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传媒伦理研究：责任、权利与利益的辩证统一

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现代传媒责任伦理的内涵和特征：

大众传媒责任伦理不是苛责道德主体要无限度履行责任和义务而置自身权利和利益于不顾，也不是一味夸大权利的行使而忽视社会责任和公众利益的承担，更不是仅将自身利益当作唯一追逐的目标而逃脱和回避责任。大众传媒伦理倡导的是责任、权利和利益的辩证统一。

责任是大众传媒的客观必然要求，也是主观的价值需求。大众传媒及所有参与大众传播活动的道德主体在传播实践活动中享有神圣不可侵犯的平等自由的权利，同时这种权利又不是无限制的为所欲为，而是要充分考虑自身行为对他人、社会、自然甚至未来可能引发的后果，并对之负责。大众传媒只有具备足够的责任意识和责任能力，才能保证自身获取资讯、传递信息、舆论监督等权利。也正因为对传播权利的正确认识和有效行使，才能在不断的传媒实践过程中找准自己的角色定位，客观界定传媒责任，实现权利和责任的统一。

在各种复杂社会关系中，利益关系是最为根本和实际的关系。传媒领域的一切行为不仅蕴含着责任，更与利益直接相关，大众传媒的责任与利益也是辩证统一的。大众传媒的利益是什么？不同历史阶段对利益的界定有所不同，但无论如何，利益都与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息息相关。大众传媒的利益既包含物质利益，也有对“善”的价值追求，因此，大众传媒的利益既是经济利益，也是社会公共利益，其利益本身就蕴含着责任。18世纪英国哲学家约瑟夫·布特勒认为：“如果我们理解了什么是真正的幸福，那么良心与自爱将告诉我们同样的东西。责任与利益完全一致。”^[41]德谟克利特也认为公共利益和公共善是责任的基础，“力守对公家的责任，比维持生存和存在，更要珍贵得多”^[42]。利益是责任的基础，而责任的履行也是实现利益的保证。

传媒责任伦理的自律性主要体现在责任是一个主体性的范畴，一切责任行为的始终都离不开行为者作为能动的主体性的存在。传媒伦理责任既包括作为社会每个成员或组织必须遵守的“底线责任”“消极义务”，也包括传媒社会角色赋予的职业领域的制度性、契约式的责任规范，同时也包括“至善”的高层次的道德责任。无论是积极的责任还是消极的义务，无论是高层次的道德追求，还是低层次的责任追究，都需要传媒主体将外在客观的他律内化、升华为自觉自愿的道德需要。(www.xing528.com)

传媒责任伦理的他律性不同于政治、法律、经济等领域，传媒责任伦理虽然也有强制性和约束性的他律制度规范，但更多的是一种示范式、引导式责任导向。而传媒责任之所以能够制度化，不仅因为其部分强制性和权威性的特点，更因为责任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契合了传媒主体自觉、自愿、理性的道德责任需要。因此，传媒责任伦理是他律和自律的统一，在实践领域，他律是自律的手段，而自律则是他律的目的。

传媒责任伦理是整体性与连续性的统一，主要是从时空关系的角度来理解这一问题的。传媒责任伦理具有整体性指的是，传媒关注的不仅是此时此地的责任伦理问题，也要考虑由传媒技术带来的一种“远距离”的责任。随着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以互联网和手机等移动无线互联网络为代表的新媒体迅速普及，新媒体开放性和交互性的特点使传统媒体的生存和运作模式发生了巨大改变，数字化文字、视频及交互式传播使人们能够24小时不间断地进行信息的交流和传递。新媒体的优势拉近了人们之间的距离，使人们足不出户即可知晓天下，网络的虚拟空间和微博排山倒海的舆论力量为人们提供了更大的与陌生人交流的空间。

然而也正是这种“便捷”催生了更多“远距离”的不可控的责任问题。长期以来，以行政手段进行的媒体管理和新闻舆论控制模式受到了“人人皆记者”“个个是编辑”的多元信息传递格局的冲击，在这种形势下，具备整体范围内的传媒责任伦理呼之欲出。传媒责任伦理的连续性指的是传媒不仅是对当下的关注，更要以一种预防性和前瞻性的视角去指导大众传播活动的每一个过程，以积极的、事先的责任意识和对未来后果的考虑来有效回避媒介风险化社会大众传播可能带来的不可控的后果。

基于以上几个角度对传媒责任伦理的分析，我们可以将当代传媒责任伦理定义为：传媒责任伦理是基于对媒介化时代的伦理反思，对大众传媒领域的责任问题进行理性的伦理追问。大众传媒责任伦理不仅关注所有参与大众传播活动中的道德主体在履行其角色义务时表现出的责任意识和责任能力，而且对传媒实践领域当下的伦理困境，以及由传媒新技术带来的不可预测的、未来的、远距离的传媒伦理问题进行责任指导。传媒责任伦理是从整体的视域来探究大众传媒与人、社会、自然以及未来之间的责任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