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媒体环境下受众新闻行为：研究不足

1.跨学科研究总量少，主动性差

从传播学方面看，受众行为相关理论主要是以下三种：沉默螺旋理论与舆论行为相关，受众选择性注意理论更偏向与心理层面，使用与满足理论阐述需求与行为结果之间的关联。传播学领域对于受众信息行为机制研究方面的理论非常匮乏。

少数传播学研究者开始迈出跨学科的步伐，比如黄可，柯惠新（2014）就围绕媒介消费的影响因素研究，从社会学、管理学、心理学等各个学科汲取理论营养，创建多层次媒介消费影响机制模型；王艳玲，何颖芳（2013）以信息科学意义建构理论为基础，归纳出影响我国网络用户信息行为的四个方面，验证个性因素对网络舆论的影响。还有一些研究者借鉴人类行为理论中的计划行为理论、科技接受理论等对博客使用行为（黄炯，2007）、手机报服务继续使用行为（张志烹，陈渝，2011）、手机电视使用（巢乃鹏，孙洁，2012）、手机微博使用（张凌霄，2013）等受众新媒体采纳行为展开研究。这些研究都是利用跨学科的理论优势来研究受众行为规律，弥补传播学受众行为理论的不足，虽然数量不多，但也意味着跨学科研究的开始。

从信息学科方面看，由于大众传媒的发展，跨学科研究趋势的推动，许多信息学科研究者从研究专业人员信息行为领域跳脱出来，将研究视野扩展到传播学受众行为研究的范畴，利用信息科学理论对受众在大众传播框架下的信息行为展开研究，其研究主要集中在“信息传播行为”的规律与机制探索方面，研究数量在整体传播学受众信息行为研究中并不突出，但在近年呈递增趋势。

综上可见，传播学受众信息行为的跨学科研究数量不多，而其他学科对于传播学信息行为研究的渗透力要远强于传播学对于其他学科的主动链接。

2.全媒体视角的研究少

尽管新媒介研究增多，绝大部分研究仍聚焦于单一的媒介使用行为。以下这两类研究还很少：不同媒介使用行为比较研究、多元媒介环境下的媒介选择行为/使用研究。

（1）“不同媒介使用行为比较研究”有待拓宽。

已有比较类研究的主题主要集中在新媒介与传统媒介的比较性研究中，比较研究的广度需要拓宽，研究深度需要加深。

多数研究都从“时间”角度去切入观察新旧媒介发展的态势，试图对未来的媒介发展做出预测和建议。（刘德寰，崔忱，2010；喻国明，许子豪，赵晓泉，2013；吴文汐，刘航，2014）但这些研究还存在可以更深入挖掘的层面，即：是什么因素在左右受众的媒介时间使用？刘德寰等（2010）在研究媒介时间的替代效应时就指出：“媒介时间只是我们观察网络媒介发展变化的一个切入点，而各种因素的影响程度和影响进程分析才是解读网络媒介的关键。”这些因素包括网络依赖度、媒介使用者的自身特征、价值观、网络接触形式等。笔者非常赞同这种观点，因为时间的替代与补充只是行为发生的结果，而其背后的受众心理机制、行为机制才是影响媒介未来发展的真正内因，也是媒介研究预测和指引未来的根本所在。(www.xing528.com)

广度方面，目前多数研究的视角却还囿于新旧媒介的使用行为对比。研究集中于纸媒、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与网络、手机等新媒体的比较层面，而对于融合以后的各种媒介形式之间的比较却非常少。比如，手机网络电视与互联网电视受众使用行为之间的比较、电脑端新闻网页与手机新闻APP之间受众使用行为的比较等。

（2）“多元媒介环境下的媒介选择与使用行为研究”匮乏。

目前很多研究都停留在描述单个媒介渠道的接触上。许多大型的调查可以给我们呈现宏观上受众人群使用各种媒介的数据，比如复旦大学的新媒体研究调查、中国互联网中心每年两次的统计报告、艾瑞网发布的各种媒介研究报告等。也有大量研究给我们展示了不同受众群体单独使用各种媒介的行为研究。但是在多元媒体并存的情况下，受众不仅仅形成了对某一种媒介的使用偏好，还形成了媒介组合使用习惯。研究者不能忽略受众真实的日常媒介使用情况。

3.受众行为机制的研究少

在大量的使用与满足研究中，我们很难发现有研究涉及受众行为机制的研究，大部分的研究在用数据呈现受众的媒介使用行为结果，却很少有研究去进一步解释受众行为的机制。而对比上文中提到的大量跨学科研究，却发现所有跨学科研究都集中于这个主题上，可见，受众行为机制研究少的原因正是理论的弱势和缺乏。

4.特定人群的重复性研究多

在文献检索结果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到目前受众行为的研究对象除了整体受众，就是以年龄、性别、地区、职业、阶层进行划分，选取一定的人群进行研究。在已有的研究中，学生、农民、儿童、青少年等群体是关注的重点，对这些特定人群的研究比较集中，需要拓宽。另外，不仅仅要拓宽，而且要转换人群的分类方式。找到行为方式与人群特质之间的关联，从而揭示受众行为背后的更深层次的原因。

5.研究方法比较单一

由于传播学受众信息行为研究主要以简单描述行为为主，所以研究方法和手段都比较单一，鲜有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