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广播在社会转型期的研究成果

传播学在国内只有30年的发展历史，国内学者对传播与发展的关系研究则是在近10多年才开展起来。武汉大学单波教授在《现代传播》2004年第1期上发表的《现代传媒与社会、文化发展》一文中指出，人类社会发展史既是文化创造的历史，也是传播媒介的创造史和传播关系的发展史在传播与社会、文化的关系中，人的创造性、反思性是永恒的“调适器”。在现代性视野里建构的传媒与社会、文化发展的关系，注重的是媒介资本的扩张，而不是媒介的均衡发展；信息的双向流动追求的是媒介的权力（power）及其对他种社会、文化的支配，而不是媒介的权利（right）所包含的对等、互利、相互尊重传播主权、广泛的参与等价值观念；推行的是传播过程中的政治经济文化权力的单向流动与单一控制，而非在文化间的协商、沟通、理解的基础上的全球化传播。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对媒介的影响，以及媒介对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作用，均不是直线过程，而是要通过权力关系体系起作用。传统性、现代性和后现代性在现时代表着三种发展观和三种力量，它们共存于中国社会、文化发展的框架内，它们之间的张力和搏击正是推动中国社会、文化发展的重要契机。同时，也形成了建构媒介与中国社会、文化发展关系的合力。

上海交通大学的张国良教授领衔在2009年完成了九卷系列专著《中国发展传播学》，这是我国21世纪以来规模最大、涵盖面最广的一项媒介与受众抽样调查之作，调查在全国九省市展开，包括上海、广东、云南等入户访问近3000个样本，可算是我国发展传播学研究的一本重要成果。

对广播与社会发展的研究多以单篇出现，也有少量文章结合一定的背景对广播与社会的互动做了研究，其中以对广播与受众的互动研究居多。新疆大学宋滢等的《广播双向互动传播发展研究》，探讨了当前广播与受众互动的四种模式：来信来电来访延时性互动、热线电话即时性互动、手机短信即时性互动和网络直播帖即时互动；并提出：“在新的媒介环境下，受众接近和使用媒介的欲望空前高涨。贴近互动是广播的功能属性和最大优势，可以在最大程度上满足受众的这种需求。广播通过树立受众本位意识，研究受众的心理和需求，与受众进行更加全面、宽广、深入的双向互动，必将以全新的面貌实现新的飞跃。[11]”

湖北人民广播电台徐蓉的《省级广播传媒与农村受众互动的研究》，结合省级广播传媒受众群体的特点，将互动界定在省级广播传媒与农村受众间，指出两者互动的主次关系、形式和内容的变化，提出提高省级广播传媒与农村受众互动水平的四点对策：在农村节目、农村报道中，要体现“三贴近”原则，即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农民；解决好农村广播覆盖问题；省级广播传媒的农村节目发展要走办“农村频率”之路；省级广播传媒与农村受众互动形式的创新，实现对农村广播品牌节目延伸。[12](www.xing528.com)

中国传媒大学胡正荣教授长期专注广播的发展研究，他在《中国广播》2008年第5期上发表的《变化中的广播与核心价值体系》一文中指出，广播业出现令人欣慰的复苏景象，与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态势是分不开的，正是经济的整体快速发展，城市化进程的加速，都市有车一族数量的急剧增长，促进了广播业新的繁荣。广播在建立和传播社会核心价值体系中具有重要作用。

华东师范大学汪英的博士论文《上海广播与社会生活互动机制研究（1927—1937）》从广播的基本特征出发，梳理了近代上海广播引入的外在基础和内在条件，以广播媒介与社会生活的互动关系为研究对象，通过广播与社会生活的互动及其机制调适过程的论述，揭示了广播是在与社会互动中发展自身并产生了一系列社会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