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播的多元与融合：社会转型期的中国

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社会逐渐进入一个多元竞争，多样统一的社会，社会“分层形态、分层秩序和分层机制稳固下来，使个人和群体在社会分层中的位置确定下来，使人们的地位变化遵循一定的渠道和规则”[1]。广播这一传统媒体也随之发生着变迁，这种变迁过程呈现的特点多元而丰富，有一个共同的指向，就是融合。有形态上的，如广播与手机、网络等新媒体的融合，手机广播、微电台、网络广播等；有结构上的，如各种类型的各地广播电台之间的联盟；有功能上的，如起社会整合功能的社区广播、新闻广播等。在中国社会变迁的历史进程中，广播与社会发展始终保持着互动，今天，在媒体竞争中依然处于弱势地位的广播，已经显示出其作为社会塑成型媒体的优势与特性，这也许将成为广播今后发展的方向和契机。广播不应仅传递信息，还应是社会各阶层利益表达的渠道，是促进冲突与问题解决，实现各方沟通与协调的工具。

第一，作为碎片化社会沟通工具的广播。社会分化程度是衡量社会系统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一个多层分化的社会较之以往的总体性社会无疑是一种巨大的进步。然而分化也潜伏着危险：在从社会经济领域的分化到社会阶层的分化中，在调动社会成员积极性和创造力的同时，社会各组成部分之间的分裂、冲突和矛盾进一步凸显，如果不加整合终将引致一个分裂的社会。因此，社会系统各个阶层和各组成部分之间的联系应该是有机的、和谐的，不是简单相加，更不是分离和冲突，社会需要整合。在社会整合的过程中传播具有决定意义。

传播将分散的个人联系起来，形成有一定秩序的丰富多彩的社会；传播为社会成员营造共通的文化氛围，提供共同的价值观念和统一的行为规范，传播显示出明显的社会整合作用。“传播的社会整合作用对于传播活动自身来说，是一个显著的功能。而对于社会来说又是一种不可缺少的力量。是传播实现了人们的联合，形成了社会群体和社会组织，又是传播保证了社会群体与组织的延续。所以，我们认为，没有传播，没有传播对社会的整合，也就没有社会的存在和发展。”[2]这里的传播是一个宽泛的概念，从充当社会整合工具，构建社会纽带的角度来说，只有大众传媒可以担此重任。正是大众传媒通过人们共同经历的某个事件将社会联结到一起，“这些媒介事件证实的是一种共同的身份与认同。它们使受众以一种理想化的方式来看待其所处的社会，其所宣扬的是一种共同的价值观、记忆或体验”[3]。

随着“非典”的爆发，汶川特大地震、舟曲泥石流等重大突发灾害事件的发生，广播所具有的伴随性强、传播速度快、接受方便、容易到达等其他媒体不能比拟的优势，使之成为突发事件中最有力的媒体。不仅让身处事件中心的人们得到及时准确的信息，消除心中的疑惑和恐惧，而且让全国人民在同一时空下共同关注、感同身受，树立共度时艰、上下一心的信念，一次又一次地展现了广播对集体性的自我实现、协调、社会整合与认同的巨大功能。

第二，作为社会知情权保障的广播。“一个健全、运转灵活通畅的社会，通常是新闻信息自由流通、社会透明度高、信息不对称现象较少、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成员认同程度提高的社会。”[4]“新闻信息自由流通、社会透明度高、信息不对称现象较少”的基础在于社会主体知情权的实现，这是整合社会正常有效运转的前提。人们对社会生活各方面信息的获取主要是通过大众传媒实现的，因为“大众传播是社会的耳目。它为社会提供做出决断的途径；它为社会提供认识自身的具体声音。它是传达社会价值的主要源泉”[5]。大众传媒通过客观公正地报道社会环境变动，构建社会公共领域，完善社会信息公开透明、社会预警等机制，来保障公民知情权的实现。今天，广播新闻频率的“王者回归”恰恰反映了大众媒体对受众知情权的实现和保障，新闻评论取代新闻报道本身成为各大广播电台新闻频率主打的重头戏，并且已经成为听众最喜欢收听的广播节目之一。这些现象足以说明在海量信息时代，在鱼目混珠、鱼龙混杂的信息环境中，如何获知信息背后的品质与真实，如何通过媒体获得判断的依据，成为大众媒体的责任和受众的迫切需求。

