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播经营体制不顺、媒体身份模糊、政府直接干预大大多于间接调节是制约广播经营发展的主要环境因素。在我国，媒体是工业、公众服务、政治机构的集合体，改革开放30多年来，政府、媒介管理部门、媒体自身试图将这三种身份的界限厘清，但是至今，我国媒体的身份仍然不甚清晰，因此产生了诸多问题。从性质上来说，媒介归国家所有的本质不能变。党管媒体，准入制度不能变。从运作机制来说，既执行政治宣传功能，通过现行体制获得垄断权力和社会公信力，又要通过市场经营获得经济收益来维持媒体的再生产，这种体制的矛盾让媒体陷入了“两头沾”而不能自拔的怪圈。承担宣传功能的媒体，同时又是追逐利益最大化的主体，因此，出现了媒体在经营上“一抓就死，一放就乱”的怪象。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召开，拉开了文化体制改革的大幕，提出“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区分，2003年12月，国家广电总局下发了《关于促进广播影视产业发展的意见》，将广播影视业区分为公益性事业和经营性事业。对公益性事业和经营性事业的区分，是对广播媒体经营扩张的助推器，但是，从实践来看，这种区分存在着更多政策和操作层面细致的剥离、整合和建设，其时间周期也许要持续第二个30年。
广播经营走到今天，已经不再是当初广播人为解决吃饭问题而做出的应对之举，但广播经营管理之路却始终关乎广播媒体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生存与发展。30多年来，我国广播经营管理改革始终在国家与媒体之间，媒体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之间的张力下进行，制约广播经营发展的环境因素，说到底，仍然是广播媒体身份模糊，广播经营主体不明晰。媒体经营管理改革的推进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国家与媒体博弈的过程，媒体经营管理制度的变迁一方面发端于市场环境下的诱致性变迁，另一方面一旦获得国家认可，进入相关政策层面，就转化为国家权力推进的强迫性变迁。当无法获得国家认可时，就只能在体制边缘徘徊。从1978—1986年的经济建设时期，到1987—2002年的经济调节时期，再到2003年以后的公共服务、社会和谐，当国家权力着力点在30多年间不断变迁时，媒介经营管理改革的方向和进程也发生着变化。
广播媒体身份、经营制度的明晰必须依靠文化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广播电视作为第三产业的定位早已明晰，产业是由企业团体组成的，如果没有真正的媒介企业，如果不能真正地实现企业化运营，就谈不上真正的产业化。目前广播电视亦事亦企的身份使其市场服务主体的意识相对缺乏，发展的动力、压力、活力不足，管理制度和运营策略无法建构。因此，必须对媒体属性进行明确的区分和重组，将集团内部公益属性明确的主流媒体剥离出来，由国家和集团拨款的方式维持其运转，突出其宣传功能、舆论引导功能、党的喉舌功能，对集团内已经具备商业经营条件的媒体，在产权上归国家所有，在运作上完全产业化，充分按照市场经济规律运作。
广播媒体经营管理的改革还应该涉及媒体内部层面的管理体系，对媒体内部管理层面的诸多问题比如人事制度、财务制度，生产管理、设备管理等，进行重新的设计，这些问题的解决首先应该建立在媒介体制层面的上位问题解决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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