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变迁所带来的受众变化使得当代广播传播观念、传播方式、表达语态发生了巨大的变迁，那么显然作为大众媒介的广播也能动地影响着受众，并通过受众影响着整个社会。传播创造了文化并推动社会的发展，传媒如何选择传播内容，选择什么样的内容进入传播，如何在受众需求和传播内容中选择信息对称点，如何给予不同阶层平等的话语权，这些在今天的中国社会都成为传媒影响受众的重要途径。
经过短短几十年的发展，中国社会已经经历了加速和叠加转型的几个阶段，社会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社会发展活力充盈、社会结构发育和阶层分层初步定型；与此同时，社会矛盾激化、社会问题突出、社会冲突凸显。按照发展经济学的说法，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时，一个国家各种社会矛盾开始集中凸显，失业人口增多、城乡和地区差距拉大、贫富悬殊扩大等，中国社会当前就处在这么一个特殊的时期。作为听众的人群本身存在着多元化的构成和诉求，对媒体公开信息、彰显公民知情权、维护本阶层利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等方面的要求尤为凸显。2003年的“非典”疫情使得新闻媒体在保障公民知情权中的作用得到政府和受众的重视，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则凸显了广播媒体对社会核心价值回归的引导和推动。通过在特殊条件下，广播媒体在信息发布、稳定人心、心理疏导等方面的重要作用，转型期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冲突、冷漠甚至倾轧得到平衡，社会主义社会的核心价值理念得到张扬和回归，友善、互助、奉献等精神重新为人们所崇尚。
广播媒体对社会发展观念重构的另一个影响力是舆论监督。舆论监督是新闻传播媒体的重要职责，如今广播媒体在发挥舆论监督功能时，注重新旧媒体的信息共享、追踪报道，营造强大的传播合力。比如，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的《新闻纵横》、湖北人民广播电台《焦点时刻》等舆论监督节目，通过展示问题、提出议题、引导关注，打开了一个窗口，让处在社会强势阶层的政策决策者们看到问题，通过报道，让相关职能部门来关注和解决问题；让中间阶层建立对公平正义、积极健康、文明进取的价值追求；让弱势群体的话语空间得到扩大。舆论监督通过一个具体的议题设置，引导舆论，推进社会文明进程。比如2012年年初，湖北人民广播电台推出了《被蚕食的沙湖》系列追踪报道，关注水环境遭遇人为破坏的严肃问题，曾经为几代武汉人美好记忆的城中湖沙湖，因为非法围湖造田，开发房地产，造成湖泊面积急剧减少，生态环境严重恶化。这个系列报道的每一篇一播出就立刻通过湖北网络广播电视台转载，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广网、中央电视台等媒体纷纷跟进此事，听众打电话、发短信对此事表示自己的看法，通过新旧媒体联动和民众的共同推动，最终促使市政府就围湖造田一事做出了公开的解释和承诺，形成了巨大的舆论影响力和推动力。现在的广播往往通过几家联合、网台联合的方式提供议题、引导舆论，并推动事件进展，起到社会发展助推器的作用。
从改革开放进程的启动，到社会阶层明显分化，再到广播听众的多元和分流，广播媒体随着这一传播过程中的重要因子——传播对象的变化，发生着形态和内容的变化，同时也通过所选取的内容与传播方式形塑着广播受众的版图。一方面，广播媒体在利益的驱动下，通过细分市场迎合着分众化的听众的需求，在唯收听率的标准下决定着节目的取舍；另一方面，受到广播媒体与受众间的抛离作用，一些媒体的主流价值、传播理念得到重塑，社会的公平正义、不同阶层的话语权得以主张，广播媒体的公信力得到提升，重新占据了一定的市场份额。两者之间互相影响、互动发展的机制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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