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广播的分化与融合：30年研究综述

从传播学来看，1948年由维纳所奠基的控制论提出了一个最重要概念，就是控制论模型中的反馈（feedback）部分，信息接收者回应发送者的信念、态度、能力以及手段发展成为今天诸多的“互动”研究。

对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广播分化与融合演进的研究是基于广播学、传播学、社会学范畴以及当代广播发展实践的一项复杂工作，涉及社会发展的政治、经济、文化、技术等诸多方面。其立足点在于对广播形态与其发展应变走向的深层次观察与剖析。其中既有对当代广播发展实践的近距离观察，也应该基于对现有文献的梳理和研究。

本书所观察的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正是广播电视研究蓬勃开展的30年。但是，一段时间以来，对广播这个原本区别于报纸、电视独立存在和运行的行业的关注和研究往往被简单笼统地归并在“广播电视”的概念和思维框架中，做粗放和笼统的表述。这种现象的出现和广播电视业界发展状况相呼应，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的前10年间，电视跃居“第一大众传媒”的位置，将研究者的注意力较多地吸引到了电视领域，对广播的研究进入相对沉寂的阶段。到21世纪的头十年，广播研究才逐渐开始增多，其中的原因与整个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技术进步、广播行业转型复兴直接相关。(www.xing528.com)

从现有文献来看，文献数量和学术水平总体上还都呈现稳步提高、繁荣发展的势头，但将当代广播发展放之当今社会转型视野下进行互动研究的文献非常少。因此，对此问题的文献梳理需要分解到对广播角色、广播种群、广播产业、广播受众、广播规制等层面的研究文献和对传媒与发展关系研究的文献当中。在文献研究中，业界人士和研究学者们对此类问题的研究呈现出两极分化的特点：一是对广播研究没有摆脱经验总结的性质，不少研究者对广播理论问题的研究往往是从其所在电台的实践工作经验出发进行的总结，思辨性与学理性欠缺；二是对传媒与社会发展的研究大多没有传媒发展实践的近距离观察而单纯从理论层面进行阐释，再者对处于急剧变化的社会发展时期的广播研究，缺乏历史观，在社会变化的宏观背景下剖析广播以及发展的研究较少。

但是，业界和学者们对广播形态变化、广播类型、广播改革等方面的研究客观上反映了广播在社会发展、社会变迁过程中对自身调适与发展的主观需求与客观实践，实际上对研究广播与社会互动以及机制的嬗变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可以帮助我们梳理30年来广播发展的形势，探究社会变迁与广播发展的作用与反作用，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一个新的广播研究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