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尔·波兹曼在其专著《娱乐至死》中深刻指出，我们身处在这样一个媒介时代：“在这里，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13]从本质上来说，娱乐是人内在的精神需求，娱乐也是大众传播的基本功能之一。正如传播学家Bryant所说的：“娱乐可被看作是一种通过表现喜怒哀乐，或自己和他人的技巧而给与受者以喜悦，并带有一定启发性的活动。”[14]。娱乐使大众传媒从以往矫枉过正的严肃面孔的宣传误区，走向了更加贴近群众、贴近生活、贴近实际的亲民路线，满足了受众多元的精神需求，这是传媒功能的一种完善和回归。然而，令人担忧的是，当今我国传媒的娱乐化似乎过了头，娱乐意识的过度泛滥导致了媒体节目逐渐低俗化、庸俗化和媚俗化，“三俗”之风盛行成为一个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
首先，低俗、庸俗和媚俗的节目内容腐蚀受众的心灵，消解了对“美”的价值追求。娱乐不可怕，可怕的是只剩下娱乐，当前我国媒体营造了一个全民皆娱乐的环境。为了制造噱头，追求卖点，媒体在新闻报道中对性与暴力极尽渲染；对灾难、色情画面夸张描述；对明星私生活无限制“挖掘”；对“宁可坐在宝马车里哭，也不坐在自行车上笑”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的推崇。“万恶的收视率”驱使媒体背弃了社会良知和道德责任，淡化了人文关怀，“受众为王”让媒体忘却了对“真、善、美”的追求，逐渐沦为“三俗”文化的帮凶。
其次，煽情、炒作和同质化节目导致娱乐异化，让受众疲惫不堪。打开电视会发现各个频道节目极尽雷同，江苏电视台搞了个《非诚勿扰》，全国各电视台就纷纷效仿，《爱情连连看》《我们约会吧》等相亲节目遍地开花，节目形式大同小异；湖南电视台举办《超级女声》，各个电视台又开始紧急策划，《加油，好男儿！》《绝对唱响》等选秀节目也开始风靡全国；湖南电视台播出《真情对对碰》之后，全国各地方卫视纷纷策划例如《幸福魔方》《金牌调解》《谁在说》等家庭情感纠纷的谈话节目。观众在几乎相同的节目轰炸中失去了选择的自由，全然置身于一个“愚乐”世界中。(www.xing528.com)
除此之外，在节目制作上，煽情、炒作已成为惯用手段。在选秀大战中，“粉丝”们在台下疯狂、紧张和压抑，甚至发生“粉丝”为了偶像打架斗殴、自杀等极端社会事件。在一些谈话类节目中，为了赚取观众的同情和眼泪，不惜挖掘当事人的隐私和痛苦经历。而在某些调解类节目中，主持人似乎不是为了缓和家庭矛盾和解决情感纠纷，在所谓的心理专家点评之前几乎都会上演一场充满指责、谩骂、侮辱的家庭斗争戏，以制造看点。娱乐的本质是使人获得精神上的愉悦感，让人们能在一天紧张的工作中得到休闲和放松，然而，媒体的娱乐化已经日益偏离了娱乐的本质，无论是节目嘉宾还是场外观众都并不感到轻松，娱乐逐渐被异化。“三俗”之风泛滥已经给公众生活造成了极大的恶劣影响，也严重影响了大众传媒的健康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中特别强调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倡导讲品位、讲格调、讲责任，抵制低俗、庸俗、媚俗。要进行无愧于时代的文艺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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