第三，作为社会公共领域平台的广播。在一个有机联系、和谐发展的社会里，社会公平、正义必须得到维护，其关键在于社会各阶层的利益能够得到充分表达，大众传媒是构建这种表达机制的不可或缺的组成。“新闻传媒既是公共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公共领域的一种内在机制；它既是报道公共事务和公共政策的信息平台，又是人们对公共事务批评和评价的舆论平台。”[6]哈贝马斯在对公共领域的阐述中提到：“私人领域是指由市场对生产过程加以调节的经济子系统，而公共领域则是由各种非官方的组织或机构构成的私人有机体，包括团体、俱乐部、党派、沙龙、报刊、出版等，属于社会文化领域，为人们提供讨论和争论相关公共事务的场所。”[7]在当今中国，构建社会公共领域对社会各阶层，特别是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尤为重要。这种利益表达空间不是分裂的、冲突的，而是调解的、整合的，使社会成为一个和谐统一的组织结构。

按照美国社会学家勒纳（Daniel Lerner）的表述：“媒介使用率增加后，人们在经济与政治方面的参与程度随即扩大。”[8]新闻广播的崛起一方面培养了受众对经济、政治、社会生活的参与习惯与思考能力，另一方面也表明了受众参与政治、经济、文化等重要领域的能力和水平提高。正如勒纳（Daniel Lerner）的观点所述，这本身就是现代性的体现：“各地都市化程度提升后，均能提高其人民的识字率；人民的识字率提高后，其媒介使用率便会增加。”[9]这里所说的现代性包括几个要点：无限进步的时间观念；民族国家的形成及其组织机制与效率问题；以人的价值为本位的自由、民主、平等、正义等观念。按照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纯新闻广播这种广播类型的崛起实际上提供了一种公共领域，通过电台与受众间，电台与嘉宾（包括官员、专家、学者等）间，嘉宾与受众间密切而频繁的沟通与互动，构建了可广泛参与，自由表达的公共空间，通过对社会政治、经济等重要领域的思考，推进自由、民主、平等、正义等观念的形成。

在广播社会功能变化过程中，呈现出多元发展的图景：形态上，如广播与手机、网络等新媒体的融合，衍生出手机广播、微电台、网络广播等社交型广播；结构上，如各种类型的各地广播电台之间的联盟；功能上，如起社会整合功能的社区广播、新闻广播等。

社交型广播与新技术融合而成。按照维基百科对社交型媒体（social media）的定义：它是一种用于社会交往，可得便利、可扩展性强的传播媒体。在社交型媒体这个基于网络技术的高度互动的平台上，个人和组织进行信息撰写、发布、分享、讨论、修改等，通过信息互动式传播，社交型媒体使公众从信息消费者转变为信息制造者，推动了知识与信息的民主化进程。网络广播、手机广播、微电台等新广播形态已经具备社交型广播的基本特征，排除经济因素考虑，社交型和互动型广播的出现极大地实现了传播者、接收者、旁观者或参与者的媒体接近权，“互动”和“社会参与”成为显著特征，这也是网络与广播、手机移动媒介与广播能迅速融合的原因之一。新媒介对社会各阶层所具有的“绕过”现存制度化渠道的潜力，为大多数人带来了机会，降低了他们对各种垄断性信息和影响来源的依赖，成为一种新的平衡器。

例如，基于新浪微博建立的微电台是电台与微博的结合，用户可以在收听广播的同时通过140字的微博留言与主持人互动，提供信息、发表观点、参与制作广播节目。曾经的受众在收集、报道、分析和传播信息资讯时扮演了越来越主动的角色。在互联网宣扬的平等意识被普遍接受的Web时代，网络广播、手机广播、微电台等社交型和互动型广播借助网络传播的对等性颠覆了传播者居高临下的传播地位，受众地位由同步被动式的“接收”向异步主动式的“选择”转变。自主地选择“在线收听”或“下载收听”，尤其是用户自制（UGC）形式的出现，使随意组合自身需求的信息产品成为网络广播的突出特征。而“消费者即生产者”和“用户创造内容（UGC）”正是社交型媒体的核心理念。

