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广播的推动与发展：政策引领专业化改革

从21世纪初开始，政府行政和政策力量逐渐加大了对广播专业化的推广力度。2001年1月，在全国广播影视工作会议上国家广电总局局长徐光春提出“要积极推进频道、频率的专业化、对象化”。第二年12月召开的全国广播工作座谈会上进一步提出全面推进频率专业化改革：从广播“珠江模式”在20世纪80年代首创开启了广播改革的最初尝试；到90年代初以北京台、上海台为代表的直辖市广播电台广播改革的最初尝试；再到90年代中后期，省、计划单列市及省会城市电台频率专业化全面推开。频率专业化是广播运作的重大举措，使广播节目布局和节目形态发生了质的变化，广播的贴近性得到了很好的体现，为广播的再发展奠定了基础。[16]

2003年，政府将这一年确定为“广播发展年”，成为官方正式和全面推进广播专业化的标志。在2003年1月召开的全国广播影视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了“广播发展年”的重要任务之一是推广广播频率专业化改造，并要求各地广播电台在2003年内加快广播频率专业化、节目对象化改革步伐。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政府有关部门第一次将一个年份确定为“广播发展年”，从此中央两台和31个省级台进行了全方位调整和频率专业化改革。比如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相继推出了几个“之声”，北京、上海、广东、江苏、深圳等较早进行频率专业化的电台又进行了进一步的整合重组，明确节目定位，优化人员配置，打造强势品牌。[17](www.xing528.com)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广播专业化实践是沿海及发达地区一些广播电台先行改革尝试的基础上发展的。不容忽视的是，在专业化实践中始终存在的是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沿海和发达地区远远好于中西部及欠发达地区，一些起步较早的电台在21世纪初已经实现了收入“亿”的突破，而有些地区电台才刚刚进行节目和频率的调整，对频率专业化概念模糊不清。在这样的局面下，政府及政策的推动将广播媒体的自发行为变为了一种官方部署、政策制定和行政推动，对广播电台在节目制作、频率设置、体制框架、机制运营、业务开发、管理体制和用人制度等一系列问题上的督促，使得21世纪广播专业化在行政力量的影响下加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