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国外广播经过漫长而充分的发展过程不同，中国广播几乎是在“先天不足”和“后天失调”的多重干扰下曲折前行。在20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国外广播发展的黄金期，中国正处在剧烈的战争动荡和社会变迁的起伏中，而到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巨大机遇，广播正欲发奋图强之时，又受到了电视普及的巨大冲击，广播被迫边缘化，退居弱势的地位。
在这种情况下，专业化成为广播在社会变迁过程中，在一个越来越多元化的社会中再次获得发展优势的重要机遇。因此，我国广播专业化的起点并不同于国外广播是基于电台数量与市场竞争的充分，而是源于对报纸、电视等跨媒体竞争的应对。换言之，在我国按行政区域划定的垄断的广播市场，缺乏直接的竞争对手，因此对专业化前期的探索大多是自觉的行为，后期则是行政力量的推动，而并非市场压力因素形成的。广播专业化的诉求是为了做大广播规模这个蛋糕，其中主要将人口覆盖率作为重要指标。从广播人口覆盖率等相关指标来看，我国广播专业化经过20多年的发展确实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广播广告收入也有了较大提升，但进入21世纪后，其发展的困境和制约因素也越来越明显。一方面，广播综合人口覆盖水平几乎接近100%（2013年覆盖率为97.79%）[33]，也就是说广播收听人群规模即将趋于饱和，其进一步在扩大覆盖上的推进难度将成倍提高；另一方面，新世纪初网络的迅速崛起造成了对传统媒体的巨大冲击，广播进入市场的成本门槛越来越高，广播的市场竞争力、投入产出比等呈逐年回落的趋势。虽然近年来，我国专业广播数量呈现迅速上升趋势，但是定位不准、专业不专、个性不强、机制不活、节目质量不高等问题，已经开始影响广播专业化优势的发挥。(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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