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传媒的社会功能及传媒责任伦理研究结果

大众传媒的社会功能一直是传播学者的研究重点，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媒介功能观有：

最早分析媒介的社会功能并进行归纳的当属美国的政治学家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在其1948年发表的文章《社会传播的结构和功能》中，拉斯韦尔首先分析了传播过程的五个构成要素“5W”^[26]，并在此基础上明确提出传媒的三大社会功能，即监视社会环境、协调社会力量和传承社会遗产。^[27]拉斯韦尔认为，社会就犹如一个生物有机体，而媒介则如同“瞭望哨”，通过对信息准确客观的传播，而起到监视社会环境的作用。社会同时又是一个分工合作的有机体，如何将社会各个组成部分的力量进行整合，平衡相互关系，以应付环境的变换和挑战，则需要传媒来充当这样的角色。拉斯韦尔认为，传媒不仅要反映社会和协调社会，同时也需要传承社会。传媒通过信息的传播活动将前人的经验、知识和智慧加以记录、积累和保存，实现文化的传承，推动社会的发展。

美国学者查尔斯·赖特在拉斯韦尔的基础上，对传媒补充了“娱乐”的功能。他在1959年的《大众传播：功能的探讨》一文中提出传媒的四大功能：（1）环境监测功能，大众传播活动可以警戒外来的威胁，还可以满足社会的常规性活动如政治、经济、生活信息的需要。（2）解释与规定的功能，大众传播媒介可以通过含有特定倾向的信息传播引导公众并协调社会成员的行为；（3）社会化的功能，即媒介传播知识、社会价值观念以及行为规范；（4）提供娱乐的功能，表现在媒介的传播活动能满足人们精神生活的需要。赖特对传媒功能的贡献主要在于提出了娱乐功能，之后的Mendelsohn将传媒的娱乐功能解释为消除人们的紧张，使人们感到放松，从而可以较为容易地应对社会问题，避免社会因关系紧张而出现问题。

著名的传播学大师威尔伯·施拉姆在其1982年出版的《男人、女人、讯息和媒介》（中译本为《传播学概论》）一书中从政治、经济和社会三个层面将传播的功能归纳为：社会雷达、操纵控制、指导和娱乐四个方面。而其在此方面贡献重大之处在于提出了传播的经济功能，他说：“没有任何经济学家以类似的专一性写过关于经济体系中传播功能的文章，但是，从一些像博尔廷这样的经济学家的著作中，还是有可能拼凑出一套经济功能的。”^[28]施拉姆认为传播可以通过收集、解释信息，制订经济政策，对经济行为进行技术方面的指导。施拉姆认为知识产业是媒介的延伸，他说：“采用机械的媒介，尤其是电子媒介所成就的一件事，就是在世界上参与建立了史无前例的宏大的知识产业。”^[29]施拉姆通过对知识产业的组织进行分析发现，大众媒介本身就是知识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为此每年会耗去国家总支出的很大一部分。“按照巴格迪基安十年前的计算，一个普通的美国家庭每年花费在电话、报纸、广播、电视、录音带和唱片、书籍和邮递等通信传播服务方面的钱达688美元。1980年做的同样项目的概略统计表明，这个数字已经增长为1300美元以上。”^[30]受到施拉姆的启发，之后的很多传播学者非常肯定传播的经济功能观点，只是受知识水平和社会发展因素的影响，传媒的经济功能观一度被局限在广告功能上，或许这与施拉姆最初的意愿并不相符。

无论是“三功能说”“四功能说”，还是施拉姆对传播功能的诠释，都只论述了大众传播媒介的正面功能。而1948年社会学家拉扎斯菲尔德和默顿在合著的《大众传播的社会作用》一文中，集中讨论了大众传播媒介的负面功能：（1）麻醉功能，由于长期、反复和被动地处于大量信息中，尤其是来势凶猛、不容置疑的娱乐信息，使得人们沉溺于其中，没有时间去思考和判断，从而被“麻醉”；（2）顺从地维持现存状态，由于长期受到传播内容的冲击和影响，人们易于产生认同感，选择顺从，从而失去批判性思维；（3）审美能力下降，随着大众传媒的兴起，之前属于上流社会的高雅文化渐渐放低了姿态，以迎合大众的口味，久而久之，较高层次的审美水平和文化修养渐渐被通俗文化所代替，人们的艺术审美力也逐渐退化。(www.xing528.com)

