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广播选题背景与意义

广播作为大众传播媒介不仅是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参与者、记录者，而且在与社会总系统的互动中，通过其设置议程、塑造现实、构建自身，推动了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脚步。正如丹尼斯·麦奎尔（Dennis Mcquail）所说的那样，广播“是使我们看到身外世界的窗口，是帮助我们领悟经历的解说员；是传送信息的站台或货车；是去伪存真的过滤器；是使我们正视自己的明镜”[3]。也如美国学者约书亚·梅罗维茨（Joshua Meyrowitz）所说：“媒介如管道，又如语言，还如环境。”广播之于中国，从20世纪20年代，上海十里洋场的喧嚣与繁华，到20世纪40年代延安时期的激情与战斗，到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前沿广州深圳地区的探索与奋起，到21世纪初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家的底气与骄傲。90年间，中国社会的光荣与梦想，屈辱与希望，民族的复兴与崛起，国人的喜怒哀乐、困惑挣扎都在广播这一大众媒介投射与传播；同时，社会的转型发展也生发出广播一个接一个新的媒介环境土壤，使之发挥着一个又一个新的角色功能。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认为：“在现代性条件下，媒介反而在某些方面塑造现实。”[4]

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是中国蓬勃发展、遍地开花的黄金发展期；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之交，广播在电视与网络的双重挤压下跌入徘徊低谷期；21世纪以来，随着私家车数量和移动收听载体（如手机、MP3、MP4等）的增多，中国广播进入深层发展期。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的30多年，广播经历了脱胎换骨的转型，广播角色从党的喉舌到新闻信息传播者再到听众本位、受众中心的传媒，广播种群从单一到多元，广播市场领跑者交替接棒，广播受众从板块化的模糊面孔到高度分化、精细多元的受众媒体，广播的媒体属性由单一的传统媒介向多媒体一体化的融媒体转化，广播在自身转型、分化的过程中，以其媒介权力和媒介能量加剧着社会转型、结构调整和社会阶层的分化，影响着社会成员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生活质量、社会行为等，社会的发展变化又推动着广播发展蜕变与演化，发生角色、种群（专业）、受众、产业等方面的分化。

今天的中国已经迈入了全新的发展阶段，广播的生存和发展也必然面临着新一轮的转型与变革。随着私家车收听群体的壮大和移动收听介质的增加，广播看似已经进入深层发展期，但是在网络等新媒体的冲击和电视挤压的局面下，广播依然是不争的弱势媒体，曾经与广播同样遭受困顿的报纸已经通过一轮又一轮报业集团化改革和多媒体融合发展进入重振雄风的阵营，广播发展的前路如何应当成为当今业界、学界、管理界思考的问题。遗憾的是，今天，这样的思考与研究并不多见。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下，研究当代中国广播与社会发展互动的现象，探索两者互动的路径，呈现和揭示广播生态演进的问题及解决问题的策略选择，就具有了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生态环境是媒介赖以生存的基础，广播生态环境包括广播、受众、经济、社会这个复合生态系统的协调发展和整体生态化，如同对中国社会发展路径的瞩目一样，广播如何在社会转型中走向复苏与繁荣，实现广播与社会的共同演进、和谐发展、共生共荣。这乃是广播业界和学界多年来苦苦追寻和探索的，涉及媒介发展、媒介生态演进、媒介与转型中的社会互动等媒介研究的核心问题。

在实践上，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可以通过考察广播与政策、经济、受众、社会结构分化、新技术等的互动，努力为广播媒介与产业发展提供战略与思考。在政策层面，建设和谐社会、发展文化生产力，在全球媒介语境中树立中国形象，广播都具有不可替代的媒介优势；最近几年，国家广播总局先后提出“广播发展年（2003年是广播发展年）、数字发展年、产业发展年”和“农村服务年”等举措，这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次，拓展了21世纪广播的发展空间。2007年，党的十七大提出科学发展观，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2011年10月18日闭幕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首次以文化命题，更在国家宏观政策层面为文化事业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空间。在经营层面，1979年3月5日新时期首个广播广告“春蕾药性发乳”播出，广播经营从零起步到不断探索产业化集团化道路。在受众层面，当中国从一个封闭社会转变成一个流动的社会，社会的生活方式体现为独立、流动、快速和社会化，社会成员之间相互陌生却又容易因相同特征、价值观形成族群，人的情感容易迷失、躁动与不安，对媒介更加依赖，形成多元的媒介发展格局和媒介需求，于是广播专业化兴起并发展壮大。在技术层面，进入21世纪，随着数字广播、手机广播、网络广播等新广播形态纷纷涌现并逐步占领市场，广播似乎正走出一条新路。(www.xing528.com)

大众传媒作为推动社会转型的重要行业，其自身的转型与升级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计划序列表上始终没能占据优先地位，具有被动性，行政限制、壁垒重叠的情况依然存在，而新的需求和矛盾又在凸显，如广播在公益性质与市场利益之间两难，多介质环境下广播的生存之道等问题。广播既要适应新的需要，又要在克服旧有矛盾中艰难前行，如何改变过去单一功能，满足多层次的媒介需要，如何在社会转型与媒介发展中凤凰涅槃，调整广播角色、广播制度、广播种群，实现产业优化升级，广播面临着艰难的转型。探索广播与社会互动路径，探寻导致这些问题的原因，进而分析解决这些问题，或许可以为广播发展寻找战略思路。

在理论上，为丰富媒介与社会互动理论，特别是为广播与社会互动理论提供一定的帮助。传媒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历来密切，使之成为研究“发展”问题不可缺少的因素，传播的内容存在于人类的主要发展理论和发展模式中，传媒决定着传播活动的效率和效力。传媒几乎与人类的产生、发展同步，传媒变革过程折射出人类文明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的变革。

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在社会转型进程中，中国广播在广播种群、广播产业、广播角色、广播受众等方面亦呈现出不同程度的分化和整合，这一段活生生的历史是丰富的研究资源。然而，由于广播长期的弱势媒体地位，对广播的研究数量少、质量不高，对广播与社会互动的研究更不多见，这一现象无疑于广播实践和理论发展都不利，本书在大量实践经验和一手调研资料积累的基础上，通过活生生的案例与理论的结合，对当代广播发展与社会互动及机制调节的研究，思考其内在传播逻辑与规律，为传播与社会互动理论的丰富提供一些努力。

此外，对社会转型背景下广播发展演进的研究，涉及传播学、广播学、社会学、信息学、经济学等诸多学科领域。特别是在今天，媒体的多载体化、传播全球化及信息的数字化等趋势下，广播出现了多元化、复杂化、数字化等多种形态，原有的传媒秩序和传播系统正在发生大的变革、汇流和整合。在这样的背景下，对当代广播与社会互动的分析，对相关学科建构也有着积极的意义。