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思路与方法|分化与融合：中国广播在社会转型期

本书将对当代中国广播发展与社会关系的研究放在改革开放30多年间中国社会转型的视野下，对其进行社会的、历史的、经济的、技术的多维视角观察。既有历史的概括梳理，又有横向的思辨探讨。本研究在对现有传播学（广播学）、社会学、广播电视社会学、信息学、传播史理论的汲取和对文献整理的基础上，对当代广播发展呈现的状态进行扫描和梳理，对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社会、经济、文化、技术变迁进行考量，并将广播及其发展动向与社会的变迁相比对，勾勒出广播对社会的影响，社会对广播的型塑，广播发展与社会转型同构对应的轨迹。

本研究采用的方法论原则包括社会变迁演化观、广播生成观、广播场域观。

如前文所述，广播与社会相互作用和发展是在社会变迁演进的过程中发生的，并且仍在进行当中，对这个“活生生的事物”的研究必须将其纳入社会变迁演化观的方法论原则下。社会变迁演化观是把社会变迁过程视为一个由社会结构的分化与一定程度的分化背离矛盾运动的演化过程，并且认为社会行动者与环境的互动构成社会变迁的动力的方法观念。社会变迁观源自社会学功能—结构理论学派的理论资源，功能—结构理论学派在描述社会变迁和进化过程时引入了这样几个要素：“一是系统单位日益分化，形成功能上互相依赖的模式。二是在分化的系统中，确定新的整合原则和整合机制。三是分化后的系统适应环境的能力日益提高。”[16]社会变迁演化观认为社会变迁的动力来自社会行动者与环境的互动，社会变迁演化观是揭示与分析广播与社会转型互动的基本观念。

广播生成观是将广播与社会环境互动发展过程看成是一个不断生成新的广播种群和新的广播环境因素的过程。广播在中国将近90年的发展历程表明，广播的转型发展就是随着社会环境变化，不断生成新的广播种群和新的广播环境因素的过程。

广播场域观是从广播及其相关要素间客观关系网络中分析广播转型的方法观念，强调的是广播及其生存环境的密切联系。“有效的媒体研究不仅要理解媒介的内容，而且要对付媒介本身及其发挥作用的这个文化环境。只有站在对象的身边对它进行全局的观察，你才能发现它的运作原理和力线。”[17]20世纪90年代，布尔迪厄提出了“媒介场”（media field）概念，即媒介在社会生活系统与其他事物作用的一个网络，成为媒介社会学研究的新范式。用场域的观念进行考量，广播场域至少包括政治场、经济场、听众场等多个场域，在场域中勾画广播及其相关要素不断变化的网络结构空间。

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本书融入社会、政治、经济、技术等观察维度，采取历史梳理分析、个案分析、范式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在汲取传播学、社会学、广播电视社会学、信息学、传播史理论和对文献资料整理的基础上，选取典型的广播媒体进行近距离观察，对社会因素中的受众因素也将采取调查的方式，勾勒出当代中国广播与社会发展互动机制及调适效果。(www.xing528.com)

具体分析和运用过程表现在：

第一，注重运用多维视角的分析方法。对改革开放30多年来，社会转型分化中的广播进行多方位的考察，包括广播角色的分化、广播种群的分化、广播经营管理的变化、受众的分化等，选取有代表性的广播电台进行全景扫描，对广播所处的社会关系、社会生活的热点、社会舆论、社会主题切换等进行深层次剖析。

第二，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对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中国广播发展的历史脉络进行分析和描述，同时对这一发展演进过程的内在逻辑进行揭示和预测。本书从广播与社会转型互动的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开始，对两者互动的不同领域做分门别类的分析，运用社会互动理论和传播媒介理论来观察广播与社会生活的具体关系，从机制调适论述二者之间具体而微的关系及变化，以细腻的梳理和呈现30多年来中国广播在社会转型发展中的变化和对社会的适应过程。

第三，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在提出观点的同时，对30多年间广播电台数量、电台所占比例、播出时长，听众数量、听众种群，以及广播节目分类、来源、广播经营变化等进行分门别类的数据统计，用定量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使本研究更为全面严谨。

第四，个案分析法。不仅从历史和理论出发，在每一章节中分析和揭示广播与社会互动的一个层面，本研究还从广播电台和广播行业具体而经典的案例着手，呈现外化了的现象背后的逻辑演进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