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广播的自上而下信息发布者

我国现行的广播事业作为党的广播事业，其源头应该追溯到1940年12月30日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诞生，这也就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前身。20世纪40年代，延安新华广播电台诞生时不是一个独立的传媒，而属于新华社编辑科口头播音组，主要广播中共中央重要文件、重要评论、讲话、消息等。直到新中国成立，口语广播部脱离新华社而成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从延安时期开始到改革开放前，广播长期以来最重要的功用即是传播党的方针、政策、决策、主张，是组织传播的信息途径，承担着自上而下的信息和指令发布功能。这一时期的广播最主要的功能是“放大器”。

“文革”期间，广播业一片凋零，中共中央当时要求“凡广播电台（中央和地方）的宣传，均以毛主席审定的、《人民日报》公开发表的社论和消息为标准；凡中央报刊不发表的，电台一律不得广播”[7]。中央电台成了“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的录音版，作为“放大器”的广播失去了媒体的独立特性。中国广播开始进入了大发展时期是在“文革”结束后，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带来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改革春风。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中国，电台数量少，办台模式单一，电台角色定位主要是传播党的方针、政策、决策、主张，功能主要是为听众提供新闻和文艺，从具体节目编排上看，新闻与戏曲、曲艺和文学节目占据了全天节目的绝大部分（参见附录A，表A1）。这样的状况在短时间内极大地丰富了被禁锢已久的人们的精神世界，全家人甚至左邻右舍围在一起收听着收音机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成为当时非常普遍的社会现象。在那样的情况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是国家政治体制下最权威的电子媒体，全国电台千篇一律照搬照抄中央台的办台模式、节目编排，以成为中央台的翻版为目标。

20世纪80年代初，国家层面开始酝酿和思考广播改革。这期间，最重要的政策当属1983年3月，第十一次全国广播电视工作会议所提出的八项方针。这是中国广播史上一次意义重大的会议。这次会议确定了包括以“四级办广播，四级办电视，四级混合覆盖”为发展目标的八项极为重要的大政方针，提出了“扬独家之优势，汇天下之精华”，这一方针要求广播电视充分发挥其传播广泛、迅速及时、感染力强、声形并茂的优势，走出一条与广播电视自身特点相适应的发展道路。八项方针推出后，中央和地方电台办台的积极性被极大地激发，广播从业者开始主动思考广播角色功能，在新的时期、新的形势下怎样办台、怎样改革创新等重大问题，引发了中国广播电视界的思想大解放。从此，中国广播电视和当时的中国社会一道，开始踏上充满机遇、充满挑战的改革之路。

在中国从总体性社会向分化性社会转型的最初阶段，政策层面推动力量隐约显现，中央台作为国家电台在探索广播新角色上做出了自身的探索，一些微妙的改变显示出某些积极的迹象。

（1）1980年元旦，中国广播电视开始向产业化迈进探索的步伐，其标志之一在于中央台播出了建台以来的第一条广告。(www.xing528.com)

（2）1980年2月，中央台与《歌曲》编辑部共同举办了“全国听众喜爱的十五首歌曲”评选活动。《军港之夜》、《乡恋》等歌曲的当选，显示了广播在丰富人们精神文化生活的角色功能，满足了人们在曾经被样板戏和革命歌曲禁锢后，对抒情歌曲等多种文艺样式的热切渴望。

（3）1980年10月，在第十届全国广播工作会议重提“自己走路”的办台方针，并对广播事业的经验教训进行全面总结之后，中央台自采新闻占播出比例的50%以上，同时在广播新闻中较多运用音乐与音响等多种声音元素。

（4）1981年1月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开播了我国第一个有主持人的广播节目《空中之友》，广播主持人徐曼以柔和亲切的音调服务于台湾同胞，《空中之友》一经播出就轰动了海峡两岸。同年4月，全国第二个主持人节目《大众信箱》在广东人民广播电台开播，由李一萍、李东主持，被称为“北徐南李”的节目模式很快带来了全国范围内主持人形态的节目数量的大量增加。

（5）1981年6月，中央台开始试播调频立体声音乐节目，每天播出5个半小时，这类音乐节目的出现引起了广播从调幅广播到调频广播的革命性转变。

这一时期，广播电台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家独大，在政策因素刚刚开始显现作用的时候，以上这些看起来的“偶发事件”至少反映出，中央台开始从单一的宣传角色向经营者角色、娱乐角色、广告发布角色等多重角色转型，广播开始在以“宣传为中心”的前提下，以“主持人中心制”颠覆传统的“编辑中心制”工作模式，并将“人”的因素重新纳入考虑和审视的范畴，此时以听众需求为本的思想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