广播联盟整合受众资源。从自身单打独斗走向联合发展，横向联盟、纵向联盟、混合联盟，通过广播联盟的聚合作用，广播电台之间形成信息交流、节目交换、资源共享的网络平台，其内容提供能力、公信力和品牌影响力得以提升。这些广播联盟以或松散或紧密的合作方式，取长补短、资源共享，将碎片化社会分散的受众群体重组整合起来，满足整合型社会的发展需要。比如2006年成立的中部六省广播联盟，是在国家提出中部崛起战略后，由位于中部的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山西、河南六省的省级广播电台自发组成的广播联盟形式。中部六省广播联盟每年在全国或区域性的重大事件如全国两会、中博会期间，共同组织采访、直播、论坛等多种合作，搭建起一个有3亿听众的大平台，突破广播区域媒体的限制，在一定程度上对促进中部六省经济合作、融合起到了减速器的作用。但是这种联盟缺乏严密的组织形式，概念层面的合作多，实质层面的合作难以持续和深入，容易陷入简单重复，内容、形式、语态上缺乏创新和联合。

社群广播将成为新的社会塑成型媒体。社群将成为今后社会发展的重要单元，定位社群的广播将成为社会整合的有力工具。从受众来看，社群广播是针对某一特定社群受众的广播，它的对象不是个体，而是一个群体。它有着特定区域范围，大到一座城市，小到一个街道、一个村庄、一个企业、一个学校等。社群广播的受众至少拥有一种明显的社会或文化特征，拥有共同的居住社区空间，同时也是社区的成员。作为团体或公众的受众具有相当的同质化，共同的特征与组成的稳定性，尽管高度商业化垄断媒介正阻碍受众成为“团体”或者“公众”，但地方与社群广播的成长却有利地证明着此类受众的形成。社群广播节目内容和传播方式体现社区文化特征，注重信息本地化，有强烈的地域性特点。节目内容侧重为社区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群众生活服务，传播方式为本社区群众喜闻乐见，社群广播不仅仅限于反映现有社区文化形态，还积极参与丰富社区文化的建设，营造和形成新的社区文化。社群广播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节目的互动参与性强，参与者互相间有群体认同，易于沟通。(www.xing528.com)

总体来看，我国社群广播发展滞后于整合阶段的需求，起步较晚，发展较慢，有相当一部分社区广播仅仅是省市县电台的一个社群直播间，虽具备社群广播的一些特征，但仍非真正意义上的社群广播。这类广播的代表如2005年3月1日开播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城市管理广播。城市管理广播立足本地新闻，注重居民参与，每天播音20.5小时。通过成立城管广播社区信息员队伍，深入社区，举办“魅力社区评选”等活动，促进居民对社区的了解、认同，调动居民参与社区建设的积极性，增强社区的凝聚力。

中国现行的广播业是从一个行政总揽的起点开始的，当社会转型继续深化，思考未来中国广播发展的路径时，公共广播与商业广播双轨并行发展似乎理性可行。广播作为大众媒介，应该逐步从行政体制的架构中脱离出来，最终成为一个独立的专业化的媒体行业，在法律的框架下，逐步实现公共广播与商业广播的双轨制。单一类型或单一模式的广播理念与实践不仅是过时的，而且是危险的，公共广播的引入有助于推动整个社会的平衡、和谐发展，发挥广播作为社会公器的作用，构筑出社会公共领域。中国当代的公共广播作为一种制度，必须与整个社会现代化、民主化、法制化进程相适应，共同前行。

[1]李春玲.断裂与碎片[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558.

[2]杨善民.传播在社会整合中的作用探析[J].文史哲，1998（1）.

[3][英]詹姆斯·卡伦.媒体与权力[M].史安斌，董关鹏，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175.

[4]赵路平等.和谐社会中的媒介角色构建[J].传媒观察，2005（4）.

[5][美]沃纳·赛佛林，小詹姆斯·坦卡德.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M].郭镇之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4.

[6]林志力.新闻传媒在建构和谐社会中的历史使命[J].新闻与写作，2005（4）.

[7]转引自陈卫星.传播的观念[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342.

[8]转引自[美]威尔伯·施拉姆.人类传播史[M].游梓翔，吴韵仪，译.台北：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94：478.

[9]转引自[美]威尔伯·施拉姆.人类传播史[M].游梓翔，吴韵仪，译.台北：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94：4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