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新闻学的转向及其社会背景

公共新闻学，又被称为公民新闻学，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被称为美国新闻理论的第三次革命，目前正处于探索阶段，代表了西方新闻思潮未来发展变革的一个方向。公共新闻学的兴起，有着较为深刻的思想和社会背景。

公共新闻的提出和盛行，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一方面，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西方遭遇政治经济诸多困境。利益集团垄断政治，精英政治和专家政治盛行，信息知情权和参政权被垄断，普通民众被排除于主流政治生活之外，广大民众对公共生活失去兴趣。与政治密切相关联的媒体，也被公众当作政治的一丘之貉，公众不再关注和信任媒体，甚至排斥和拒绝媒体。

另一方面，西方新闻界对自身所处种种困境的反思也推动了公共新闻学的发展，因此，实际上对新闻与民主危机的共识是公共新闻的肇始之基。媒介的商业化、私有化和集中化及媒介内容的娱乐化，生产着非政治化的受众，消解着公众的主体性，极大地削弱了民主政治的内涵。^[37]这也导致了公众对媒体的疏远和冷漠。由此，学者和新闻界有识之士提倡新闻贴近公民生活和社区利益，重新唤起公民参与公共生活的热情，希望重新赢得广大民众的信任。

首先是社群主义。1971年，罗尔斯发表《正义论》，由此引发持续多年的政治哲学争论，在对罗尔斯当代权利取向的自由主义批判中，以桑德尔（Michael Sandel）、麦金太尔（Alasdair MacIntyre）、泰勒（Charles Taylor）和沃尔策（Mi-chael Walzer）等人为代表，逐渐形成“共同体主义”对自由主义的批判，在学界被称为“社群主义”。社群主义是在全球范围内社会不平等加剧、个人主义泛滥、社会责任丧失等社会背景下产生的，社群主义者倡导用社会本原取代自主的个人、用社群利益取代个人自由的中心位置、用共同的善取代个人权利的优先。^[38]

社群主义对罗尔斯将个人从生活和社会文化环境中抽象出来分析的自我和个人观念进行了批评，强调对于自我的认识和理解要将个人放诸具体所处的社群的历史传统和社会文化环境中，才能解释个人所拥有的价值和目的。这赋予了公共新闻中公民的社群特征，意味着公民只有通过社区这一背景才能获得自我的个体意义，为公共新闻学解决了公民主体的含义问题，也为公共新闻学的个人价值实现提供了一个向度。^[39]此外，社群主义在对于公共利益（普遍的善）优先于个人权利的论述中，认为个人生活在社群之中，社群给予个人共同的价值和目的，个人的利益要和社群的利益结合在一起。因此，这种个人利益和社群利益的结合，促使个人积极和普遍地参与到社群的公共利益当中，既实现了个人的利益，也达到了一种普遍的善。这种个人与社群的统一结合，也为公共新闻追求的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的结合提供了理论基础。

其次是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哈贝马斯研究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从18世纪-19世纪初英法德三国的历史语境出发，分析认为资产阶级社会中的俱乐部、咖啡馆、沙龙等，形成了一个公众讨论公共问题、自由交往的公共领域。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的转型，有着深刻的背景。19世纪末期，国家干预主义日趋强化，国家干预社会领域与公共权限向私人组织转移的社会的国家化和国家的社会化同步发展。报刊逐渐商业化，商品流通和社会成员交往这二者之间的界限越来越难以确定，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在私人天地里越来越没有明确的界限。“公共领域再也不是私人领域的一个部分了。”^[40]这种公共领域政治功能和社会结构的转型，凸显了作为公共机构的大众传媒批判功能的弱化，其日益变成了社会权力的综合体。个人的新闻写作向大众传媒转变、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融合、从文化批判的公众到文化消费的公众、广告宣传充斥公共领域等这些对于大众传媒与公共领域的论述，揭示了大众传媒社会责任的缺失和公共新闻主义存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

美国的Jay Rosen教授在他所主持的“公共生活与新闻媒介研究”课题中首次提出了“公共新闻”理论。这一理论的提出，引发了学界的不少争议和探讨，美国新闻界对此理论也进行了一系列的实践探索。公共新闻学从目前来看，还存在未明确的定义，也没有一个明晰的理论框架，甚至还存在许多不同意见和争议，但是有一个大致的范围和标准。如北卡罗来纳州大学的Philip Meyer教授提出，“公共新闻”可以从六个方面进行界定：

对重新树立公共意识的一种期望。公共意识是一个社会存在的基础，公共意识的消减与报纸读者的减少是有因果关系的，实际上报纸和读者都是社会体系中的一部分，对公共生活的不关心，使得读者不再需要报纸。(www.xing528.com)

更长时间的注意力的保持。新闻媒介不能总是从报道一个事件迅速地转向另一个事件，而应该对那些重要的公共问题保持更长时间的关注，直到这些问题的所有方面都为公众了解，并且使他们能够认真地思考和做出决策。

深刻地解析引导我们生活的社会系统的愿望。仅仅关注事件本身的报道，不但在时间跨度上是受限制的，而且在内容挖掘上也是肤浅的，不能帮助读者看到事实背后的社会问题的根源。

对中间部分的更多关注和少走极端。从概率统计学角度说，绝大多数的人，以及他们的行动，是处于中间部分的，而不是处于两个极端的少数。但传统的新闻报道往往只是关注处于“极端”的反常情况。

有关政治争论的报道应重视内容，而不是技巧。如总统大选类的报道，应该更多关注的是这类选举对公众利益和社会发展的影响，而不是竞选活动本身及竞选者的表演。

培养公众思考能力的一种愿望。表述自己的观点固然重要，但了解他人的看法也同样重要。新闻媒介应该帮助社会的每一个成员去了解他人，促进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这是“公共新闻”重要的一个方面。^[41]

公共新闻学是对自由主义传播理论和社会责任传播理论的重要突破。自由主义传播理论和社会责任传播理论的思想基础都是自由主义，主要核心是自我和个人的价值追求及实现，个人成为看待世界和观察社会的基本视角。而公共新闻学理论起点是社群主义和公共领域，群体成为社会的一个基本对照点。其核心是公共利益和民主。在价值观上，相对于个人主义的个人权利，社群主义更强调普遍的善和公共利益的保障，任何个人的价值追求和实现，离不开他所处的社群，个人和群体的价值是统一的。公共新闻学强调公众要参与到新闻采编的各个环节当中来，反对过于强调客观的报道。公共新闻学为媒介责任赋予了新的内涵，要求媒介承担起明确的社区组织的各项公共服务功能，更加强调新闻传播事业的公共属性，更多倾向于集体主义和社会价值。

在当前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以自由为基础而确立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结构具有强大的历史传统和基础，而社群主义以及以社群主义为理论来源的公共新闻则缺乏现实的条件和环境，尤其是作为私有制的媒介，其本身的逐利性无法改变。公共新闻的实施和发展，必然挣脱不了其政治和经济基础的藩篱，未来其发展也必然是和之前两种传播理论进行融合或对前两种传播理论进行改良或者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