大众传播媒介的议题设置是指通过对某一预制话题进行反复播出报道，强化人们对这一议题的思考。“议题设置”将之前媒介“告诉人们如何思考”的意图转换为“告诉人们思考哪些问题”，以实现大众传播媒介对受众认知的影响。美国传播学者M.E.麦克库姆和D.L.肯基于一项关于美国总统选举的报道对选民的影响力的调查研究，于1972年在题为《大众传播的议程设置功能》一文中提出“议题设置理论”，这是最早明确提出该理论的研究成果。

麦克姆斯认为在大众传播活动中有三种递进的模式使其议题设置功能发挥作用，即“知觉模式→显著性模式→优先顺序”模式。知觉模式是指媒介对某一议题是否报道，会影响受众对这一议题的感知。这非常好理解，例如媒介在迫于压力的情况下，对某个敏感话题不予报道或延迟报道，都会直接影响公众对这一事件的感知。显著性模式是指媒介利用其选择性特点，在众多的议题中就某个或某些特定的议题进行强调或突出报道。研究结果显示，这种显著性的模式会产生转移公众视线的作用，引起公众对议题的重视。优先顺序模式是指媒介在众多议题中按照一定的顺序对议题进行不同程度的报道，其结果是公众会对这些议题的重要性进行相应排序，认为那些被大量重复报道的议题是最重要的。麦克库姆还结合受众接触媒介的频率、受众的兴趣及受众对媒介的心理需求等方面的因素，对议题设置效果的生成条件进行了研究。直至今日，关于大众传播媒介的议题设置功能的相关研究一直盛行不断，议题设置的局限性、议题设置的层次性效果、新媒体环境下的议题设置等问题都将成为研究者们关注的焦点。

大众传播媒介的“隐性功能”是相对于“显性功能”而言的。大众传媒的“显性功能”指的是以上提到的拉斯韦尔的“三功能说”、赖特的“四功能说”、施拉姆的功能说、拉扎斯菲尔德和默顿的负面功能说，甚至之后众多研究者例如麦奎尔等对大众传媒的功能的总结。李普曼将人所处的环境分为“现实环境”和“拟态环境”（也译为虚拟环境、假环境）。他在经典著作《舆论学》的前言中借用柏拉图的洞穴人寓言隐喻了媒介化社会带给人们的只是一个“拟态环境”，是不同程度上人们对环境在脑海中的描绘而已。李普曼通过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的方案相比较，认为舆论涉及的是间接的、看不见的和费解的事实，是隐性的。他对“拟态环境”的经典描述折射出大众传媒不易被察觉的隐性功能，为后来者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1947年，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默顿在其《明显的和潜在的功能》一文中对传媒的“隐性功能”做了更明确的阐释，他认为显性功能是有意图的、有意识的、预想的功能效果，而隐性功能则是无意图的、无意识的、未能预想的功能效果。现代社会是一个媒体社会，媒介渗透在现代生活的每个角落，它对人们的影响远远超过了人们所预想的结果，变得不可捉摸。由此可见学界对大众传媒功能的研究一直是兴盛不断的，从最开始拉斯韦尔的“三功能说”、赖特的“四功能说”，到施拉姆的“经济功能”，甚至拉扎斯菲尔德的“负面功能说”。我们看到，不同的历史时期，大众传媒的功能不尽相同，即使在同一时期，不同的阶层、个体对大众传媒的理解也各不相同。

总体来说，当前我国的大众传媒具有信息传递、监测环境、社会协调、促进经济发展、舆论监督与引导、文化传承、知识教育、休闲娱乐等功能。当然，大众传媒也确实呈现出正如拉扎斯菲尔德所谓的“负面功能”，例如隔绝了真实世界、降低了大众的审美情趣、麻醉了人们的心灵而使其丧失判断力等。作为社会子系统之一的大众传媒，既能为社会提供众多的正能量，也会不小心成为社会负面因子的载体。大众传媒的功能本身就不具有自足性，因此，要辩证地认识、理解和使用大众传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