包括笋、芋、藕、藾、葵、白菜、蘘荷、黄卷和蕪荑。烹製類型有羹、濯、煎、臘、脯、熬、炙、蒸、炮、濡、菹、膾等十餘種。餐具考究，種類有鼎、匕、勺、鈁、鍾、壺、卮、耳杯、盂、大盤、平盤、食盤、椑梔、匜、幾等。沅陵墓出土的《美食方》中記載了複雜的炊事流程。如羊肉和牛肉，從宰殺到清洗、加入拌料、蒸煮、終成菜肴，共有十多道工序。其中，僅烹製肉食的方子就有一百四十多條，如“豚口方”“为鷄口方”等。人们在烹製時往往將动物各部位的肉和内臟分割加工，簡文中有牛肩掌、牛背、膂、心、肺、膏、鹿胃、魚腸等。配料考究，有葵、茈、糯米、黍等。調味品有鹽、酒、肉醬汁、菽醬汁、薑、木蘭、茱萸、醯酸等。簡帛中有關中醫學的資料更是比比皆是。長沙馬王堆3號漢墓出土醫書十四種，其中帛書十種，包括《足臂十一脉灸經》《陰陽十一脉灸經》《脉法》《陰陽脉死候》《五十二病方》《却穀食氣》《導引圖》《養生方》《雜療方》《胎産書》；竹木簡醫書四種，包括《十問》《合陰陽》《雜禁方》《天下至道談》。馬繼興曾統計，馬王堆出土的醫書涉及礦物藥三十一種、植物藥一百六十九種、穀類藥十八種、菜類藥十種，種類齊全，多數未見於《神農本草經》，具有很高的研究價值。《五十二病方》記載方劑二百八十三方，涉及内科、外科、婦科、兒科、五官科等。《足臂十一脉灸經》《陰陽十一脉灸經》《脉法》《陰陽脉死候》記載了比較豐富的經絡學説及脉診方法。《却穀食氣》《導引圖》《養生方》《十問》《合陰陽》《雜禁方》《天下至道談》等涉及養生與保健。張家山漢簡《脉書》可補充馬王堆漢墓帛書《脉書》所闕。又，張家山漢簡所見《導引》，是對導引術的解説，可與馬王堆漢墓帛書《導引圖》相比對。甘肅武威旱灘坡東出土的漢簡牘醫書中記載了三十多個醫方，涉及針灸、内科、外科、五官科、婦科等。2013年，四川成都天回鎮3號漢墓出土了大量醫簡，以及制藥工具、人體經穴髹漆人像等器物，墓葬年代推測在漢景帝、漢武帝時期。整理者推測，其主體部分或抄録於西漢吕後至文帝時期，與倉公行醫及授學時間相當。整理歸納發现，其中含五種醫書，擬名《脉書·上經》《脉書·下經》《治六十病和齊湯法》《刾數》《逆順五色脉臧驗精神》。簡文中所見“敝昔”即扁鵲。扁鵲是中醫脉學診療法的創始人和集大成者，出土醫簡的内涵與扁鵲的身份相符。出土的人體經穴髹漆人像，其五官、肢體刻畫準確，白色或紅色描繪的經絡綫條和穴點清晰可見，不同部位還陰刻著“心”“肺”“腎”“盆”等綫刻小字。上述文獻为研究中國古代醫學提供了新的史料。此外，出土文獻中也有許多科技史方面的驚人發现，可展现中華文明發展的过程。

（編輯：陳以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